周總理為什麼回家要先咳嗽？

編者按：《西花廳歲月》給當代中國人展示了一個過去時代的領袖故事，這個故事沒有當今善於炒作的書商們慣用的“獵奇”和“揭密”，打動人的是故事的平凡和親切，從容和真實。領袖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親情友情，普通人的煩惱和心焦，也會放歌縱酒，也會淚洒人前，這樣的領袖少了仙氣，卻多了人民的愛戴。

本書系趙煒著、泠風執筆、中共文獻出版社出版。包括：三次偶然的選擇﹔意想不到的調動﹔走進西花廳﹔第一次見到周總理﹔進入周總理辦公室等內容。本文系中國共產黨新聞網《西花廳歲月》圖書連載節選。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工作生活習慣，身為偉人的周恩來也不例外。趙煒前前后后同周恩來總理交往了21年，對他的了解遠不是一個側面。從她口中講述的周恩來日常生活，可以讓讀者了解到偉人走下政治舞台的另一面。透過時間與空間的距離，實際上，西花廳中的周恩來在生活中也是一個洋溢著濃厚人情味和親和力的普通人。

和毛澤東主席一樣，周總理習慣於晚上辦公。周總理夜裡辦公結束的時間沒准，最早也要到兩三點，遇上事情多時，他就工作一個通宵。因為通常休息得很晚，所以周總理起床的時間也比較晚，正常時是在八九點，有時睡得晚了要到中午才起。為了讓周總理休息好，西花廳的上午一般都是靜悄悄的，大家說話走路都要盡量壓低聲音，更甭提大聲喧嘩了。

周總理一起床，西花廳忙碌的時刻也就來臨了。先是秘書們忙著向周總理請示匯報工作，有時實在要趕點，男秘書們還會毫無顧忌地把周總理“堵”在衛生間裡。等周總理把個人衛生搞完，他就吃一點簡單的早餐，事情少時，周總理可以在早餐時享受十幾分鐘的清靜﹔趕上事情多，周總理就會讓秘書利用這點進餐的時間給他讀讀大字參考和參考消息。

吃過早餐，周總理一天最繁忙的時刻開始了，他的日程表都提前訂好的，開會、找人談話、調研、接待外賓……幾乎一出去就是一天。周總理回來時一般天都黑了，“文革”前他的一個習慣是每天回來下車要先路過值班室，進去看看有沒有特別重要的事兒，后來，值班室改了門兒，周總理要去還得繞個彎，不太方便，他也就不去了。

周總理還有一個清嗓子的習慣，隻要夜間從外面回來，在西花廳前院一下車他就要咳、咳那麼兩三聲，這樣我們值班的人也就知道是周總理回來了。周總理為什麼回家要先咳嗽，我一直不明就裡，好幾年以后還是鄧大姐解開了我心底的謎。鄧大姐告訴我，周總理這種進門前先咳的習慣是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時養成的，那時他們住的院子沒有電鈴，回來晚了不敢高聲叫門，就咳嗽兩聲當暗號，后來雖然轉戰南北多少年，但周總理進門前先咳嗽的習慣卻一直沒改掉。

因為和鄧大姐的作息時間不一致，周總理和鄧大姐各有各的臥室，有時，鄧大姐都起床了，周總理還在辦公呢。每逢這時，鄧大姐就會輕輕推開周總理辦公室的門，站在門外輕聲督促：“恩來，天都亮了，早點休息吧。”而這時的周總理態度一般是特別好，他常用的口頭禪是：“就睡就睡。”

大家都知道,周總理對他辦公室的門看得很嚴，他辦公時，除了秘書有事可以進去，一般人根本不能進，連鄧大姐也很少進他的辦公室。周總理在辦公室打電話時，除非他允許，任何人不得留下，通常我們看到他接電話或者要打電話，就都先主動退到辦公室對面的衛士值班室去。但有時周總理會在打電話時擺擺手，我們明白，這是不用出去的意思，也許，他一會兒要把這件事交給某人去辦。周總理對秘書打電話也有嚴格要求，他從不許秘書在衛士值班室打電話談他交辦的工作，而是要求我們一定回自己辦公室打。

“要保密，不要對任何人講”，這是我和周總理接觸中常聽他說的一句話。平時，周總理的文件都是由值班的同志拆，但他規定部以上領導和知名人士給他的親啟信件秘書一定不要拆，如果有誤拆的情況也必須當時就封好，同時要在信封上注明是由某某失手誤拆，以后一定注意的字樣。

周總理對我們要求嚴，他自己也是這樣做的，遇上機密性很強的信件，周總理都是親自寫信封和封信，注明由某某同志專送給中央某位領導親啟。有時信寫好了周總理又要添加些內容，他就在信封上注明“這是我拆開又重封的。”周總理對下面工作人員的職責分得特別清楚，在他的辦公室裡，什麼樣事是秘書該做的，什麼事是衛士該做的，他總是一點不含糊。有時，我們在辦公室看到他的杯子裡沒水，很想隨手拿茶杯添上點，但周總理卻堅決不許，他說：“這不是你們干的事兒，讓衛士來。”──在辦公室的服務方面，總理從來不叫服務員，而是讓衛士負責。周總理是個喜歡整潔的人，辦公完畢，他習慣於自己把辦公桌上的文件收拾好，筆、墨、放大鏡等文具也都一一整理得清清爽爽，放到固定位置，臨走還要把椅子擺放好。周總理不在時，我們通常要把文件送到他的辦公桌上，將近20年，我進過周總理辦公室不知多少次，但從未見過他辦公室有過亂糟糟的情形。

盡管周總理每天睡覺很晚，但他卻給我們訂下一條嚴格的紀律：對毛主席和毛主席處的電話一刻也不能耽誤。這條紀律的制定緣自於一樁小事。有一天晚上，周總理工作到很晚，剛剛吃完藥睡下，毛主席處就打電話過來。值班的同志實話實說，告訴對方周總理剛睡覺，毛主席的秘書一聽就說不要叫他了，讓他睡吧。第二天，周總理起來后知道了這件事，把值班的同志狠狠批評了一頓，還特意到值班室向我們所有的人宣布：“以后無論什麼時候，隻要毛主席處來電話，那怕我剛剛睡著也要叫醒我。決不能誤事。”

和工作習慣截然不同的是，身處高位的總理在吃穿方面卻十分儉朴和隨便。

周總理吃的一向比較簡單，早餐通常是一杯牛奶或者一碗玉米糊，再加兩三片面包﹔如果在家吃午餐或晚餐就是兩菜一湯。總理的兩菜是一葷一素，葷菜他喜歡吃魚或紅燒肉，特別愛吃的是淮陽燒獅子頭。素菜裡總理比較喜歡吃豆類和帶葉的綠菜，像蠶豆、豌豆和豆制品以及油菜、空心菜這些大路菜都是他最喜歡吃的。由於經常工作到深夜，總理半夜難免有飢餓的時候，這時，他的夜宵就是一小盤花生米。我有幾次到總理辦公室去送文件時正趕上他在吃夜宵──一邊辦公一邊用手指夾著花生米往嘴裡送，見到我進來，總理就會關心地問：“趙煒，你餓不餓，吃東西沒有？”要是聽說我沒吃，總理就說：“沒吃，那就讓值班衛士給你幾個吃吧。”

“謝謝總理，我不餓。”我總是這樣回答。最初看到周總理吃這樣的夜宵時我感到有些不可理解，一個大男子漢，就吃幾粒花生米當夜宵，能當什麼事？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再見到總理吃他那份獨特的夜宵時，我的心就變得酸楚起來：一個國家的總理，每日十幾個小時不辭勞苦地工作，餓了，就拿幾粒花生米充飢，這讓人感到太簡單、太過意不去了。但總理似乎是習慣了，每日辦公依舊到很晚，花生米也依舊吃得很有味。

“文化大革命”以前，為了讓周總理得到較好的休息，在沒特殊事情的時候秘書們就盡量不給他排日程，為的是讓他身心都能得到一些放鬆。這時，周總理或者會和鄧大姐去首都劇院看一場人藝的演出﹔或者會自費請中辦警衛局服務處的同志來放部電影，招呼住在院裡的工作人員和家屬都來看﹔或者去看望他的老同學潘述倫﹔或者安排一些朋友、親戚到家裡做客。

周總理的客人多，他也特別喜歡待客，不管是找談工作還是開會的，趕上吃飯時候周總理都會熱情地挽留：“別走了，一塊吃個飯吧，今天我請客。”吃歸吃，周總理卻從不理財，飯費從他的工資裡出，他也不知一個月花多少剩多少。 有一次，周總理又留客人吃飯，照例還說是他請客。鄧大姐聽了就在旁邊開玩笑：“怎麼老說是你請客呀，你一個月有多少錢哪？你們是在吃我的，別以為是吃你的，不信咱們分開算算。”

“是嗎？那就讓大姐請你們吃飯。”周總理笑呵呵地說。

從1964年起，周總理和鄧大姐的工資開始分開支配，果然，周總理的工資扣掉房錢、水電費和各種開銷后一個月真剩不下多少錢。這一算，周總理有了點理財觀念，從那以后，他雖然請客如常，但再留客人吃飯時，總忘不了特別聲明一句：“今天是大姐請你們吃飯。”

可惜的是，文革興起之后，周總理就再也沒有了“星期天”，老朋友們來得少了，周總理也更沒機會去老同學家述舊了，他的工作和生活習慣完全被打斷。不過就是這樣，周總理也沒忘了潘述倫和李玉茹老兩口，他和鄧大姐經常叫我去潘家看看，和老兩口聊聊天。我知道周總理心裡對老同學的挂念，回來后總要抽點空把去潘老家的詳情講給他聽。

周總理比較注重儀表，平時，就是在家不出去，他也穿得整整齊齊，好像隨時要出門的樣子。更讓人驚嘆的是，無論冬夏總理從不敞著領扣，就是在夏季很熱的時候，總理在家也要穿襯衫，接見外賓時就一定要穿制服。總理喜歡穿灰色衣服，他見外賓或出國訪問時就那幾套衣服來回換，也從來不讓用公家的錢做衣服。平時，總理的內衣都是壞了就縫縫補補，有時把領子、袖口換換照樣套在裡面穿。有的衣服實在穿不了，鄧大姐就拿去改改又接著穿。

周總理對體育很關心，遇到有重大國際賽事，他每天必問比賽結果﹔周總理對乒乓球尤其感興趣，平時很關心國家乒乓球隊的情況。在周總理的辦公室旁邊有一個乒乓球室，裡面的那張球桌很有些來歷。那是第26屆世界乒乓球比賽后，榮高棠和國家體委為了表示對周總理的敬仰，也感謝他對體育事業的支持，決定把爭奪世乒賽團體冠軍用過的台子送給周總理。當時周總理不收，榮高棠就動員我們辦公室同志作工作請周總理收，他說這球桌不是送你一個人，辦公室同志也可以用嘛。就這樣，這張球桌擺進了西花廳。自從有了這個台子，周總理活動的機會多了，有時他會揮拍上陣，到活動室和工作人員打打乒乓球。在周總理的熏陶下，西花廳的工作人員會打乒乓球的不少，而且球技都有所見長。趕上周總理有閑暇又興致好的時候，西花廳還會組織個小型的乒乓球比賽，比賽的獎品都是鄧大姐拿出個人物品。

雖然和周總理接觸的機會很多，但我同他卻隻打過一次球。記得那次，本來我是站在旁邊看球的，不想周總理突然問我：“趙煒，你會打嗎？”

“會是會，但打得不好。”我實話實說。

“打不好沒關系，練嗎。來，我和你打幾拍。”周總理“發令”了。

打就打，我抄起球拍就站到了球台旁邊。和周總理一對陣，我就知道自己根本不是對手。周總理的球打得確實好，發出的球刁勁兒十足，連飄帶轉，鬧得我隻有撿球的份兒。為了不讓周總理掃興，打了幾個球后我就甘敗下風退下陣來。從那以后，我再不同周總理打球了──不是沒機會，而是怕影響周總理鍛煉，但有機會我還是經常和鄧大姐打打球。同鄧大姐打球是件很開心的事，贏她比贏周總理容易得多。但事實上我和鄧大姐打球時也很少贏，多半是供球讓她多鍛煉一會兒。

除了打乒乓球，周總理對別的體育活動幾乎一概不參與，曾經有一陣他和工作人員學過打橋牌，后來覺得太費時間，也沒正經學會。周總理也不會游泳，主要是因為他的右胳膊當年在延安摔傷后落下了毛病，無法自如地在水中劃動。平時在西花廳，周總理最常做的運動就是散步和做操。周總理做的操無一定章法，都是他自己即興發揮，無非是轉轉腰、伸伸腿、擴擴胸這樣一些簡單動作，往往幾分鐘就完事。

在平時的生活中，周總理喜歡把自己當成西花廳的普通一員，對於西花廳工作人員組織的一些活動也積極參與。五十年代末期，由於大家工資都不高，和社會上許多單位一樣，西花廳也成立了一個互助會，每月大家都存入一些錢，誰有急事就先用。當時，我們沒把成立互助會的事告訴周總理，后來他知道了就主動要求入會，還說，我也是西花廳的一員，有事也要通知我嘛。后來，互助會解散時，有同志家裡困難，先用的錢一時還不上，周總理、鄧大姐和幾個經濟條件好一點的同志就沒要自己的錢。好多年以后，隻要一提起這件事來大家還非常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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