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人民同甘共苦 還“同咸同淡”

　　“七一”又至,中國共產黨迎來建黨97周年華誕。這97年,有波瀾壯闊的歷史大勢,亦有耐人尋味的歷史細節,比如,鹽是今日尋常物,但上世紀三十年代初,中國共產黨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開始執政偉大預演時,卻一度陷入缺鹽的困境。

　　以鹽作為切入口,來觀察中共黨史的一段特殊時期,能夠細細品嘗到歷史的滋味……

　　一

　　現代健康飲食倡導“少鹽”,但長期沒有鹽吃,是什麼感受?

　　鹽,不僅僅是調味品,也是維持人體運轉不可缺少的物質。鹽分攝入不足,會導致人體出現一系列問題。如果穿越到上世紀30年代的中央蘇區,那裡的人是這樣的狀態:因為長期缺鹽,到處都是“少白頭”,人們的頭發變白,食欲不振,四肢無力,在路上走著走著,突然眩暈,甚至昏厥。紅軍戰士們體質明顯下降,部隊戰斗力被嚴重削弱。

　　當年缺鹽時代的親歷者,對此有刻骨銘心的回憶。

　　1972年底,被“下放”到江西的鄧小平即將復出,回京前,他到江西老革命根據地進行了調研。鄧小平第一次踏上江西的土地,是在1931年2月,這一年8月,鄧小平擔任中共瑞金縣委書記。次年5月,又赴會昌擔任第一任中心縣委書記。這次調研,他特地到了樟樹縣城南郊的江西鹽礦,仔細地看了鹵水庫、平鍋熬鹽、鹽倉和真空制鹽車間。《我的父親鄧小平在“文革”》一書中寫道:

　　“在當年蘇維埃政府舊址,父親看到一棵濃蔭蔽日的大榕樹,他感慨地說:‘都變樣了,隻剩下這個大榕樹。當年我經常在這個樹下看書、看報。’話語中含有無限的眷戀。到周田參觀鹽礦,他回憶說:‘蘇區時期,沒有鹽的苦頭我們是吃夠了。’他還與大家談起蘇區時熬硝鹽的情況……”

　　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對中央蘇區缺鹽的艱苦生活,也有清晰的回憶。1932年,她從蘇聯回國,在中央蘇區任共青團福建省委書記,少共中央局宣傳部、組織部部長。跟蘇聯時相比,蘇區的生活質量,與蘇聯有巨大差距,《劉英自述》中寫道:

　　“毛主席和王稼祥同志,一個養病,一個養傷,一起住在《紅色中華》編輯部的一個空房間裡,離少共中央局不遠。傍晚散步,也常常拐彎進來坐一坐,說說笑話。稼祥是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四次反‘圍剿’被打穿腸子。下面部隊都很關心他,有了戰利品,總是‘進貢’一點給他。稼祥同志會來招呼我:‘劉英,快來揩點油,改善生活嘛!’其實所謂戰利品,大多只是一點面粉,一點鹽。吃上一碗面條,就算是生活大改善了。那時的生活確實艱苦,糧食不夠吃,每人一個小蒲席包,挂上名牌,放進鍋裡去煮,干粥爛飯,還夾著沙子,直硌牙。缺油缺鹽,有時隻放一點又苦又澀的硝鹽,更不用說吃什麼菜了……”

　　中央蘇區缺鹽,是當時國民黨軍事“圍剿”加經濟封鎖的結果。

　　1931年5月30日,國民黨中央政府頒布新《鹽法》,對食鹽的產銷、儲存嚴加管制,明令禁運、私賣。這一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國民黨加大了對中央蘇區實行經濟封鎖的力度,他們在江西南昌設立了食鹽火油管理局,蘇區周邊各縣下設食鹽火油公賣委員會,推行“計口售鹽”“封鎖匪區辦法”,宣稱不讓“一粒米、一撮鹽、一勺水”落入共產黨手裡。

　　當年中央蘇區境內不產鹽,435萬軍民每月耗鹽量至少也要15萬斤以上,一時之間造成食鹽供應空前緊張,鹽價暴漲,一塊光洋在白區可買7斤鹽,在蘇區卻買不到自身重量的7錢3分,所謂“鹽頂七錢三”,還常常有價無市。毛澤東1933年11月在著名的《長岡鄉調查》中記載了當時蘇區的“天價鹽”:“鹽——暴動前每七斤一元,一九三一年三月每一斤一元,去年每三斤半一元,今夏每一斤大洋一元,紙洋二元,十一月每一斤十二兩大洋一元,每一斤四兩紙洋一元。”

　　在《長岡鄉調查》中,毛澤東還寫道:“老少平均每人每天需鹽四錢(月十二兩),今年七月減少一半隻二錢(月六兩),十一月三錢多一點(月約十兩)。群眾食酸菜水,說與放鹽差不多。(這是國民黨的罪惡,沖破封鎖才有鹽吃。)”

　　做長岡鄉調查時,毛澤東已被“左傾”勢力排斥,失去了在黨和軍隊中的領導職務,時任紅3軍團第4師政委的黃克誠回憶說,“左傾”讓蘇區缺鹽的狀況進一步惡化,《黃克誠自述》中是這麼表述的:

　　“中共臨時中央自上海轉移到中央蘇區之后,進一步排斥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並最終取消了毛澤東在黨和軍隊中的領導職務,使毛澤東被迫離開了紅一方面軍,由此而造成的損失是無法估量的……他們所實行的土地政策、工運政策、城市政策、商業政策等等,都‘左’得出奇,使自己陷入被動孤立的境地。在中央蘇區內造成了新的赤白對立,給紅軍帶來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過去可以從贛州、吉安等地把鹽運進中央蘇區,這時候中央蘇區吃鹽卻成了大問題。國民黨加緊對中央蘇區實行封鎖,固然是一個方面的重要原因,而另一方面,由於我們實行過‘左’的政策,把私商這條線也割斷了,等於自我封鎖起來,這樣就隻好沒鹽吃。當時兄弟部隊見面時,能向對方要到一點鹽,就是很難得的收獲了……”

　　二

　　1933年夏天的一個傍晚,夜幕四合時,瑞金縣安治鄉(因毛澤覃1935年犧牲於此,新中國成立后改為澤覃鄉)一處偏遠山村的廢棄茅廁土坯牆邊,有個年近六旬的老人揮鍬刨土,不料土牆坍塌,她來不及躲避,摔進2米多深的坑裡,一時動彈不得,大聲呼救。幸虧有老鄉經過,才把她救出來,緊急送到中央蘇區紅色醫院時,已是深夜,她的女兒和女婿正在焦急等待。

　　這個老人名叫楊振德,她的女兒是鄧穎超,女婿是周恩來。

　　楊振德是個很不平凡的女人,生下鄧穎超沒多久,丈夫就去世了,她靠行醫、教書,一個人拉扯著孤女長大。鄧穎超與周恩來結婚后,楊振德同他們住在一起,替女兒、女婿料理家務,送信放哨,並用行醫的收入貼補家用。周恩來、鄧穎超先后從上海來到中央蘇區后,楊振德隨后也經過地下秘密交通線來到瑞金,並在紅色醫院當了一名醫生。

　　好好當著醫生,為什麼要跑那麼遠去刨茅廁土坯牆?

　　缺鹽!

　　中央蘇區沒有鹽吃,隻能土法熬硝鹽,取硝土作原料,熬制提煉食用硝鹽。硝土哪裡來?老屋牆上,地窖裡面,甚至找棺材底下的泥,挖來煮出硝。這種土法熬制的硝鹽又苦又澀,吃多了還有毒,但總比沒有鹽好。不過,即使是這種硝鹽,也是極度缺乏的,周恩來因為長期缺鹽,加上工作辛勞,身體狀況很糟糕。

　　當時周恩來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紅一方面軍總政委,是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軍事和組織部門主要負責人、蘇區黨和軍隊掌舵人。鄧穎超也在中央蘇區擔任要職。他假如要搞特權弄點鹽,那是輕而易舉的事,但周恩來堅持執行最低食鹽定量標准,每人每月一律供應舊秤4兩食鹽,折合市秤才0.25斤。有一次他的警衛員瞞著他,在他的菜裡多加了一點鹽,周恩來知道后大發雷霆。1933年夏,楊振德出去挖硝土險遭不幸時,正逢中央蘇區經濟嚴重惡化,鹽荒加劇,周恩來因為長期缺乏鹽分,加上天熱,暈倒了,當時他正騎馬趕路,直接從馬上掉下來,情形很危險。

　　楊振德急啊。她從硝鹽廠打聽到:隻要能挖到20斤上等硝土,就可以換取二兩硝鹽。於是每天下班后,她習慣性地挑著擔子帶著鍬四處轉悠挖硝土,大家都在挖,她越走越遠,終於找到了安治鄉那個廢棄多年的茅坑,茅坑牆上的土磚硝霜很濃,讓她如獲至寶……

　　周恩來一向孝敬岳母,但這一次等她傷愈后,他發了一通火,並把岳母辛苦換來的硝鹽送給了中央紅色醫院。

　　今天讀這段歷史,怎不感慨那個年代的共產黨人的品格、風骨與擔當!

　　食鹽供給,人人平等!毛澤東堅持每天食鹽的最低標准,不多佔一分,就像他在井岡山時,規定領導人晚上油燈可以用三根燈芯,這樣燈會亮一些。但毛澤東堅持跟大家一樣,隻用一根燈芯。鹽跟燈芯不一樣,因為缺鹽,毛澤東常常冒冷汗、腳發軟。史載:有一次羅榮桓從前線帶回兩擔優質海鹽,分配給每位中央領導3小包,毛澤東三送三拒,在他的帶動下,兩擔海鹽全部送去了中央紅色醫院——當時藥品奇缺,傷員隻能用食鹽水沖洗傷口。

　　當年中央蘇區關於食鹽最有名的一句話是“有鹽同咸,無鹽同淡”,這句話的版權屬於誰?查閱史料,朱德與彭德懷都說過。其實,“有鹽同咸,無鹽同淡”,是當年中央蘇區共產黨員的共同價值觀。

　　三

　　1934年1月25日5時25分,一聲巨響,無數吶喊,紅軍將福建沙縣(這個縣的小吃如今遍地開花)的城門樓炸塌了,大軍涌入城內,經三小時巷戰,攻克了沙縣,紅軍將士開心啊:城裡,好多好多鹽!

　　紅軍是當年1月8日開始攻城的,沙縣城牆又高又厚,敵人防守嚴密,紅軍多次搭雲梯強攻,均未成功。彭德懷決定改用挖坑道爆炸的方式,他親自教戰士們用土硝(蘇區熬硝鹽的副產品)、硫磺等配制火藥。紅軍戰士經十天十夜土工作業,將坑道挖到城牆下,但第一次炸開了城牆,卻被敵人在城門樓的優勢火力壓回來了。彭德懷決定再挖,直接炸掉城門樓,又苦干了三天三夜,將足足7000斤黑火藥裝填在城門樓底下,起爆。這次成功了。

　　紅軍在沙縣縣城裡,繳獲了大量食鹽,還有糧食、布匹和各種武器,這些繳獲物資均為中央蘇區所緊缺,時值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大會立即給攻佔沙縣的部隊拍發了《獎勵電》,稱贊他們“在佔領沙縣的偉大勝利中,給予了第二次全蘇大會以最光榮的禮物”。打沙縣的是紅三軍團,大伙兒在城裡過了一個愉快的新年,開國上將王平時任紅三軍團第11團政委,他后來回憶說,接到命令趕到指定地點與紅一軍團換防,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見到王平第一句就是討鹽,“林彪看到我們穿戴整齊,還帶著不少東西,非常高興,頭一句話問我們有鹽沒有,我們把鹽和臘肉分給紅一軍團一部分……”

　　中央蘇區紅軍多次入閩作戰,后人說起這段歷史,常常稱為“奪鹽戰爭”。

　　鹽,確實是新生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面臨生死考驗的一個縮影。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是中國共產黨首次以國家形態登上中國政治舞台的標志,成為中國共產黨治國安民、執掌政權的偉大預演,譜寫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建設和紅色政權建設的新篇章。到1933年秋,中央蘇區轄有江西、福建、閩贛、粵贛4個省級蘇維埃政權,擁有60個行政縣,總面積約8.4萬平方公裡,總人口達453萬,黨員總數約13萬人,紅軍和蘇區發展到了鼎盛時期。

　　今天回顧這段歷史,由衷感嘆上世紀三十年代初中國共產黨人改天換地的決心和信心,當時條件之差,后人難以想象:外有強敵壓境、嚴酷封鎖,內有“左傾”錯誤、“崽賣爺田不心疼”。但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法制建設、民主政治建設、武裝斗爭、經濟建設、文化教育、干部隊伍建設還有黨的作風建設等方面,開展了大量有益探索,創造了很多光輝實踐,造就和培養了一大批領導和組織、管理人才,為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在全國范圍內執掌政權,積蓄了力量,建構了坐標。

　　還是以食鹽為例,國民黨想以食鹽禁運來困死共產黨,能得逞嗎?共產黨的辦法,遠不隻有熬制硝鹽與“奪鹽戰爭”。中央蘇區採取了一系列舉措,來打破食鹽禁運:大力發展公營商業、發展消費合作社、發展對外貿易、實行適度寬鬆的稅收政策、加強對外貿易干部的培養,為保障流通,穩定市場,還設立了國家銀行,發行貨幣、股票、兌換券、公債券……毛澤東的大弟毛澤民,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任國家銀行行長。創業艱難百戰多,作為中央蘇區的理財人,毛澤民可謂殫精竭慮,比如,蘇區發行紙幣如何防偽?毛澤民日夜苦思冥想,晚上毛衣被油燈燒了,都不知道,后來他探索出來:在生產紙幣的紙張時,加入一定量的羊毛,既可透視紙幣鑒別,又可以撕開或火燎紙幣,通過嗅羊毛的臭味,來辨別真偽。毛澤民任銀行行長時的會計科科長曹菊如,新中國成立后,當了十年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多管齊下,政策對頭,白區的商人都樂於跟蘇區做生意,后人將之稱為“赤白貿易”。尤其是食鹽貿易,由於蘇維埃政府實行保護和鼓勵私營商業發展的政策,深得民心,蘇區群眾和白區開明商人千方百計藏匿食鹽,冒著生命危險穿越封鎖網,源源不斷地輸送到蘇區。其辦法之多、行動之隱秘,令國民黨防不勝防,不得不承認:“天下事,往往不能盡利無弊。封鎖之布置愈嚴,偷運之詭謀亦愈巧。”后人統計,當時群眾送鹽進蘇區的辦法有:把棉衣、棉褲浸泡鹽水,晒干穿在身上,帶進蘇區,然后水洗變成鹽﹔將大毛竹的竹節打通,灌進食鹽,密封好,做成竹筏,撐進蘇區﹔把鹽、藥品裝入棺材,后面跟一群披麻戴孝的婦女、兒童,扮成送葬隊伍,走出封鎖線﹔把糞桶做成雙層,下層放鹽,上層裝糞,挑回蘇區﹔有的婦女還把鹽包捆在腹部,假扮懷孕,躲過敵人檢查……

　　可以說,中國共產黨早期獨立領導經濟建設,始於中央蘇區。1933年2月,蘇維埃中央國民經濟部和對外貿易總局成立,隨后又成立了河流修道委員會和轉運局,打造了300多艘貨船,從水、陸兩路開展對外貿易活動。當年10月,國家外貿總局利用廣東軍閥陳濟棠跟蔣介石的矛盾,與陳簽訂了一份秘密協議,用蘇區的鎢砂換取廣東軍閥的食鹽等緊缺物資。贛縣江口外貿分局獨當一面,為中央蘇區解決了70%的食鹽用量,被譽為“蘇區第一海關”。

　　毛澤東在1934年1月的“二蘇大會”報告中,自豪地說:“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發展蘇區的對外貿易,以蘇區多余的生產品(谷米、鎢砂、木材、煙、紙等)與白區的工業品(食鹽、布匹、洋油等)實行交換,是發展國民經濟的樞紐”,“由於對外貿易局等機關的設立,已經得到初步的成績”。

　　歷史研究者發現:當年,有兩條秘密主干道,縱橫數百公裡,貫通閩粵贛三省邊縣蘇區交通運輸網,成為中央蘇區南部最活躍、持續最久的貿易線,也是維系中央蘇區經濟命脈的南部秘密鹽鎢通道。這兩條運輸線上,始終上演著對食鹽控制與反控制、爭奪與反爭奪的斗爭。

　　這兩條秘密通路,東西走向的叫“馬克思路”,南北走向的叫“列寧路”。

　　四

　　電影《閃閃的紅星》有個細節:潘冬子巧妙地把鹽化成水,躲過敵人的搜查,送給游擊隊。潘冬子是虛擬人物,但這種送鹽方式,是真實的故事。

　　《閃閃的紅星》故事發生在紅軍主力部隊長征離開中央蘇區之后,留在南方堅持游擊戰爭的紅軍部隊,渡過了堪稱中共黨史、軍史上最艱難的三年時間。在敵人殘酷的封鎖與圍捕之下,紅軍游擊隊隻能隱藏在深山老林中,風餐露宿,這裡住一夜,那裡過一宿,有時一天要換幾個地方。1944年,陳毅在延安向美國觀察組外交官謝韋思介紹南方游擊戰爭時說:“我們像野獸一樣地生活。”他在《贛南游擊詞》中這樣描述:“天將午,飢腸響如鼓,糧食封鎖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數,野菜和水煮……夏吃楊梅冬剝筍,獵取野豬遍山忙,捉蛇三更長……”

　　在《贛南游擊詞》中,陳毅還寫道:“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親父母,我是斗爭好兒郎。革命強中強。”

　　這是真情實感。如果沒有人民支持,這三年南方游擊戰爭,怎麼可能堅持下來?敵人採取各種辦法,封山封坑、移民並村,想阻斷紅軍與群眾的聯系,但群眾利用初一、十五開禁日上山打柴的機會,帶些糧食、鹽、咸魚和報紙、情報,在深山裡到處丟,讓游擊隊去拾。靠近大山的村子,敵人來搜山搜村時,群眾就在山內山外、村內村外、牆頭、樹梢、窗口等地方做暗號,游擊隊看到這些暗號就及時避開了……

　　如果說,在紅軍長征前,群眾冒險帶鹽進蘇區,一部分是為了獲得可觀的經濟利益,但是,當中央蘇區已經淪陷,紅軍主力已經遠去,國民黨軍隊已對蘇區進行了殘酷清洗報復之后,這些群眾,為什麼還會冒著生命危險,用潘冬子的模式,為藏在深山中的紅軍送鹽?隻能說:因為蘇維埃共和國的“偉大預演”,群眾發自內心信賴中國共產黨。這正是共產黨立於不敗之地的根基。

　　1934年1月,毛澤東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做了題為《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報告:

　　“我們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婦女群眾要學習犁耙,找什麼人去教她們呢?小孩子要求讀書,小學辦起了沒有呢?對面的木橋太小會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許多人生瘡害病,想個什麼辦法呢?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應該討論,應該決定,應該實行,應該檢查。要使廣大群眾認識到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

　　“要得到群眾的擁護嗎?要群眾拿出他們的全力放到戰線上去嗎?那末,就得和群眾在一起,就得去發動群眾的積極性,就得關心群眾的痛痒,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我們是這樣做了麼,廣大群眾就必定擁護我們,把革命當作他們的生命,把革命當作他們無上光榮的旗幟。國民黨要來進攻紅色區域,廣大群眾就要用生命同國民黨決斗。”

　　今日讀史,能夠讀出,當年蘇區人民“一切為了蘇維埃”,他們為中國革命作出的巨大奉獻和犧牲,令人震撼。沒有發自內心的認同與擁護,做不到這一點。共產黨確實贏得了人心,當年中央蘇區有這樣的歌曲:“蘇區干部好作風,自帶干糧去辦公﹔日著草鞋干革命,夜打燈籠訪貧農。”

　　劉啟耀,曾任江西省蘇維埃主席,紅軍長征后,他留下來打游擊,一次戰斗負傷后與黨失去了聯系,他裝成乞丐,肩背討飯袋,手拿打狗棍,在山區漂泊流浪。時間長了,他衣著襤褸,披頭散發,成了人人嫌棄的叫花佬,但誰知道,這個“乞丐”居然腰纏萬貫——那是讓他保管的黨的經費,他乞討度日,忍飢挨餓,卻沒有動用一分公款。3年后,他找到組織,成立臨時中共江西省委,他才把這筆金銀拿了出來,作為省委辦公費。

　　張其德,曾任中央蘇區閩浙贛省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長、閩浙贛省蘇維埃銀行行長,他非常節儉,辦公桌缺了一條腿,用磚疊起來頂住繼續使用。在他的辦公室兼住所,堆著大量食鹽。有一天,張其德孩子來看他,吃飯時,桌上的菜寡淡無味,孩子誤認為父親忘了擺鹽,於是就拿個小瓷瓢去裝點出來。張其德立即制止了他:“不是我忘了放鹽,那是公家的鹽!”

　　長征途中,周恩來拍下一張戴軍帽蓄長須目光炯炯的照片,西方人評價說:這就是聖徒的目光!

　　可以說,張其德、劉啟耀,還有多少有名無名的共產黨人,在崢嶸歲月,散發著聖徒的人格光芒,群眾怎不熱愛這樣的人?

　　張其德和劉啟耀都沒有活到新中國的成立:1938年7月底,張其德在上饒英勇就義,時年64歲﹔劉啟耀1946年病逝時,穿著破爛的長衫和補丁連補丁的單褲。

　　五

　　今天的江西寧都,飲食有一個特殊之處:所有的湯裡,都不放鹽。外來者第一次喝,很不習慣,還以為廚師忘了放鹽,但寧都所有的湯,確實都不放鹽。因為,寧都是中央蘇區前期的政治軍事中心,當年紅軍在這裡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的勝利,震驚中外的“寧都起義”也在這裡爆發。那也是中央蘇區缺鹽最嚴重的一段時期。當初寧都人為了支援紅軍,傾盡全力,刮淨了自家的鹽罐子,沒人舍得往湯裡放鹽……“喝清湯”這個習慣,就此傳下來,成了當地獨特的飲食口味。

　　歷史看似已經遠去,其實卻凝固在今天的細微處,不經意間扑面而來,讓人感慨萬千,熱淚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