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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衛兵萬人大會周總理一個轉身遏制了一場凶濤惡浪

雍文濤

2018年05月31日16:16    來源:人民網

  1966年6月,中央決定將我從廣州市委調到北京,任國務院文教辦公室常務副主任和中宣部副部長。8月,又兼任北京新市委中學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和新市委書記。時值“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因為工作關系,我同敬愛的周總理有過較多的接觸,當面聆聽他的教導,根據他的指示開展工作,處理問題,一直到12月中旬我被江青點名停止工作為止。每當我想起這一段往事,周總理嚴肅堅定地與林彪、江青一伙作斗爭的情景又浮現在眼前。在這篇文章裡,我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向讀者介紹“文化大革命”初期周總理為穩定全國局勢,耐心說服青少年所做的不懈努力,並以此表達我對敬愛的周總理深深的懷念和崇敬之情。

  一

  1966年8月24日,北京新市委根據周總理指示,成立了北京市大、中學校紅衛兵聯絡總站,地址設在勞動人民文化宮。籌備了兩天,26日即召開了聯絡總站成立大會。

  一開始,市委決定我以市委書記身份兼任黨委書記主持總站工作。當時,即將在聯絡總站工作的同志,包括我在內,對於為什麼要成立這個總站和如何進行工作都缺乏思想准備,普遍有惶惑之感。但是,就在聯絡總站成立的當天,周總理親自出席了成立大會,並做了重要講話。周總理說,設立聯絡總站的主要任務是宣傳解釋黨的政策。黨中央、國務院在總站內設立辦公室,及時解決紅衛兵提出的問題。這就為我們明確了方向,規定了任務。緊接著於9月1日和9月10日召開了兩次紅衛兵座談會。在這兩次會上,總理首先傾聽同學們提出的意見和問題,然后,有針對性地宣傳、解釋黨的政策。兩次大會之后,我們不僅從開始時存在的困惑心情中走了出來,並發現站到第一線親自解決問題,正確宣傳、解釋黨的政策的,首先是我們的周總理。從8月下旬總站成立到12月中旬我被江青點名停止工作的3個多月時間裡,周總理為教育引導青少年按照黨的政策辦事,親自參加紅衛兵組織召集的大型匯報會、座談會等在40次以上。小型的、個別的約見談話就更多了。無論是大型會議,還是小型個別會見,周總理都不失時機地向青少年宣傳、解釋黨的政策,作了大量工作。有些會議長達四五個小時,有些會見談話則是通宵達旦進行的。周總理在青少年身上傾注了大量心血,他那種不辭勞苦、日以繼夜地忘我工作和高度負責的精神,激發了同志們宣傳黨的政策的熱情,克服了畏難情緒。那段時間,聯絡總站平均每天接待人民群眾來訪上千人次(來信、來電話及外出聯系辦事的不計算在內)。迄今回顧起來,當時沒有出現大的失誤與周總理的身教言教是密不可分的。

  二

  在聯絡總站成立之前,北京市內已掀起了破“四舊”的浪潮,從8月下旬到9月下旬,形成全市性的高潮。據9月5日的統計,8月底止,全市共打死上千人,被抄家的1萬多戶。許多被斗、被打、被抄家的家屬等到聯絡總站申訴。一些學校的校長、教員、支部書記被斗致死,不少學校校長、教師,被編入“勞改隊”。革命烈士董振堂的女兒董光苦是女三中的支部書記,剛剛生下一個女兒,就被拉出去強迫勞改(后經毛主席批示由聯絡總站負責營救出來)。在抄家的同時,發生了驅趕市民的情況,從8月23日到9月9日,僅崇文區被迫搬遷出市區的就有4000余人,隨遷的家屬6000多人。紅衛兵在一些服裝店、理發店張貼了“最后通牒”。說他們搞了奇裝異服、奇怪發式,勒令關門停業﹔有的紅衛兵,在榮寶齋張貼了對聯,“遺老遺少雜七雜八大毒草,黑詩黑畫妖風鬼雨蛇神窩”,橫批是“鬼聚堂”。那時,人民生命財產受到了嚴重威脅,恐怖氣氛籠罩著北京城。對社會上出現的嚴重情況,聯絡總站均以簡報形式,分別向黨中央、中央文革、國務院作了匯報。當時主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中央文革,對我們上報的情況,表面上未置可否,但實際上已經不滿,認為我們的觀點、立場不對。9月5日,中央文革發了一期破“四舊”的簡報,標題是“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紅衛兵半個月來戰果累累”。簡報稱“紅衛兵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先鋒隊”,戰果是“把資產階級打得威風掃地”,“掃除了封建迷信”,”消滅了資本主義”。緊接著,在9月30日的天安門大會上,林彪公開表揚革命小將的“革命行動”“好得很”。說什麼,革命的洪流正在滌蕩著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改變著我國整個社會的面貌。林彪、江青一伙對紅衛兵的這種“表揚”、“鼓勵”,其實是在煽動紅衛兵拋棄黨的政策,把整個社會秩序搞亂,就連紅衛兵中一部分人,也在思考為什麼這樣干?焦躁不安地尋求解答。正是在這個關鍵時刻,周總理於9月1日、10日、13日,三次長時間聽取紅衛兵的意見,並向他們反復耐心地宣傳解釋黨的政策,力求把紅衛兵的熱情引導到正確的軌道上來。在談到武斗打人問題時,周總理說:我們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在我們手裡,有政權,有武裝,人有錯誤,可以評批,犯了法可以關起來,可以送去勞改。至於煞他們的威風問題,那也有人民的威力,有解放軍的威力。所以,我們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動手打人。就是斗爭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斗爭那些地富反壞分子,也應該是這樣。在談到對待五類分子問題時,周總理說:我們要團結大多數,特別要爭取團結中間力量。敵人總是少數,朋友總是多數,打擊面太大,就會失掉中間派的同情。不是所有地富反壞右出身的都打倒,我們要打擊的是那些暗藏的反革命,現在還在搞反革命活動的,有民憤、有血債、查有証據的反革命。右派分子,隻要摘了帽子就不叫右派。對資產階級,我們要批的是他們的思想體系和違法行為。對一般的資產階級上層人士,我們也是採取教育改造的方針,不能動不動就搜查、抄家,即使對逃亡地主,他們原有的土地已經被分了,到這裡已經落戶了,也不需要再把他們趕走,不能把一切人都趕走。要派出所把名單交給你們,由你們去趕,那也不一定好。如果這樣做,我看就是派出所想卸包袱,派出所把名單交給你們了,你們就把這些人往火車上一趕,以為就完事了,其實沒那麼簡單。不能把一切黑五類的人和他們的家屬子女都清除掉,這是無政府主義思想,不是毛澤東思想,毛主席歷來主張要改造他們。對知名人士,一定要慎重對待。宋慶齡是我們革命的長期合作者,到她家裡去貼大字報就不恰當。這只是說貼大字報,若進一步超過這個范圍,如打人、搜查、抄家,那就屬於法律制裁問題了。十五中同學同我談話時說,理發館都是資產階級的,不要了。我反問他們,北京幾萬理發工人怎麼辦呢?他們一家子生活怎麼解決呢?有的同學說留長辮子不行,但短辮子有什麼不可以呢?這就算資產階級思想嗎?他們一下子被我問住了。在談到宗教信仰問題時,周總理說:不能把清真寺都辦成學校,都做為公共的機關。象新疆一些地方,宗教信仰和民族習慣是結合在一起的,你要改變那個習慣,需要時間,宣傳是可以的,強制就不對了。針對一些人破壞公共設施、燒毀文物等,周總理提出:要保護國家財產,保護群眾利益。有些東西國內不能用的,可以出口,有人說是資產階級的東西,不能出口,非毀掉不可,其實賣出去可以換取外匯,買回我們所需要的機器嘛!

  這些苦口婆心的講話,在當時很有針對性,聯絡總站和下屬分站,立即用各種形式和辦法,分別向各學校進行了傳達。據9月24日統計,聽傳達的大、中學校的師生達數萬人次。聯絡總站組織傳達之后,下面反映很好。普遍認為周總理的報告象是一場及時雨,有的同學還說,這些問題我們都爭論過,總理好象都知道一樣。

  三

  1966年秋末冬初,“文化大革命”的勢頭更加猛烈。學校“停課鬧革命”了,幼稚的青少年沖向社會,開始了遍及全國城鄉的大串聯。他們到處造反,導致生產混亂,社會動蕩。對這些被推上歷史舞台的青少年是因勢利導、苦口婆心地批評教育呢?還是推波助瀾心懷叵測地蒙騙、利用?兩種態度,兩種做法,反映了一場爭奪青少年的斗爭。

  江青多次借接見紅衛兵之機,口蜜腹劍地吹捧小將們的“革命”行動和“偉大”作用。所謂的理論家陳伯達,更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大作文章,胡說什麼:同學們的發言水平很高,在“文化大革命”中進步很快,逐步逐步地用毛澤東思想把自己的頭腦武裝起來了,這是我們無產階級專政制度鞏固的保証,是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保証,是防止我國出現修正主義的保証,是我國能夠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把那些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國家遠遠甩在后面、使我們站到前面的保証。現在我們看得很清楚,林彪、江青、陳伯達等反革命野心家陰謀家為了篡黨奪權,竟無恥地把無知的青少年當作炮灰和工具加以利用,他們用心之險惡,對青少年毒害之深重,令人發指。

  “文化大革命” 初期在對待青少年的問題上周總理與林彪、江青一伙針鋒相對,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周總理在9月10日對紅衛兵講話中,先引用了毛主席的話“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接著,他語重心長地說,你們具有朝氣勃勃的精神,但必須保持有組織、有紀律的戰斗作風,你們要學習解放軍的組織性、紀律性。因為你們還很年輕,你們的知識究竟有限,你們知道的各方面情況和黨的政策並不是很完全的。一個新事物出現,你們的好處是善於接受下來。但要從實踐中檢驗你們這樣做是不是對,對的就堅持,錯的就改正,這樣的精神,你們是應該有的。周總理還多次指出紅衛兵是戰斗隊、學習隊、宣傳隊。他特別強調學習任務,強調隻有學習好才能宣傳好,學習是為了今天,也是為了明天。

  周總理針對青少年正在成長中的特點諄諄教導說:從學校走到社會,你們已碰到很多不熟悉的事情,要想自己少犯錯誤,就要抓好兩頭。首先要學習毛主席的書﹔另一方面要練好基本功,先進行調查研究,這就得深入群眾,接觸廣大不熟悉的群眾,了解他們的情況。對任何事情,都要先做學生,要做一個勤勤懇懇的小學生,人民永遠是我們的先生。周總理的這些話,不隻講過一次,特別是在大型的集會上多次對紅衛兵反復講這些思想。他那循循誘導,誨人不倦的精神十分令人感動。

  四

  1966年9月13日,周總理參加了在先農壇體育場召開的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萬人大會。在大會上,周總理著重講了紅衛兵既是戰斗隊,又是學習隊、宣傳隊。講到戰斗隊時,周總理又特別講了兩點:一是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二是要區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當周總理提到有人問犯了路線、方向性錯誤的人是不是黑幫的問題時,十分明確地說,不能那樣講。並說不應當濫用黑幫這個名詞。這時,會場的一個角落忽然響起一聲“打倒劉少奇!”接著又有幾個人與之呼應。會場裡人頭浮動起來。正循循善誘地講著話的周總理聽到后,臉色驟然嚴峻起來。正當大家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隻見周總理毅然決然地轉過身去,背向會場。這個明顯的動作表明不同意這個口號的鮮明態度。總理這一舉動震撼了大會,使險些混亂起來的會場立劉平靜下來,全場千萬雙眼睛重新把目光投向了周總理。少頃,周總理轉回身來,面容依然十分嚴肅。一場凶濤惡浪過去了,大家長長地舒了口氣,但剛才周總理威嚴的身影卻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接著,周總理作了較長一段講話。他說:犯了路線錯誤能不能就說他不革命?不能這樣說。我們隻要回顧一下黨史就清楚了,在我們取得全國勝利以前,黨中央曾發生過四次路線錯誤,即遵義會議以前,曾經勝利過,也失敗過﹔發展過,也縮小過。周總理列舉了四次路線錯誤的簡況后說,從1924年到1935年初,也不能說當時的中央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說是反革命的。他們主觀還是革命的,但犯了極其嚴重的錯誤,給中國革命造成極大損失。黨在那以后,還是領導人民前進的。所以,犯了錯誤的同志,不能說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說他是反革命的。這和反革命集團、獨立王國、分裂出去組織另一個黨是不同的,要區別開。周總理最后更為嚴肅地說,我是過來人,在長征以前,我犯過路線上的錯誤,但是,毛主席並不因此不讓我改正錯誤。上面講的,是我的親身體會,如果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見,我願意與他坐在一起說理、辯論。這時,會場安靜肅穆,一直持續到周總理講完散會。

  在此之前,即8月中旬召開的十一中全會閉幕之后,毛澤東同志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的內容已在一些人中傳開。9月10日,在周總理親自主持召開的紅衛兵第二次座談會上,有個別紅衛兵遞條子問周總理毛主席寫了大字報的事,說是從一位權威的人那兒聽來的,問情況是否屬實。周總理嚴肅地回答說:現在你們中傳說著《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我要正式聲明,主席的文件,隻有根據主席授權,黨中央機關、新華社、《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人民出版社發表的,才是正式的。任何傳說,不管有什麼根據,都不算數。今天我聲明,不能把“炮打司令部”這句話,看成是對一切領導都打。否則,就成了一切黨政機關都不能相信了,主席從來沒有說過這種話。

  對於毛主席的大字報內容是怎樣流傳出去的問題,中央文革還賊喊捉賊地追查了一陣,胡說是某某高干子弟首先傳開的。但事隔不久,林彪、江青一伙為了陷害少奇同志,終於按捺不住,公開跳了出來。關鋒、戚本禹在中宣部會見北航和地質學院的紅衛兵時,戚本禹說了一段蠱惑人心的話,惡毒攻擊劉少奇同志,他說:毛主席批評一些東西,就是因為有錯誤的東西,1945年有人要交出武器,合作化時解散合作社(關鋒插話:還有四大自由),不是一般的問題。……那是有地位的人。很多事不能講了。高崗、饒漱石早就公開了的。這幾年,1962年“三自一包”,困難時期,斗爭非常激烈。那時候我們偉大的舵手若是不在,稍微離開,那我們國家就很危險。那時主張包產到戶的,不是底下的同志,不是基層干部,而是從上面一條線貫下去。1962至1966年,有些黨內問題不能公開講。你們可以好好看看黨的公報,可以看懂的。戚本禹這段話,既是明搶也藏暗箭。這是中央文革成員公開出來作政治大煽動,還提供了那麼多的炮彈。《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之所以很快流傳,緊接著出現打倒劉少奇的口號,這絕不能認為是一種偶然的巧合。10月25日林彪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毛主席的大字報就是指的劉鄧路線”,“經過這幾天,同志們已經比較清楚地知道了這個來源……”。林彪這裡所說的經過這幾天才比較清楚的來源,其實早在10多天前,他們就已經在紅衛兵中故意泄露出去,煽風點火,必欲打倒少奇同志而甘心。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五

  林彪、江青一伙為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炮制了“文藝黑線專政論”,把矛頭指向廣大文藝工作者和更多的知識分子,又有意混淆當權派與走資派、領導干部與資產階級修正主義分子的界限,以致“文化大革命”初期“黑幫”、“黑線”被濫用,並由“一小撮”很快擴大為“一大批”,把矛頭直接指向各級黨政軍領導干部。在起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的過程中,林彪、江青一伙曾經塞進了“黑幫”、“黑線”的內容,由於周總理和陶鑄同志的堅決反對,並經毛主席同意后,才被刪去,他們的陰謀未能得逞。但他們在“十六條”公布后,繼續在他們控制的刊物上登載與“十六條”相違背的文章,使用“黑幫”、“黑線”的叫法,諸如什麼“在林楓大紅傘保護下,眾多黑幫分子始終不同大家見面”,什麼“周揚--田漢黑線下的大毒瘤”等。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在長辛店二七機車車輛廠大講:“你們的主要任務就是反吳文彬(廠負責人)這條黑線”,在他們的蠱惑煽動下,“黑幫”、“黑線”的叫法,到處可以聽到、見到,揪斗“黑幫分子”、“黑線人物”之風,不僅在首都,在各省市也都越刮越猛。為此,周總理在紅衛兵的幾次大型集會上都專門談到了這個問題,告誡大家,不要濫用這個字眼,要學會分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9月10日,周總理和陶鑄同志接見哈爾濱工大的三個紅衛兵組織的代表時,聽取了他們的匯報。當匯報到省一級的領導除潘復生外,大多挨斗戴了高帽子游了街,省委已經癱倒不能工作,廳、局長一級干部200多人中有100多人都挨斗戴了高帽子,對這些被斗對象,有的被稱為“走資派”,有的被稱為“黑幫分子”、“黑線人物”時周總理打斷他們的匯報說:這就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批了。同學們,要冷靜地想想這個問題。周總理接著說:“黑幫”、“黑線”,現在中央不講這個話了,我跟北京紅衛兵講了,這個說法不容易把界限定准。“黑幫”,到底這個“幫”有多大,越搞“幫”越大﹔“黑線”,這個“線”有多長,越摸“線”越長。這不是毛主席思想,不是馬列主義的科學語言。所以,主席考慮之后,在“十六條”上沒用這個話,本來草案上有“黑幫”、“黑線”,后來,主席考慮還是決定不用。接見結束,三派代表一致表示,回去之后,要貫徹周總理及陶鑄同志的講話精神。但是,濫用、濫揪、濫斗“黑幫”問題,始終沒有停止。不久,即發生紅衛兵炮轟上海市委,要揪斗“黑幫”一事,上海市委打電話請示周總理,周總理在回話中說:“你們不是‘黑幫’,你們還是革命的。”10月13日,在先農壇紅衛兵大會上,就有人向周總理發難,問周總理是否說過這個話。周總理堅定明確地回答說:我是這樣講的,因為今天沒有材料証明上海市委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是不革命的,反革命的。至於工作正確與不正確,那是路線上的問題,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問題。10月15日,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接見紅衛兵造反司令部的負責人,江青參加了。在提問題時,一位造反司令部的成員挑舋地說:“上海以傳達總理的講話說上海市委是正確的為盾牌,壓制革命”。周總理當即嚴詞回答說:“我給上海市委打電話,說過他們不是黑幫,是革命的,但未說過他們一切都是正確的,革命不革命是敵我矛盾,正確不正確是人民內部矛盾,這是兩個問題,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一定要區分開來,不能混淆不清。我已經講過多次了。”江青一伙,在這個問題上雖不死心,但對周總理義正詞嚴的答復,無力反駁,語塞作罷。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總理對林彪、江青一伙危害黨和人民利益的倒行逆施勇於針鋒相對,嚴詞駁斥﹔而對被他們迷惑和利用的青少年,則是耐心地教育說服。這種表面平靜,實質尖銳的斗爭,隨著運動的發展而日趨激烈。當時,周總理大義凜然的立場,敏銳的令人信服的宣傳解釋,在廣大青少年、干部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成為當時夜空中高懸的一顆北斗明顯。他那忠誠、正直、不屈的光輝形象,長留在人民的心中。周總理在十年動亂中忍辱負重,砥柱中流,嘔心瀝血,力挽危局,為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所作的不懈努力將永留史冊。

  《我們的周總理》

(責編:唐璐、張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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