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周恩來與天津《益世報》

　　1919年5月4日，反帝愛國的五四運動爆發，天津是最早響應五四運動的城市，當天消息傳到天津，天津的青年學生立即行動起來，紛紛集會、通電、示威，支持北京學生運動。隨后天津成立學生聯合會和女界愛國同志會，以實行學生對國家應盡之義務。這兩個學生組織成了天津響應五四運動的核心領導力量。當時的《益世報》總經理是劉豁軒，總編輯是徐謙，他們兩人均有強烈的愛國思想，追求進步，對京津兩地的學生反帝愛國運動，及時全面地進行追蹤報道，全力支持學生運動，引起極大的社會反響，受到各界愛國人士的贊許，成為天津最著名的報館。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周恩來從日本回國，年輕的周恩來激進而活躍，他積極投入到這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愛國運動中，熱情地參加、組織學生運動，成為天津學生運動的領導人。

　　1919年7月21日，《天津學生聯合會會報》創刊，周恩來任主編，這份報紙質量高、影響大、發行廣，當時的雜志《少年世界》評價道:“天津學生辦的報有點價值的自然要算這報了。”上海《新人》甚至認為“敢說是全國的學生會報冠。”

　　《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創辦以來一直由天津協成印字館代印，由於報紙的進步性和革命性，在社會上的影響日益擴大，北洋政府便向協成印字館施壓，天津警察廳還派出軍警，武力逼迫印廠不准承印《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其它報館懾於政府的壓力和威脅，也不敢承印。在這個時候，《益世報》不避嫌疑，毅然出面代印，解決了周恩來的燃眉之急。1946年周恩來在接受《紐約時報》駐南京記者李勃曼採訪時曾回憶道，“在去法之前，我已和國內報紙訂合同，做特約通訊員，所以在法國一面讀書、一面寫文章”。周恩來一共為《益世報》撰寫了57篇通訊，近25萬字，這些文章后來結集為《旅歐通信》。

　　刊登在《益世報》上的這些通訊，及時報道了國際形勢和重大事件，滿足了國內讀者想了解歐洲社會各方面情況的閱讀需求。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的歐洲現狀、英國工人的生活狀況、工人運動的發展、中國的外交借款、共產主義運動的蓬勃開展，以及海外中國留學生在異國他鄉艱苦生活、旅法勤工儉學生的斗爭、歐洲學生運動開展情況等，還有關於世界時事新聞的報道:如英法協約國的對德態度、有關德國賠款問題、華盛頓會議與四國協定、歐洲對蘇俄外交問題、中東問題、希臘土耳其戰爭問題、英法分歧問題、西裡西亞問題、中國的山東問題、日本的地位、西俄旱災慘狀、戰后德國現狀等，內容豐富，見解精辟，思維開闊，感情充沛。

　　留法勤工儉學學生曾掀起三次斗爭高潮，每一次周恩來都給予詳細報道，使國內及時掌握留法學生的生存情況。

　　1921年2月，巴黎華法教育會出於利益考慮，武斷地宣布同勤工儉學學生解除經濟依附關系，對沒有找到工作的學生停發維持費，而當時大多數學生還沒有找到工作，停發維持費，將使他們無法正常生活。其后學生們又聽說華法教育會職員私吞國內救濟勤工儉學學生的捐款，更加忍無可忍。他們聯合起來到巴黎中國駐法公使館前請願示威，主張自己的生存權益，留法勤工儉學生斗爭進入第一次高潮。法國當局出動警察驅趕請願學生，並逮捕了學生代表。周恩來從英國回到法國后，立刻對這次事件的前前后后進行詳細的了解，寫出長達二萬五千字的長篇通訊《留法勤工儉學生之大波瀾》，寄給《益世報》，《益世報》分10天連續刊載這一事件。

　　1921年6月，留法勤工儉學學生又爆發了第二次大規模的斗爭，周恩來積極參與並及時撰寫通訊。這次斗爭是圍繞著北洋政府向法國政府秘密借款而展開的，北洋政府以出賣民族利益為代價秘密借款，在法學生聽到這個消息后，立即團結起來商討對策，他們在巴黎舉行拒借款大會，揭露借款內幕，譴責軍閥丑行。一方面是北洋政府偷偷摸摸借款，一方面是學生轟轟烈烈的抵制，最后北洋政府懾於輿論壓力不得不暫緩借款。這一斗爭持續了約有兩個月，周恩來從事件一開始就詳細報道其每一步進展情況，先后寫下了《旅法華人拒絕借款之運動》、《中法大借款竟實行簽字矣》、《中法大借款案之近訊》等文章在《益世報》發表。

　　法政府當局和北洋政府對勤工儉學生發動的拒借款斗爭非常不滿。中國駐法公使館於8月發布布告，停發在二月事件后改由使館發放的勤工儉學學生的生活維持費﹔9月份，裡昂中法大學也發出通告，拒絕勤工儉學學生入學。這兩件事實際上把很多學生逼上絕路，學生們趕到裡昂，佔領中法大學，掀起了第三次斗爭高潮。法國政府出動大隊警察，把學生包圍起來並逮捕學生，把他們押送到一座法國兵營裡囚禁，不久強行遣送回國。周恩來就這一事件寫了長達三萬字的長篇通訊《勤工儉學生在法最后之運命》，分18天在《益世報》上連續刊載。

　　在勤工儉學期間，周恩來進行了廣泛的社會調查，除學習之外，常常通宵達旦地給《益世報》撰寫通訊，在對歐洲社會現實的調查和親身參加斗爭實踐的過程中，也堅定了自己對共產主義的選擇和信仰。一次次斗爭的實踐，使他與其他旅歐的青年學生越來越感到成立統一的組織、團結更多的人共同戰斗的必要，由於籌備成立組織的工作日益繁重，他不得不停止了為《益世報》撰寫《旅歐通信》，將全部時間和精力放在組織建設和革命活動中。1922年6月，旅歐青年中的共產主義組織成立，周恩來當選為中央執委，不久主編機關刊物《少年》，后來又擔任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執委書記，專門從事黨團工作，並從此開始了職業革命家的生涯，給《益世報》的《旅歐通信》也就沒有進行下去。回國之后，周恩來忙於政治活動，中斷了與《益世報》的聯系。當然，《益世報》因為政治風雲的變幻和越來越明顯的自由主義立場，與共產黨人的政治追求也背道而馳了。

　　上世紀30至40年代，《益世報》持守自由主義傾向，既反對國民黨的黑暗統治，也不理解共產黨的革命運動，在政治傾向上在中間地帶搖擺。但在抵抗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方面，《益世報》的立場是鮮明的。堅決反抗侵略，捍衛國家主權，成為國內反抗日本侵略最激烈的大報。

　　1949年1月，天津解放，《益世報》被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