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為少數民族的解放和發展嘔心瀝血

　　敬愛的周總理以他超人的智慧和非凡的才能，為中華各民族的解放和振興無私地貢獻了一生。他的不朽業績和卓越功勛，將永遠銘刻在全國各族人民的心中。

　　周恩來同志是我們黨的創始人之一，我有幸青年時代就結識他，以后，我主持內蒙古自治區工作和在國務院工作，又都在他直接領導下，由於他為內蒙古自治區的創建和發展，為全國民族工作的開展，為各民族干部的成長格外關心，更由於他平易近人，待人以誠，給我留下了永不磨滅的可敬可親之感。他的很多往事常常浮現在我的眼前，現在把一些印象最深的寫出來，作為對敬愛的周總理的紀念。

　　民族干部的知心人

　　我第一次見周恩來同志是１９２８年夏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當時我在中山大學作教學翻譯工作。周恩來同志是乘到莫斯科參加我黨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之便，到學校來看我們的。１９２８年，是蔣、汪叛變，大革命失敗的第二年，全國到處都是白色恐怖，革命處於低潮。我們在莫斯科，歡呼過革命軍北伐的勝利，也聲討過蔣、汪叛變，大革命失敗了，今后怎麼辦？不少人憂心仲忡，大家關心著中國今后的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黨在莫斯科召開六大，周恩來同志又來看我們，我們自然心情很激動。周恩來同志和我們一見面，就象久別重逢的親人一樣，關心地問這問那。他簡要地給我們講了六大精神和國內形勢，問過了我們的學習、工作和生活情況以后，鼓勵我們好好學習，希望我們學成回國為我國革命貢獻力量。他的話雖然不多，但是給了我們很大鼓舞。在交談中，有人告訴他，我和幾個同志是蒙古族，他的目光馬上集中到了我們幾個蒙古族青年身上，並帶著微笑說：“嗅！你們是蒙古族，好極了！好極了！”他的格外關注，使我們幾個蒙古族青年有點拘謹，一時不知道該說什麼，過后我們都為沒能給周恩來同志多說幾句話而無不感到后悔。周恩來同志與我們交談時的深沉目光和親切關注，長久地回蕩在我心底深處。我們想，周恩來同志為什麼對我們幾個蒙古族青年那麼關注？很顯然是把我們看作是少數民族的代表，著眼於整個蒙古族乃至全國各少數民族。他的關注，飽含著對我們的無限希望。此后，我經過反復思索，萌發出了請求回國，投身到國內艱苦而又熾熱的革命斗爭中去的想法。經過我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同意，１９２９年我回到國內，在內蒙古西部地區開辟和堅持地下斗爭，后來又開展了建立蒙古族武裝的斗爭。

　　時隔１４年，也就是１９４２年，在延安又同周恩來同志見面了。這時，我在中央黨校學習，周恩來同志是從重慶回延安來參加整風的。這次相見同第一次見面時比較，１４年的艱苦歲月，使周恩來同志看上去老了一些，但他炯炯有神的雙眼顯得更加深沉，明快而有吸引力的談話，表現出了隨著閱歷的加深，他更富有經驗，更成熟了。見面后他就說：“雲澤同志，你的情況王若飛同志已經給我講過，我都知道了。”又說：“你回國后，在綏遠地區做群眾工作，做軍隊工作，還搞了百靈廟暴動和武裝斗爭，特別是在斗爭中培養出了一批蒙古族干部，干得很好嘛！”我說：“這些事都是按照黨的指示做的，特別是王若飛同志在綏遠（內蒙古西部地區）期間，代表中央對我們的工作給予了很多重要指示和具體指導，過去工作中取得的這些成績，是蒙、漢族同志在黨的領導下共同奮斗的結果。我的工作還做得很不夠，同黨的要求還有很大距離。”后來周恩來同志又說：“贏得抗戰勝利還要進行艱苦斗爭，中華民族在危難中，我們肩上的任務還很重，要努力學習，努力工作，把工作做得更好。”在談話中，周恩來同志提到一些內蒙古地區的人物，而且對他們的政治傾向和基本情況都很了解。這說明周恩來同志很關心少數民族工作，很注意研究內蒙古的問題。

　　回想起來，周恩來同志對我一直是非常關心的。早年的不必說，僅就５０年代在一些重要會議上他總促我發表意見，並很重視我的意見，就足以說明了這個問題。記得１９５７年在青島開全國民族工作座談會時，他已全面透徹地講了我黨關於民族問題的理論和政策，我不准備再講什麼了，可是他一定要我再講一講。於是我就講了講關於民族區域自治的幾個關鍵問題。還有一次是研究廣西壯族自治區的行政區域問題時，周恩來同志從歷史到現實，從全國到廣西，作了入情入理，令人信服的講話，可是他還是要我再講一講。在他的促使下，我就按照中央關於民族問題的基本方針和政策，集中講了把原廣西省的行政區域全部劃為廣西壯族自治區的行政區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周恩來同志對我這兩次發言都說了很多鼓勵的話。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我所以能為人民做些事，都是黨培養的結果，這當中周恩來同志對我的幫助和支持是個重要原因。

　　還有一件事使我很受感動，終生難忘。“文化大革命”中，我長期被“監護”，１９７３年黨的十大召開前，經過周恩來同志多方努力，解除了對我的“監護”，恢復了自由，讓我回到了北京。事后我了解到，周恩來同志為了讓我參加十大並選為十屆中委，曾據理力爭，糾正和批判了說我“反黨叛國”、“搞分裂”等一切誣蔑不實之詞，他特意把１９４５年１０月中央派我去蘇尼特右旗解決那裡搞起的一個所謂“內蒙古共和國臨時政府”的問題，說成是“單刀赴會”。並說：“在抗日戰爭剛剛勝利，國內國際形勢十分復雜的情況下，他敢於隻帶幾個人去同那個搞分裂活動的‘政府’斗爭，並取得了勝利，這是很不容易的，很了不起的事。”那時“四人幫”還在台上，周恩來同志是冒著很大風險伸張正義的。“四人幫”給我強加了“反黨叛國”的罪名，本欲置於死地。如果不是周恩來同志的保護，還不知葬身何地，更談不上重新出來工作了。周恩來同志為了保護我，與“四人幫”針鋒相對作斗爭。這是對一個民族干部的信任和愛護，充分表現了周恩來同志堅持黨的原則，無私無畏、不顧個人安危的高尚品德。每想到這件事，我都感到對周總理有一種無法報答的感激之情。周恩來同志對我的這種關心和愛護，遠遠超出了我個人，而是對所有民族干部和少數民族的關心和愛護。

　　執行民族政策的楷模

　　民族區域自治，是我黨解決我國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這一基本政策是經過長時期探索、醞釀才形成的。我黨充分考慮了我們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特點，深刻分析了我國各民族在長期歷史發展中形成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思想感情上的密切關系，特別是在近代革命中，中華各民族為反對共同敵人，更是團結一致，生死與共，各自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的實際情況。從既維護國家的統一又讓少數民族在各自的地區當家做主出發，英明地提出了在統一國家中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基本政策。在制定和實施這一政策中，周恩來同志是做出過重大貢獻的。內蒙古自治區的建立，是黨的這一基本政策的第一次實踐，而１９４７年３月２３日中央批准建立內蒙古自治區的電報指示，正是周恩來同志根據中央集體決定精神親自起草的。

　　１９４７年內蒙古自治區成立時，解放戰爭正在激烈進行，我國大部分地區尚控制在國民黨反動派手裡，內蒙古也只是解放了東部大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區。在這樣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確立和實施黨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建立內蒙古自治區，對增加我國革命力量，推進解放戰爭，擴大解放區，加強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斗爭，都具有重要意義。在這個問題上充分表現了我們黨的政治遠見，和革命膽識。而周恩來同志起草的中央電報指示，就是這種精神的具體體現。電文中，除表示同意建立內蒙古統一的民族自治政府外，並明確指出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並非獨立政府，內蒙古自治區仍屬中國版圖。它所反對的是蔣介石國民黨獨裁政府，及其取消民族自治權利的偽憲法和賣國內戰的反動政策。同時，對內蒙古自治區與各解放區的關系、黨的工作、政權建設、軍事斗爭，以及有關民族區域自治的其他問題，都做了明確指示。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成立后，根據這一電報指示精神，制定了自治區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它不僅在解決內蒙古的革命和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為我國革命發展中解決全國的少數民族問題取得了經驗。歷史已經証明，周恩來同志親自起草的這一電報指示，為后來不斷充實完善的黨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奠定了基礎。周恩來同志被譽為這一基本政策的奠基者之一是當之無愧的。

　　周恩來同志一向認真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在劃定內蒙古自治區行政區域時，他的作用是具有重要意義的。１９４７年５月建立內蒙古自治區時，雖然中央對其轄區已有總的設想，但那時我們隻控制著內蒙古東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區，客觀上還不可能形成真正完整的內蒙古自治區。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內蒙古地區陸續解放，明確內蒙古行政區域的問題就提到了日程上。早在１９４９年初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期間，黨中央就議論了這個問題。當時，周恩來同志曾把我整理的一個內蒙古基本情況的材料批發給與會同志。毛主席提出恢復內蒙古歷史上的本來面貌，逐步實現內蒙古東西部的統一。自治區領導機關先由烏蘭浩特搬到張家口，待綏遠解放后移歸綏。按照毛主席這一意圖，中央確定了內蒙古的行政區域。這一意圖的含義很明確，就是撤銷熱、察、綏三省，形成東西部統一的內蒙古自治區，以徹底改變國民黨反動派及歷代統治者對內蒙古實行分割統治的狀況。這樣做既符合內蒙古的歷史情況，也符合內蒙佔地區蒙古民族和有關地區各民族的利益，深受蒙古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擁護。但是，當時也有少數人不理解，以種種借口拖延這一問題的解決。周恩來同志深知各族人民的心情，堅定地貫徹了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意圖，並為貫徹實施這一意圖，耐心細致地做了大量思想工作。記得有一次我去看毛主席，一見面他就問我，你搬家了沒有？我說還沒有搬。毛主席聽了感到奇怪地說：“怎麼！你們還住在張家口！？”我說還有人不理解，需再做做工作。毛主席對此非常堅定。我也把情況報告了周恩來同志。周恩來同志說：這個問題是中央已經定了的，毛主席也說過了，按中央定的，毛主席說的辦，我再做做工作。經過周恩來同志多次耐心的談話，做通了有關同志的工作，這個問題才得到了圓滿解決。１９５２年夏天，內蒙古自治區領導機關由張家口遷到了歸綏（呼和浩特）。后來又在周恩來同志的關心和主持下，經過幾次區劃調整，內蒙古自治區的行政區域才形成了今天這個樣子，做到了毛主席說的“恢復內蒙古歷史上的本來面貌”。十年浩劫中，林彪和“四人幫”倒行逆施，把一個好端端的自治區劃了個七零八落，破壞了已經恢復的“本來面貌”。鄧小平同志恢復工作后，要我就此給中央寫了個專題報告，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撥亂反正中，“本來面貌”才又恢復。這個問題的解決顯然不單純是個區劃問題，它標志著我們黨在民族問題上的基本態度，為全國各少數民族所注目，其影響遠遠超過了內蒙古自治區。

　　周恩來同志重視民族工作，認真執行堅決捍衛黨的民族政策的典型事例很多。在這無數事例中，我覺得有一件事很值得一提。這就是十年浩劫中，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肆意踐踏黨的民族政策，根本不承認民族工作，把中央一級所有民族工作機構都一掃而光。我們這樣一個多民族的大國，大量有關民族工作的問題無人過問，長期下去是很危險的。周恩來同志早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雖然他已病入膏盲，但卻放心不下。在當時的復雜情況下，他經過多方面考慮，下決心提出先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建立一個民族政策研究小組，並且提出“組長還得烏蘭夫同志當”。這個研究小組建立后，我當然不能辜負他對我的關心和信任，要盡心盡力把工作做好。當時連我在內這個組隻有７個人，雖然那時“四人幫”在台上，我們的工作很難做，但是，畢竟有了一個民族工作的機構，不管怎麼樣，這方面的問題總是有地方管了，而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為逐步恢復民族工作機構，正常開展民族工作創造條件。后來中央任命我為中央統戰部部長，我也就把這個組的同志帶到了中央統戰部，使得我們的民族工作得以連續進行。成立全國人大常委會民族政策研究小組，是周恩來同志為我國民族工作盡的最后一把力。這最后一把力，誰知道周恩來同志花費的氣力要比正常情況下大出多少倍呀！更何況這是他最后的時刻！這件事辦過后沒有多久，周恩來同志就永遠地離開了我們。在我向他的遺體告別時，回憶著這件事，回憶著他關心民族工作的無數事例，不禁默默地落淚了。

　　為少數民族發展嘔心瀝血

　　舊中國各少數民族都處於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過著貧窮落后的生活。內蒙古的情況也不例外，特別是居住在廣大牧區的蒙古族，經濟、文化水平低，疾病流行，人口下降，生活極為悲慘。解放后就著手解決這個問題，在內蒙古牧區提出了“人畜兩旺”的口號。在解決這個問題的過程中，中央和全國各省市給予了有力支持和全面支援。這種支持和支援正是在周恩來同志的親自過問、直接主持下進行的。現在內蒙古的情況已發生根本變化，歷史上的悲慘景象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但是周恩來同志為此付出的心血卻永遠留在內蒙古各族人民的記憶中。

　　５０年代初，為了解除內蒙古牧區群眾的病痛，制止人口下降，開展過一場消滅梅毒病的驅梅斗爭。那時候國家還很困難，為了支援驅梅，在周恩來同志主持下，從中央和一些省、市抽調了大批醫務人員，組成驅梅隊派往內蒙古牧區，同時還調進了大批藥品和醫療器械，保証驅梅需要。在中央和有關省、市支援下，經過驅梅隊醫務人員的艱苦奮戰，內蒙古牧區的梅毒病很快得到控制，僅短短幾年就把給牧區群眾造成災難，危及蒙古民族生存的梅毒病消滅了。這一給內蒙古草原和整個蒙古民族帶來歡樂和幸福的勝利，內蒙古人都知道，是在周恩來同志直接關心和指揮下取得的。

　　三年困難時期，全國食品缺乏，大家都在為如何度過困難積極想辦法。１９５９年底，我在北京開會遇到了康克清同志，她對我說，上海和華東其他幾個城市有些孤兒，由於食品不足很難辦，問我能不能想辦法幫助一下。我說：“可以。一個辦法是給他們送一些奶粉﹔再一個辦法是把這些孩子送到內蒙古。送奶粉，能解決孩子們多少時間的問題呢？我看最好的辦法是把孩子們送給牧民撫養。牧民很喜歡孩子，不管誰家的孩子都喜歡，交給他們撫養，既可妥善安排這些孤兒，又能解決牧民缺孩子的問題，可說是兩全其美。康大姐，你看怎麼樣？”康克清同志覺得給牧民撫養的辦法好，當即表示贊成。后來周恩來同志知道了這件事。第二年初他問起了我，我把與康克清同志商量的意見和內蒙古接收、安排的設想及准備情況給他作了匯報。周恩來同志很高興，他說：“這很好嘛！內蒙古地廣人稀，特別是牧區缺小孩子，牧民又很喜歡，多收養些南方孤兒，幫助解決了燃眉之急，並且對發展牧區人口和以后建設是有好處的，符合‘人畜兩旺’的要求。但要注意把工作組織好，把孩子們安排好。”我說：“請您放心，一定會安排好，准保他們吃得胖胖的，長得壯壯的。”為了接收和安排這批南方孩子，我們成立了以自治區衛生廳廳長為首的專門機構，抽調了一批醫護和保育人員，負責孩子們的醫療保育工作。在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６１年兩年內，內蒙古先后從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等地接來幾千名孤兒。這些孩子小的隻有兩三歲，大的不過七歲，來時多數身體已很疲弱。對其中大一點的，直接送到了牧區，由牧民領養﹔小的弱的先送到專為他們設的育嬰院撫養，待長大些或身體壯了，再讓牧民領養。牧民見了這些孩子高興極了，很多中年“阿媽”、“阿爸”，甚至“老阿媽”、“老阿爸”都搶著領。這些孤兒有了“父母”，有了溫暖的家，茁壯成長，幾個月就變樣了。在草原的陽光下，他們紅黑圓胖的臉蛋，更加討阿媽、阿爸們的喜歡。這批孩子現在已經３０多歲了，他們講著流利的蒙古話，成了蒙古人，牧民的后代，草原上的新一代主人。其中有些還當了干部，成了科學家。如不知道這段歷史，誰能相信他們的出生地在祖國的南方。在周恩來同志支持下辦的這件事，就當時講，為這批孤兒找到了最好的歸宿，就發展蒙古民族、繁榮牧區來說，是很有意義的，養育這批孩子的阿媽、阿爸們，看到這批已成材的孩子給他們和牧區帶來生氣和幸福，對支持辦這件事的周恩來同志，怎能不發自內心地感激！

　　周恩來同志在內蒙古經濟建設方面也花費了不少心血的。就他始終關心包鋼和包頭工業基地的建設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包鋼作為國家重點項目，包頭作為重要工業基地進行建設，都是５０年代初制定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時，在周恩來同志主持下定下來的。那時的包鋼所在地，還是一片荒漠，在那裡建設大型鋼鐵企業，建設新興工業基地，是很不容易的，為了完成包鋼和包頭工業基地的建設任務，帶動整個內蒙古經濟發展，中央發出了全國支援包鋼的號召。實現這一召號，周恩來同志是領頭的。在他的支持和組織下，支援包鋼、支援包頭、支援內蒙古自治區建設的大軍，從全國各地源源而來，設備和物資也成批地調進。來自全國各地的領導干部、科技人員和工人，同當地蒙漢各族建設者一起，不知疲勞地在艱苦條件下共同奮戰。在全國的支援下，到１９５９年，新興工業基地包頭已初具規模，包鋼的大部分基礎工程也已搞了起來，具有當時世界先進水平的包鋼一號高爐提前一年建成投產。建設者們面對著已取得的成績，感到無限喜悅。當一號高爐開始出鐵的時候，周恩來同志親自到包頭剪彩，慶祝包鋼建設的初戰勝利。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５日上午，周恩來同志到包頭后，沒有休息就聽包鋼建設情況匯報。他邊聽匯報邊看藍圖，仔細詢問了每項主要工程的進展情況，對包鋼建設提出了很多重要意見。下午我陪同他到包鋼參加一號高爐剪彩慶祝大會。剪彩后，他又在包鋼廠區視察，和工人交談，第二天又接見了職工代表並作了報告。他諄諄囑托要把建設搞好，要把高爐管好。他高興地說：你們做出了歷史上不可想象的事情，我們勝利了。但是，這勝利還是初步的，還要用更大的努力，加快包鋼建設，加快包頭和內蒙古的建設，奪取建設的更大勝利！在文化方面周恩來同志對內蒙古也做過不少重要指示，並多次接見內蒙古的文藝演出團體。他曾高度評價、充分肯定內蒙古的文化輕騎兵--“烏蘭牧騎”，曾熱情贊揚內蒙古藝術家們的表演，並指示要他們到全國一些主要城市去巡回演出，以擴大影響，促進全國各民族文學藝術事業的發展。周恩來同志專程到包頭並作指示，親自接見內蒙古的藝術家，是支持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文化建設的具體表現。他在包頭講的這些深情而又堅毅的話，當面對內蒙古文藝工作者的親切教導，是對包鋼建設者、對內蒙古的文化戰士說的，也是對內蒙古各族人民和全國少數民族說的，字字句句都深深印在人民的心裡，永遠是激勵我國少數民族在經濟、文化建設中奮進的力量。

　　我國老一輩無產級階革命家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已被新一代推向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我們新型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也有了新發展。中華民族，為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正在迎著改革的春風比翼奮飛。敬愛的周總理如九天有靈，定同我們一起拍手稱快。

　　《我們的周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