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中共地下電台

　　“同志們，永別了，我想念你們！”

　　國民黨軍警破門而入，“噔噔蹬”沖向小閣樓。在“嘀嘀嗒嗒”聲中，李俠發出這最后一組電碼。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樹立了一代中共地下報務員的形象。

　　臨近解放，遭敵破壞的中共上海地下電台，一部是張唯一領導、負責與黨中央聯系的李白電台，1948年11月，李白犧牲。另一部是秦鴻鈞電台，先后由劉長勝和張承宗領導、對接中共華東局。后為長期隱蔽和安全考慮，上海隻與中央聯系，停止與華東局聯絡。該電台在1949年3月被破，秦鴻鈞就義。

　　中共地下電台是伴隨黨和革命事業的發展而誕生的。在1928年黨的“六大”后，籌建電台擺上了議事日程。當時，黨中央無論與湘贛邊界等不斷壯大的革命根據地的紅軍，還是與白區各地堅持斗爭的黨組織聯系，都需現代化的、更為快捷方便和安全的無線電通訊。於是，地下電台的籌建，必然選擇了當時中國最現代化的上海。

　　上海：中共首個報務員由國軍電台培養

　　1928年10月的一天。時任中共法南區委所屬法租界黨支部書記張沈川，趕往三馬路（今漢口路）上的惠中旅館。接上級通知，中共中央常委秘書長兼組織部長伍豪 （周恩來）要找他談話。

　　走進一樓的一個房間，張沈川見到周恩來，他剛開完“六大”，從莫斯科來到上海。屋裡等待談話的，有何叔衡等五六個人，沒互相介紹，談完一個走一個。張沈川記得清楚：“恩來同志和我談話時，對我的情況問得很詳細。問我過去在什麼地方念書，參加過哪些政治運動。”

　　“你是什麼時候入黨的？由誰介紹的？”周恩來問。

　　“1926年11月在南昌入黨，介紹人是朱雅林（曾在黃埔軍校政治部工作，擔任過中共中央政治局秘書等職）。”

　　張沈川回憶：“最后，他代表組織決定讓我去學習無線電通信技術，要我找到學習場所后，向組織上匯報。以后，李強就經常幫助我學習，每月的生活費也是他帶給我的。”

　　他說的李強，為中央特科第四科無線電通訊科的科長，是籌建地下電台的負責人。

　　與周恩來談話后，張沈川留意起這方面的信息。一天，他從報上看到上海無線電學校的招生廣告。學校在老西門的蓬萊路，門口挂著兩塊牌子：一塊校牌，另一塊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第六軍用電台”，並有衛兵站崗。其實是兩塊牌子一套班子，劉鶴年台長兼校長，辦學校是利用電台的資源賺外快。

　　化名“張燕銘”的張沈川，經考試后被錄取。為方便學習，他搬到離校不遠的菜市路（今順昌路），住在培德小學的亭子間裡。組織為他買了電鍵、蜂鳴器和干電池等，還花12個銀圓買了個礦石收音機和一副耳機，相當於527.4元。那時，一個普通職員每月薪水，不過4到6元。李強來幫他裝了天線和地線，隻能抄收徐家匯天文台長波發射的法文氣象預報。

　　學校第一期學員50名，1928年11月開學，全是走讀，上課在夜晚。來自交大的兩位教授教無線電學基礎知識，軍用電台的報務員則教收發報。1929年5月結業后，經劉鶴年同意，張沈川留在電台做實習生，並搬入電台宿舍。同住的技工姓楊，張沈川向他學了換裝發射天線、充蓄電池和裝無線電收音機等技術。

　　晚上，有的報務員要出去玩，就叫張沈川代班收發報。剛開始，報務主任還在一旁監工，幾次下來沒差錯，就讓他獨自代班。中共培養的第一名報務員，在國民黨軍隊的電台上起了班。趁深夜一人值班之機，他偷偷抄了兩本軍用電台的密電碼交給組織。

　　到了夏天，黃埔軍校電訓班畢業來實習的張健等3人來到這裡。張沈川感到，自己被他們盯上了。果然，一天上班，見收報機上貼了張紙條：“昨天晚上誰值班？工作有錯誤。”

　　他想，昨晚是自己代班，值班本有記錄，明擺著是要找茬。於是，他向劉鶴年提出：現在實習人多，自己機會少，決定離開電台，另謀職業。7月，張沈川走出了第六軍用電台。

　　莫斯科：國際無線電訓練班的中共學員

　　在張沈川進入上海無線電學校之前，在距上海西北七千多公裡的莫斯科，中共開始在海外培訓無線電通信技術人員。兩條腿走路，總比一條腿來得好。

　　1928年暑假前，在莫斯科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簡稱“勞大”）的上海嘉定人毛齊華，接過一份名單。給他名單的“勞大”秘書長阿勃拉姆莫索，要他這個“勞大”支部局組織委員通知方廷楨（方仲如）、陳昌浩、沈侃夫（陳寶禮）、李元杰、程祖怡與他自己一起去見他。

　　在秘書長辦公室。阿勃拉姆莫索對這6人說：“應中共代表團要求，由於中國革命的需要，並得到第三國際的支持﹔決定派你們去國際無線電訓練班學習無線電通訊技術。”他提醒，“這是絕對保密的事，跟任何人都不能講。你們白天照常在學校上課，晚上去學習。”

　　一位蘇聯同志帶他們去報到。在路上，按事先約定是每人之間保持一段距離，不結伴而行，以免引人注目。走了約兩裡多，到了國際無線電訓練班駐地，接待他們的也是蘇聯同志。從此，他們每周兩晚來學習，每次兩小時。平時，還是在“勞大”學習和工作，其他同學根本不知道他們有這項秘密學習任務。

　　不久，學校放暑假。毛齊華在參觀東方大學野營活動時，正逢周恩來到校向中國學生傳達“六大”會議精神。吃飯時，周恩來對他說，“你們要抓緊學習，國內急需無線電通訊。”

　　“短短的兩句話，給我印象至深。”毛齊華一直記著未忘。

　　訓練班由蘇聯老師教授，先“嘀嘀嗒”學收發報技術，規定了每分鐘要完成的收抄數。暑假后，學習無線電基本原理、機器零件制作，還要去自動發射台和小工廠實習。老師特別強調要學會用簡單工具制作電容器、變壓器和線圈等無線電元件，以適應國內斗爭環境的需要。

　　到1929年底，毛齊華他們離開了“勞大”，搬進了訓練班的宿舍。此時，日后擔任紅四方面軍總政委的陳昌浩中止學習，被調去做共青團工作，學員變為5人。

　　從1929年下半年起，訓練班課程增加了學騎馬、開車、使用武器和掌握爆破技術等，還要學習英語。內容增加了，無線電通訊仍是主業。除了參觀國際電台，自1930年起，實際應用增多。毛齊華和他的伙伴常帶著自己制作的收發報機，乘火車到幾十公裡外的莫斯科郊外開練，與業余電台CQ（CQ是業余電台通信中沒特定聯絡對象的普遍呼叫，一般呼叫1到3次：CQ。CQ。CQ。聽到呼叫的任何台都可回答，發出呼叫的逐個與應答台聯絡）。毛齊華說，“順利時，一個晚上可和十幾個西歐國家業余愛好者電台通報。”

　　1930年初冬，畢業回國的毛齊華、方廷楨、沈侃夫、李元杰4人到上海。按規定住進三馬路一家旅館。第二天，李強來了，與中共在蘇學習無線電通訊的同志會師。此為后話。

　　1929年：第一座紅色電台

　　就在毛齊華他們在莫斯科學得熱火朝天時，1929年的上海，離開第六軍用電台后的張沈川租了房，由組織購置了無線電器材。他說，“經過一番努力，總算按照李強繪制的線路圖備樣，制成了一台收報機。”

　　留法海歸的賀果（賀培真）與張沈川同住，學習報務（后患耳病中止學習）。此時，發生一場虛驚。8月25日上午7點光景，兩人聽到樓梯上傳來一陣急促沉重的腳步聲，透過板壁縫隙，隻見三四個偵探在向房東要亭子間的鑰匙，那裡住的是中央軍委委員顏昌頤。

　　房東說，隻有一把鑰匙，在房客那裡。偵探就搭起梯子，從窗戶爬進亭子間，搜查了一個小時，一無所獲。他們下樓了，邊走邊不時回望前樓。張沈川他們頓時緊張起來，因為那裡有收報機和無線電器材，屋頂上還裝著天線。

　　第二天，李強來了。說因叛徒白鑫出賣，顏昌頤與彭湃等人已於24日被捕 （后在龍華就義），他們需要立刻搬家。

　　這時，中央從各地選調青年黨員近10名到滬學習報務，由李強和張沈川負責教。第一位學員是十八九歲的黃尚英，他雖在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夜校學過，但缺乏實踐。到1929年下半年，來學習的已有王子綱、伍雲甫、曾三、曾華倫等，還有劉光慧、趙蔭祥和蒲秋潮3位女同志。在白色恐怖下，不能像莫斯科那樣辦“國際無線電訓練班”，而是採取分散居住、單線聯系、登門教學的辦法。在當時的上海，上門做家教司空見慣，不會引起敵人的懷疑。

　　正如曾三所說，“李強和張沈川是我黨無線電通訊事業的‘母機’，他們為黨培訓了很多無線電通訊技術人員。”他還記得，李強當時化名張振聲，張沈川化名沈哲。曾三同伍雲甫同住，他倆輪流學習發和收。兩月后，買了兩副耳機和一個礦石收音機，可收聽徐家匯天文台的氣象預報。學了四五個月后，收抄可每分鐘110到120字，達到了上機工作要求。

　　此時，廣西形勢大變。李宗仁等下台，李明瑞當了廣西的綏靖司令，與張沈川熟悉的李部政治部主任姜丕仁要他去桂，先接管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第四軍用電台，再去省政府工作。周恩來同意了，第二天又通知他不去。“因為中央決定在上海建立無線電台。從這時起，李強和我就著手籌建我們黨的第一座地下無線電台。”張沈川道出原委。

　　張沈川說，“在1929年下半年，我們在極司菲爾路（今萬航渡路）福康裡9號，租了一幢三層樓的石庫門房子，作為電台的秘密台址。”周恩來介紹北京女師大學生、從蘇聯學習回來的蒲秋潮住機關，張沈川說，“我們扮作假夫妻，衣著都比較講究。樓下客廳陳設闊綽，儼然一個富裕家庭的樣子。”10月，又有黃尚英搬來。

　　為盡快掌握報務技術，張沈川安裝了一個簡易裝置練習：一人在樓上，一人在樓下。天線架在三樓晒台和屋脊上，把電線藏入晾衣服的竹竿。夜深人靜時，用氣象預報作為收報練習，天亮后撤下來。

　　在加緊培訓報務員的同時他們還在研制收、發報機。這種敏感器材無處可買。李強以業余無線電愛好者的身份，到蘇氏兄弟無線電器材公司買零件和參考書，該公司專營美國RCA無線電器材。參照《無線電雜志》上的線路圖樣，進行安裝。他兒子李延明回憶，父親“設法混進上海亞美無線電公司，若無其事地在車間閑逛，眼睛卻盯著工人的操作，就這樣偷到了不少技術。當他試圖進入專門生產發報機的大華無線電公司時，被拒之門外。於是，他在公司找了個內線，借到了一台發報機，連夜將發報機的零件一個個拆下，然后畫出草圖”。

　　經過半年多研制，終於在1929年冬，成功自制了一台發報機。張沈川倍感自豪：“機器雖然笨重，靈敏度不高，功率隻有50瓦。但這畢竟是靠我們自己摸索出來的黨的第一台無線電通訊設備，建立了我黨的第一座地下無線電台。”

　　張沈川用業余無線電台呼號呼叫：CQ。CQ。CQ。得到了其他業余電台的回復，幾次試下來，証明自造的機器能夠通報。張沈川說，“我們是何等的高興呀！”

　　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座地下電台運行了，李強負責機務，張沈川管報務。伴隨著輕微的“嘀嘀嗒嗒”聲，紅色電波發向上海的夜空，聯系著祖國的四面八方。

　　從1928年11月張沈川學報務到李強試成收發報機，在短短一年的時間裡，就在一張白紙上，留下了一串紅色的電波。那年，李強24歲，張沈川29歲。

　　在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批報務人員中，日后不少人成為黨和軍隊無線電通信事業的骨干，成為新中國的棟梁。令人惋惜的是，黃尚英於1930年不幸病故，正值20歲的青春年華。

　　讓我們記住這些名字：李強，曾任外貿部副部長，中科院學部委員 （后改稱院士），1996年逝世，享年91歲﹔張沈川，曾任全國政協委員，國家安全部特約咨詢委員，1991年逝世，享年92歲﹔毛齊華，曾任勞動部常務副部長、部黨組副書記，1997年逝世，享年95歲﹔曾三，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1990年逝世，享年85歲﹔方仲如，曾任陝西省委書記、省政協主席，1983年病逝，享年82歲﹔王子綱，曾任四機部副部長、郵電部部長，1994年逝世，享年85歲﹔伍雲甫，曾任衛生部副部長，1969年逝世，享年65歲。（袁念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