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總理的偉大與平凡

　　一、晴天霹靂

　　我們醫療組於1975年12月24日奉黨中央之命來到平壤為金日成主席治療眼疾。1976年1月9日凌晨1點鐘，金日成主席的秘書把我們從夢中喚醒，沉痛地傳達了一個震驚世界的噩耗--敬愛的周恩來總理於1月8日9點57分逝世！

　　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象晴天霹靂一樣把我們給震懵了。難道這是真的嗎？真不敢相信，又不能不信。我們先是無聲抽泣，接著就是一片嚎啕痛哭。哭聲沖出了賓館小客廳，劃破了朝鮮靜寂的山林和夜空！

　　這一天我們不知道是怎麼過去的，總有一種“天柱折，大廈傾”的失落感壓在心頭。一整天大家毫無食欲，回到房間心中憋悶，聚到一起隻有淚眼相對，誰也說不出話來。午夜12時，朝鮮勞動黨中央楊亨燮書記來看望我們，他說：“金主席得知周總理去世的消息非常難過，他倆在共同戰斗中關系非常密切。”還說：“我們黨中央和中央人民委員會已經發表聯合決議，准備派高級代表團去北京吊唁，參加周總理的葬禮。金主席已給毛主席發了電報。”后來，聽說我國不接受外國吊唁代表團，他們隻好送去一個特制的大花圈以表心意。

　　二、和醫護人員在一起

　　周恩來這個名字早在我的青年時代就深深刻在腦子裡了。雖然無緣見面，但關於他的傳說，特別是那些富有傳奇性的故事在群眾中廣為流傳，成為我們那一代青年參加抗日革命戰爭的重大鼓舞力量，是我心目中最崇敬的偉大人物之一。

　　我第一次見到周總理是在1961年春天。那時我調到協和醫院不久，周總理陪送鄧穎超大姐來住院。一見到他那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的態度，簡直出乎我的意料。原來這就是我早在青年時代崇敬的那個偉大人物！

　　鄧大姐住院期間，總理經常來探望，都是在晚上10點鐘他緊張工作了一天以后。每次都非常客氣地向值班醫生護士問寒問暖，詢問工作學習情況，向大家道辛苦，對大家的工作表示感謝。總理還專門和我們聚會了兩次。第一次是鄧大姐入院時的有關醫護人員和醫院領導同志在醫院六樓會議室，團團坐了20多個人。當我向總理介紹每個同志時，總理一一詢問了每個人的情況，哪裡畢業的，老家在哪裡等等，顯得格外親切，談笑風生，使開始有些緊張和拘謹的氣氛頓然消失得無影無蹤，代之以活躍、和諧、熱烈、愉快的氣氛。鄧大姐出院時，也是在這個會議室，大致也是原來的人又聚在一起，總理和大家更是象老熟人一樣親切交談起來。一開始總理就對每個人一一指點，說誰是那個學校畢業的，那裡人，大部分都說的很對，這種驚人的記憶力使我們大吃一驚。萬想不到日理萬機的國家領導人，天天會見那麼多人，竟然對隻在醫院見過幾面的醫生護士記得那麼清楚准確。說來慚愧，我是見過多少次面的人也常常記不起人家的名字。我想這不單是個記憶力問題，而是反映了總理對人的尊重和對事業的責任心。

　　總理對自己要求嚴格，從很多小事上也能充分體現出來。他來醫院常因不是探視時間而道歉。有一次工作人員領他坐電梯，他問這個電梯平時工作人員坐不坐？當知道只是給病人使用，除緊急情況外工作人員不坐時，他說：“那我也要走上去。”

　　1961年底總理和鄧大姐為了酬謝醫護人員，在中南海紫光閣舉行了一次家宴。先是鄧大姐出面招呼領我們參觀了總理的家。不久，總理興致勃勃地來到大家面前，工作人員告訴我們“今天總理隻睡了兩個多小時的覺，剛剛起床就趕來了”。總理的到來，象一股溫馨的春風，氣氛馬上活躍起來，總理要黃樹則副部長唱了陝北小調，還親自打拍子領著大家唱《洪湖水，浪打浪》。總理親切地告訴大家，搞醫務工作的同志不能光埋頭工作，還要學會生活，工作之余搞點娛樂活動，對身體、對工作、對精神都有好處。

　　三、關心斯特朗治病

　　1970年3月，美國進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病重住院。當時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間，醫院秩序不好，雖然已經軍管，但工作仍相當困難。盡管如此，對斯特朗女士的治療還是給予特殊照顧的。由李邦琦教授親為主治，安排了日夜特護。可是病人性格倔犟，加上病痛折磨情緒不好，不願接受某些治療措施。當時醫護人員不時挨批斗，處處小心謹慎，不敢大膽進行工作。總理來看望時問道，斯特朗女士病這樣重為什麼不給輸液？醫生匯報了情況，總理對此完全理解，和藹地說：“斯特朗女士為中國人民貢獻了自己的一切，現在年老體弱，情緒不好，你們要積極設法搶救她，治療上不合作，要做耐心的說服工作，講清道理會起作用的，你們實在有困難，我可以做工作。”接著就非常親切的勸導病人，要她為了身體健康，也為了多給中國人民作點事，要與醫務人員合作。並說：“你現在發燒不退，營養不夠，輸點液對增強體質恢復健康非常必要。”總理親切誠懇的態度深深感動了病人，斯特朗女士當即表示一定聽總理的話，接受治療，同醫務人員很好配合。看完病人后，大家陪總理到大廳休息，並詳細匯報病情。在醫生匯報時，一位軍代表一再插嘴指責，說什麼斯特朗這個老太太非常古怪，不聽話，不接受治療等等。總理當時很生氣，嚴肅地對這位軍代表說：“你應該負責。醫生護士治療上有困難，你為什麼不去做工作？病人不接受治療，為什麼不告訴我？天天講為人民服務，背誦‘老三篇’，怎麼到了具體事情上就忘了呢？不是學習白求恩的國際主義精神嗎？為了病人的利益，有困難就想法克服嘛！怎麼一味地怪病人呢？要你這個軍代表干什麼呢？”一席話使大家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四、最講認真的共產黨員

　　周總理處理國內外大事的認真負責態度，幾乎是盡人皆知的。而他對待一些具體事情的認真程度也是十分感人的。這裡我講兩個具體事例。一個是，向總理寫干部的病情報告或醫療匯報，必須簡明翔實，邏輯周密，否則就會受到批評。總理對病情報告看得非常仔細，有疑問和漏洞之處，都用鉛筆劃出，連用錯的標點符號也給以糾正。如果是口頭匯報就更要作充分的准備，否則就會被問得張口結舌。

　　再一個是，1961年總理到協和醫院手術室，看到使用的手術器械都還是舊協和醫院留下來的，便問為什麼不使用我們自己生產的。護士告訴他我國生產的質量不好，血管鉗子、持針器不是太硬就是太軟，缺乏彈性，還對不上口。總理當即告訴陪同參觀的崔義田副部長抓這件事。事后還讓秘書打電話，把山東醫療器械廠廠長請到北京，同協和醫院醫務人員座談，拿了樣品回去研究，很快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五、遠見卓識的模范

　　“文化大革命”中醫院秩序很亂，1970年的國慶節前突然接到通知，美國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夫婦要參觀協和醫院，而且提出要見見他們的老朋友林巧稚教授，想通過與林的會面了解一下“文化大革命”中知識分子的情況。當時林大夫是靠邊站的，軍管會對她不信任。但由於是總理安排的，不讓見不行，讓見又怕出“亂子”，真是左右為難。當時我在軍管會領導下負責業務組的工作，經過一番布置和安排制定了接待計劃，外賓參觀后很滿意，同林大夫談得也很好。但是也有一點是我們接待計劃中所沒有的，就是介紹情況時，外賓對我們的計劃生育工作很感興趣，特別對用針灸麻醉做手術很驚訝，要求現場看看。正好當天有兩個人工流產手術，就讓外賓看了，外賓看了很高興，還照了像。但事后軍管會主任找我去，說我們讓外賓看針麻手術是泄密，要寫檢查上報國務院。軍管會把責任一古腦推給了我，我隻好連夜寫檢查報告。第二天，衛生部軍管會副主任來電話，說總理見到我的檢討報告很生氣，質問是誰叫寫的。並說：“斯諾是我們的好朋友，針麻為什麼不能看？我已經把針麻向外公開的首發權送給了他，要他好好給我們宣傳。斯諾先生說那天時間太倉促，沒有看好，你們馬上准備再給他安排一次，一定要滿足他的要求。”放下電話，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靜，想不到這件事竟成了一件好事。而且從這件事上，我也看到了總理的遠見卓識。他總是把任何一件具體事情同革命事業、人民利益聯系在一起。“人從虎豹叢中健，天在峰巒缺處明。”周總理的偉大矗於復雜環境問，寓於平凡事務中。

　　《我們的周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