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父教育我們親屬不能享受特權 要做個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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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的筆談，摘編自作者2015年3月4日在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全國黨建研究會聯合召開的“學習周恩來同志的優良傳統和優秀品德座談會”上的發言。）

親屬不能享受特權，要做個普通人

周恩來侄女周秉德

在黨風廉政建設中，管好親屬是重要的一環。用我伯父周恩來的話說：“這個問題十分重要。”他曾經舉例說過：“秦始皇能夠統一中國，可是他溺愛秦二世，結果秦王朝就亡在秦二世。”所以，伯父多次說過領導干部包括他本人在內“應該做出一點表率來”﹔“決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為國家和社會的包袱，阻礙我們的事業前進。”

我的伯父周恩來有兄弟三人，我父親是三弟，比伯父小六歲。我家孩子多，經濟上很困難，伯父為了減輕國家的負擔，就用自己的工資來補助我家，直到我們兄弟姐妹陸續參加工作為止。伯父不但在生活上關心照顧我們，而且承擔了教育我們的責任。

伯父對我們這些晚輩的教育，主要是兩條：一條是決不允許我們享受任何特權待遇，就連特權思想都不可以有。另一條是做任何事情都要以國家、人民的利益為重，而不能以個人利益為重。

說到第一條，伯父要求我們在外面不能講與他的親屬關系，不能享受特權，要完全做個普通人。他常對我們說：“你們現在就是普通學生，將來參加工作，就是普通勞動者。無論上學、工作和生活，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奮斗，而不能依賴家庭。”他說：這就是共產黨與其他政黨的不同所在。

伯父對我們的教育多在細微之處。我上初中時住校，星期六看到有的同學家裡有汽車接送，而我隻能擠公交車，心裡難免不舒服。回家后，我就對伯母念叨這件事。伯父知道后很嚴肅地對我說：“伯伯的汽車，是國家為了工作需要而配備的，不能用在私事上。”他不但不讓我們用車，即使他接待外賓前到北京飯店理發的路程都讓工作人員按裡程付費。這類事看起來是小事，但伯父認為這些小事中往往包含著廉潔從政的大道理。

我參加工作后不久，從基層農村小學調動到區委機關工作。伯父知道后立即問我：“是不是因為人家知道我的身份而照顧你進城的？”我說：“不是。是區委搞運動需要黨員，小學裡黨員很少，隻得把我抽調上來。”伯父說：“哦，是這樣，那就沒有辦法了，我也不能干涉你們基層組織的工作呀！但你還是要多在基層工作鍛煉才好。”

20世紀 60年代，為減少北京人口，國務院出台了一個政策：夫妻雙方如一方在北京，一方在外地，北京的就要調往外地。當時我在朝陽區委工作，我丈夫在西安部隊服役。1965年 6月，領導找我談話做動員。我說不用動員，四個月后，我休完產假就調往西安。因為伯父經常教導我們，國家有政策，我們就應該遵守，就應該執行，沒什麼可說的，不能有任何特殊。就這樣，我們在西安工作了五年，后來又去貴州遵義的山溝裡工作了四年。伯父對我這樣做很滿意。

1974年初，我丈夫接到部隊上級調令回北京，我沒有調令，就沒敢想一起回京的事。臨行前，我陪他向部隊領導辭行，部隊領導奇怪地問我為什麼不一同調走？我說我沒有調令呀。他們想當然地說：“你回北京安排個工作，還不是一句話的事兒嗎？還要什麼調令啊？”我說，我從來不走“一句話”的路，隻能按組織手續辦事。就這樣，我最后是按隨軍家屬的正常手續調回了北京。即便如此，我們去看望兩位老人時，伯父還是嚴肅地問我：“你離開北京工作已經九年了，現在回到北京，是不是照顧到和我周某人的關系，才回來的？”這時我伯母在旁邊提醒道：“恩來呀，你別忘了，人家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還是軍人家屬，她是隨軍調動回來的。”伯父這才放心。

說到第二條，伯父經常對我們說：“我們參加革命幾十年，隨時隨地都在准備可能的犧牲，從來沒想到過取得政權后還當個什麼官。想起幾十年來那麼多戰友與同志拋頭顱洒熱血英勇犧牲，我們能夠活過來就是幸存者，我們要替那些犧牲的同志去完成他們未竟的事業，還有什麼權利去考慮個人利益，還有什麼權利不全心全意的為人民服務呢？”

1961年，我二弟秉鈞高中畢業准備報考清華大學，同時空軍到學校招收飛行員，他也已入圍參加體檢。一天伯父找他談話，問：“萬一體檢不合格，當不成飛行員，就去服兵役，不上大學，怎麼樣？”秉鈞對此毫無思想准備，一時不能理解。伯父對他談了國家形勢：“今年農業受了災，需要很多勞動力。國務院研究后認為，今年的復員軍人都要回到農村參加農業生產。咱們城市青年應征入伍，就可以少抽或者不抽農村勞動力去服兵役，這就支援了農業生產，也減輕了農村的負擔。”就這樣，秉鈞放棄了考大學的志願，愉快地參了軍。1965年，伯父又支持四弟秉華不考大學，參了軍。三年后，他復員回到北京工作，先做普通工人，后來當了干部，並成為先進工作者。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青年學生的最好選擇就是上大學，似乎隻有考不上大學才會去當兵。而伯父一直要求我們根據國家的需要作出選擇。

“文化大革命”期間，毛主席號召青年學生上山下鄉。1968年，我 16歲的五弟秉和，15歲的六妹秉建，分別去了延安農村和內蒙古牧區插隊落戶，伯父對此積極支持。1970年底地方征兵時，他們經基層組織推薦，通過正常手續入了伍，高興地來向伯父伯母報告。當時，大學不招生，最好的出路是參軍。那時，解放軍不但威望高，並且入伍后生活上也可得到極大改善，因此青年們都以參軍為榮。但五弟六妹沒有想到的是，伯父卻要求他們脫下軍裝，回到農村，回到牧區！伯父諄諄教導他們說：“越是困難越是不能離開基層，越要帶頭堅持在農村牧區，作個普通農民和普通牧民，把參軍的機會讓給其他知識青年和青年農民、青年牧民。”就這樣，他們經過強烈的思想斗爭，還是服從了伯伯的要求，堅持留在農村和牧區，做一個普通勞動者。

伯父始終認為，“對於干部子弟，要求高、責備嚴是應該的，這樣有好處，可以督促他們進步”。伯父多年的言傳身教，在我們的思想上打下深深的烙印。我們深切地感到，越是與伯父關系親近的人，他對你的要求就越是嚴格，越要按照國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形勢的需要去做，到最基層、最艱苦、最邊遠的地方，去做個普通勞動者！這就是伯父一貫的“親者嚴，疏者寬”的原則。伯父對我們近乎苛刻的要求，我們從來沒有感到委屈，相反為有這樣一個伯父感到驕傲。

習近平同志說：“為政清廉才能取信於民，秉公用權才能贏得人心。”我想，伯父離開我們 39年了，人民依然懷念他，崇敬和愛戴他，正是印証了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