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虎城之子回憶周恩來：我的父執、良友和嚴師

　　一個偉人與世長辭，他身后什麼都沒有留下，連火化后的骨灰也撒在了祖國的大地上。當他的英靈返回大地時，人民千遍萬遍地呼喚他的偉大名字：周——恩——來！

　　我是在一個非同尋常的時刻認識周恩來同志的。１９３６年冬，在日本帝國主義不斷擴大侵略、國難日益深重的形勢下，蔣介石繼續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強迫張學良、楊虎城將軍率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進攻陝北紅軍。張將軍和我父親楊虎城基於愛國義憤，於１２月１２日舉行兵諫，在西安扣留了蔣介石，並通電全國提出八項政治主張，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蔣介石是個睚眦必報的人。西安事變以后，先是張學良將軍被他扣押、審判，接著我父親也被他步步緊逼，被迫“辭職”，出國“考察”軍事。周恩來同志不忘患難與共的朋友，１９３７年４月，一到西安便來看我父親，剛好我也從上海回到了西安。西安事變時，恩來同志留著胡子，大家都親切稱他“周胡子”。聽家裡人說，“周胡子來了。”我急於想見見這位傳奇人物，便趕到客廳，迫不及待地扒著門縫朝裡探望。當恩來同志看到我，便用疑問的眼光看了看我父親。父親會意，立即向恩來同志作了介紹。聽完介紹，恩來同志快步走過來，異常親切地拉住我的手，問了一些我的情況，然后才微微笑著和我們告別。和恩來同志的這次會面，前后不過是兩三分鐘裡發生的事，但卻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由於父親的身份，我自幼曾接觸過一些國民黨的達官顯要，他們大多是矯揉造作或盛氣凌人、不可一世，沒有像恩來同志這樣可親、可敬，令人神往，給人力量。這初見的印象從那時起便一直牢牢地滲透在我幼稚的心靈裡，一刻也未能忘卻。我暗自思忖：這才是真正偉大的人物，我要跟這樣的人走，到延安去，投奔共產黨，干革命！

　　１９４４年秋，我從米脂縣調到關中軍分區工作，路過延安。由當時西北局安排，在同任弼時同志談話以后去見恩來同志。恩來同志和鄧大姐親切地噓寒問暖，詢問我這幾年在米脂工作的情況。談到整風審干時，恩來同志仔細詢問了米脂的審干情況，對所謂“搶救運動”明確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強調要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注意做好甄別工作。他和鄧大姐一再鼓勵我好好工作，要把西安周圍的關系都利用起來，去挖國民黨胡宗南的“牆腳”。一席談話，恩來同志提問題，談看法，講政策，那麼專注、認真而又細微。雖然所談內容都是工作，但卻使我覺得像是拉家常，既受教育、鼓舞，又增長見識，感覺如坐春風之中。

　　自“西安事變”發生后的幾十年裡，恩來同志始終像戰友和兄弟似的關注著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的安全，像前輩和親人似的關懷著張、楊兩家親眷以及原有部屬的成長。

　　從“西安事變”發生到抗日戰爭勝利，張、楊兩將軍竟被蔣介石毫無道理地囚禁了近１０年。蔣介石嘴裡不斷地高喊著“和平”、“民主”等騙人的口號，實際執行的卻是內戰、獨裁的反動政策。因此，在抗戰勝利以后，恩來同志代表我黨中央，在重慶國、共兩黨的談判桌上，在舊政協開會期間，一次次向國民黨提出釋放張、楊兩位將軍的正義要求。為了從政治上打擊國民黨反動派，中央決定在１９４６年１２月“西安事變”１０周年之際，在延安召開紀念大會，從歷史到現實，揭露國民黨蔣介石的反動本質。領導通知我參加大會，並准備發言。我那時在縣（今改作富縣）任陝甘寧邊區所屬軍分區副司令員，接到電話后連夜趕到延安。１２日上午，大會在邊區參議會禮堂舉行，還來了兩名美國記者。開會前，我在禮堂的第一排木凳上見到了恩來同志。見面問好以后，恩來同志談起國民黨反動派窮凶極惡，忍不住氣憤地對我說：“你今天要好好地痛罵它一頓。至於我的講話，拘於身份，還得有個分寸。”我說：“我憋了十年的氣，今天要放。講話稿已請西北局看過，請周副主席再審查一下。”恩來同志接過我的講稿，看了一遍，迅速用鋼筆在上面改了幾個地方，然后退給我說：“行了。改了幾處，就是給你加重了一點語氣。”會議主持者致詞完畢后，恩來同志上台講演。他用憤激的語調，譴責國民黨一手挑起內戰，揭露蔣介石的各種偽裝，怒斥反動派的倒行逆施，強烈要求立即釋放張、楊兩將軍。他講得義正詞嚴，有理有節。台下那兩個美國記者一直認真地聽，認真地記。周恩來同志講演一結束，會場上立刻爆發出一片掌聲、口號聲。我也上台把蔣介石國民黨痛罵了一頓。會后，恩來同志又問了我近期的工作情況。當他得知我昨天趕了１５０裡路到達延安后，馬上說：“你下午好好休息一下，晚上再去廣播電台罵它一頓。”隨即指示我把講稿壓縮在２０分鐘以內，並請當時西北局宣傳部長李卓然同志再幫我改改稿子。

　　１９４９年８月，中央准備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通知各方面代表陸續到北平報到，我隨西北代表團來到北平。不久，接到通知：恩來同志要在北平市軍管會大廳宴請原國民黨起義人士，讓我出席作陪。這時，我人民解放軍已橫渡長江，揮師南下，南京的國民黨政府如鳥獸散。在革命即將在全國取得勝利的時刻，我又要見到敬愛的恩來同志了，心裡真有說不出的高興。那天宴會開始以后，我向恩來同志敬酒，隻見他臉上洋溢著從未有過的激動和高興。他拉著我向坐在他那張桌上的客人介紹，讓我和大家干一杯。他自己也端起酒杯，一飲而盡。宴會散了，恩來同志仍留在客廳同客人們談話。我上前探問父親新近的消息，他就大聲向那些前不久起義的國民黨人士問道：“你們誰知道虎城先生最近的消息，請告訴他。”在座當即有兩位應聲而至，恩來同志隨即介紹他們與我交談。

　　政治協商會議即將結束時，會議秘書處通知我作大會發言，時間不超過５分鐘。我表示不想發言了，來人告訴我，這是周副主席安排的，還有張學思同志也要發言。我明白了恩來同志的意圖，便答應一定准備。我一邊起草發言稿一邊想，恩來同志主持著政協會議的內外工作，他在黨員大會上作報告，與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會談、協商，隨時征求會議代表的意見和建議，大會、小組會、宴會，都需要他考慮、安排。在工作如此緊張、繁忙的情況下，竟無微不至地想到要我和張學思發言，以示“西安事變”的發動者張、楊兩家后繼有人。事后我才知道，這是毛主席讓恩來同志安排的。他們雖然日理萬機，卻把我們時時挂在心裡。

　　我於１９４９年底回到西安。不久，就聽到重慶解放和我父親慘遭殺害的消息。我懷著極其悲痛的心情請示恩來同志，他指示我立即趕赴重慶，並對我說：“這不是你的私事，是黨交給你的任務。要通過辦理你父親的喪事，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殘暴。”他還親自關照沿路有關單位予以支持。１２月１６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人民政府分別給我們發來電報，無疑是對我們的莫大安慰。父親的遺體大殮之后，於翌年１月１５日上午１１時在重慶舉行追悼會，嗣后從重慶沿江而下，到西安沿途各地又舉行了多次公祭，充分體現了黨和人民的深切關懷。

　　１９６１年１２月上旬，我在北京參加計劃工作會議。１１日晚接到通知：讓我出席第二天晚６時周總理舉行的招待會，紀念“西安事變”２５周年。１２日晚，與“西安事變”有關的東北、西北方面知名人士共２０余人應邀到會，張學思、張學銘夫婦都參加了。恩來同志和鄧大姐相偕而來。同大家見面后，恩來同志說，原本要請葉帥參加，他去了延安。席間，恩來同志致詞，充分評價“西安事變”的歷史意義，深切表達了對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的懷念之情。當時台灣發表了經國民黨御用文人篡改的所謂《張學良西安事變回憶錄》。張學思同志提起此事，心情激動難以自持。他向恩來同志敬酒時竟泣不成聲。整個會場的氣氛十分沉重，恩來同志也流下了熱淚。他深情地說：“我的眼淚是代表黨的，不是我個人的。２５年了，楊先生一家犧牲了四口，張先生還被囚禁在台灣沒有自由，怎能使人想起他們不落淚呢！”他的話，使所有到會的人心情無比激動，這表明偉大的黨一刻也沒有忘記張、楊兩位將軍，沒有忘記他們的歷史功績。在黨的領導下，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解放了全國人民，也挽救了我，千言萬語也表達不盡對黨的感激之情。我克制著感情，對恩來同志說：“多少年來，我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淚，有一件事總不甘心：‘西安事變’的真相至今眾說紛紜。為了批駁蔣介石等人偽造的《西安半月記》，我們應當把西安事變的事實材料整理出來。現在不抓，再過若干年有些人不在了，就不好搞了……請總理考慮。”在場的東北、西北方面人士都表示贊成。恩來同志說：“你這個意見很好。最好由三方面有關人士組織一個小組，把它搞出來。”當場指定中央統戰部負責組織工作。張學思同志傷感過度，未能終席。恩來同志和鄧大姐特意到休息室去看他，親切安慰。臨行時，他說：“我今天為你們准備了三個小時，現在還不到。”然后同到會的人一一握手告別。

　　１９６６年我已調到天津市委工作。這年春節，恩來同志來到天津，我立即去看望他老人家。想到“西安事變”３０周年到了，我便問：“今年還搞不搞紀念活動？”恩來同志若有所思地回答：“這要看形勢的發展來決定。”很明顯，他已預感到“文化大革命”風暴的前兆。在坐車去俱樂部參加晚會的路上，他突然浮想聯翩地說：“有人問起，‘西安事變’時如果把蔣介石殺掉會怎麼樣。我看也不過是日本人早打進來，革命力量早發展，抗日戰爭也許早勝利。結果未必壞。”看到他的面容十分清瘦，我不禁擔心地問：“您還是不休息地那樣工作嗎？”恩來同志說：這次到天津，就是為了休息兩三天。記得那天飯后，我陪他打了一會兒乒乓球。他興致勃勃地說：“我身體很好，經常運動，冬天不戴帽子，一般不穿大衣和棉衣。”接著，他又講了一件事：“有一次照相，主席不穿大衣，我穿呢子大衣，少奇是皮衣皮帽，三個人是三個樣。自那以后，我就向主席學習，冬天不穿大衣，不戴帽子。”我再次敬告：“您年紀大了，還要保重身體。”恩來同志笑笑，說：“人，不要怕死。我想，死最好是打仗和敵人拼，一粒子彈結束生命。如果不打仗，那就拼命工作。什麼時候消耗完了，就結束生命。”這就是恩來同志的生死觀。

　　敬愛的恩來同志對我來說，幾十年來既是領導，又是保護人。他是我的父執，可是從來不以父輩自居，總是平等相待，和藹可親。他是我的良友，他的關懷給我溫暖，他的批評使我舒心，他的教導催我奮進。他是我的嚴師，表揚時告誡我勿驕躁，批評時告誡我不氣餒，教我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實實做事。他的高尚品德令我傾心，他的言行典范促我效仿，他的堅毅性格給我勇氣和力量，使我對前途充滿必勝的信心。

　　敬愛的周恩來同志，他永遠活在我的心中，永遠活在億萬人民的心中。

　　《人民日報》 〔１９９８０２１０№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