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新聞工作者的懷念

　　新聞工作者常常有幸得到一般人難於獲得的機遇，在採訪中能接觸到中央領導同志。我在廣播戰線擔任新聞記者多年，有幸在周總理主持的一些會議上和周總理參加的外事活動中，多次聆聽他的報告和談話，領略到他的卓越才能。這些，雖說都已成為歷史中的往事，但在我的記憶中，仍然是那麼清晰、真切、深刻……

　　一

　　1948年，我到新華總社口語廣播部即陝北新華廣播電台編輯部工作。由於正值解放戰爭中，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時刻關注著整個時局的變化，天天都要了解外界消息，又有許多新聞稿要他們親自過目發出，所以，我們幾乎天天都能見到他們，經常聆聽他們的指示和教誨。這時，我才知道，從1940年黨中央成立廣播委員會起，周副主席就任主任，他親自領導創建了解放區第一座人民廣播電台，一直非常關心廣播電台的工作。轉戰陝北期間，周副主席親自指揮廣播電台的轉移，他指示廖承志同志在延安新華廣播電台停止播音時，晉冀魯豫廣播電台要繼續播音。延安新華廣播電台轉移到瓦窯堡，周副主席翻過幾個山頭，來看望和慰問廣播工作人員，勉勵同志們堅守崗位，努力工作，要及時播出黨中央的聲音，無論如何不能中斷。1948年，廣播電台又遷到河北省平山縣境內，這期間周副主席對廣播電台的關懷和指示就更多了。

　　1948年秋冬和1949年初春，遼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戰役捷報頻傳，周副主席以卓越的軍事才能，協助毛主席指揮三大戰役。直接參與所有重大戰略決策的制定。他親自起草許多重要作戰文件和新聞稿件。最多時一晝夜間就達22份。他常常指示廣播電台要及時迅速播出應發的重要指令、評論和我們在各方面的勝利消息。當時，編輯部的工作是那麼緊張、繁忙、熱烈，我們除了睡覺外，整天都在辦公室裡忙碌著。晚上每人一盞小油燈，一直工作到深夜。就是睡覺，也常常是和衣而臥，因為毛主席、周副主席大都是夜間辦公，隨時都會有重要指令、文章和審閱后的稿件送來。我們常常被叫起來抄稿，為了爭取時間，由幾個同志分頭抄寫。抄好一份，馬上飛馬送往播音處，原稿再送到文字廣播編輯部發電訊。1948年11月后，編輯部的工作更加緊張了。勝利的捷報象雪片樣地飛來。今天殲敵幾十萬，明天活捉國民黨軍某某高級將領。編輯部不斷往播音處傳送著戰報，我們雖然沒有到過前線，可是分享了勝利的喜悅。

　　二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根據周副主席的指示和安排，陝北新華廣播電台的同志隨黨中央進駐了北平，接收國民黨北平廣播電台后，改稱北平新華廣播電台。建國后又改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新中國成立之后，周總理更加重視廣播事業的發展，關心廣播電台的工作，尤其對政治、外事消息的播出更是關注。我長期做政治、外事記者，對此體會頗深。

　　建國前夕，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周恩來同志批准廣播電台記者採訪會議新聞，並批示播送毛主席在會上的講話錄音，使全國人民第一次聽到毛主席的聲音。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周總理批准廣播電台現場廣播實況。以后的國慶節、“五一”節、全國人大、政協及其他重要會議的實況和報道也都是經周總理親自批准播放的。

　　周總理很重視在每天的聯播節目中播出當天發生的黨和國家的大事情。由於當時國際形勢復雜，總理對播出的政治外事消息很慎重。凡是他的講話，常常要自己審閱。為了趕在聯播節目中播出這些重要新聞，趕發稿件的時間很緊張。五六十年代歡迎國賓的宴會，都在晚上7時30分或8時舉行。宴會前一般都有雙方會談。有時候，周總理已經坐到宴會主人席位上，我匆匆忙忙地把稿子送到他的手中，悄聲說：“要趕聯播。”他馬上接過稿子一字一句地仔細看﹔有時候，總理正在同別人說話，我把稿子送上去的時候，他立即中斷了談話，耐心地看，耐心地改，就連標點符號也不放過。常常把用錯的“的”、“地”、“得”改正過來。

　　總理很注意稿件中的政策分寸，在審閱時，幫助我們把關。在政治外事報道中，排列領導人和出席人的名單是很重要的環節。周總理非常重視這一點。那時，我認為象鄧小平、陳毅等幾位副總理，都是征戰幾十年，打天下的老革命家，名字不能排得太后。因而常常把他們的名字排到人大常委副委員長前面。每次總理總是親自把位置改過來，把副委員長的名字排在副總理前面。有幾次還批評我說：“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說了多少次，你們為什麼老不改。”

　　說實在的，報道中排列名單也不是簡單問題，它和當時的國內外的政治局勢分不開。在什麼場合，領導人用什麼頭銜，要突出哪些人也要根據政治氣候和活動性質有所不同。用得不當，就會引起國內外很多猜疑。很多時候記者拿不准，就要請示周總理。總理考慮問題非常周密細致。例如在十年動亂中，廖承志同志被關押起來，他的中日友協會長的職務，被無形中取消了。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來訪之前，中日友好活動頻繁，廖承志在總理關懷下獲得解放，出來參加活動。我們在報道中，隻寫了廖承志的名字，未加職務。一次活動中，總理看稿時，親筆加上了“中日友好協會會長”的頭銜，這就恢復了廖承志的職務，我們的報道也有了根據。在我的稿件中，總理改正過來的名單很多。有時他自己來不及改，就指出應該怎麼改。

　　周總理對新聞稿件除了幫助把關，還幫助我們修改、完善。給我印象較深的有兩次。一次是1957年12月，周總理陪同緬甸聯邦副總理吳巴瑞、吳覺迎所率的兩個代表團到杭州上海訪問，在上海參觀江南電影制片廠，觀看演員們拍“林沖雪夜奔梁山”的一場戲。演員演得很精彩，總理看得很高興。邊看邊向吳巴瑞介紹劇情。看完這場劇后，總理和吳巴瑞走到“山神廟”前面同演員們一一握手。攝影記者搶上去照像。總理看見布景外邊圍了十幾個青年演員，就招呼他們一起來照像。並且不斷地同他們談話，我把總理的話記下來寫進新聞裡，因為站得較遠，記得不完全。在休息室裡，周總理和吳巴瑞坐下來，同制片廠的負責人談話。我急著要請總理看稿，又怕打斷了他們的談話。遲遲疑疑的站在一旁。總理看見我手裡拿著稿子，明白了我的意思，伸手要過我的稿子和筆，邊看邊改。改著改著，寫不下了。他抬頭問我：“還有紙嗎？”我東張西望地找不到紙，正在不知所措的時候，恰好旁邊有一位服務員，拿起幾張准備搽碗碟的小紙片送給總理說：“這紙行嗎？”總理接過去在兩張小紙片上寫滿了密密麻麻的字。然后遞給我說：“這是我的原話。加上去。”接著又說：“寫東西要有內容，要真實。”我發窘地笑了。

　　總理在那兩張小紙片上寫道：“林沖從正面教育了我們，陸謙從反面教育了我們，都是我們的老師。”“青年演員也來同我們一起照像了，很好。在山神廟前，古人、今人將要走到二十一世紀的新人。”“我們中緬兩國人民都是由於殖民主義的壓迫而走上反帝國主義道路的。也是一種逼上梁山……。”我把總理的話加上連接詞寫在新聞裡。周總理在上海飛機場歡送緬甸兩位副總理的講話稿，我也從他的手中要來。上面有他親筆改的話。我把那兩張小紙片和講稿以及改稿用過的筆一直珍藏了30多年。

　　還有一次是1971年6月初，周總理陪同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國務委員會主席齊奧塞斯庫率領的黨政代表團到南京訪問。晚宴上，賓主一起觀看南京市的孩子們演出的文藝節目。在觀看孩子們的演出時，我把稿子送給總理，他正在同扮演白毛女的7歲小女孩和彈月琴的5歲小男孩問話。他接過我的稿看了一遍說：“可以，但是要把孩子們的演出多寫上幾句，要生動些。還有長江大橋上的歡迎場面。”確實我寫的太簡單了。關於孩子們的演出，隻在宴會后面加了一句：“宴會后，賓主一起觀看了紅小兵演出的精彩文藝節目。”實在太一般化了。我衷心欽佩周總理，他簡直可以說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新聞記者。

　　三

　　周總理很關心記者的學習，期望我們能很好地掌握黨的方針政策。他會見外賓時，除了個別重要國賓外，都讓我們坐在旁邊聽。有一次，總理在西花廳會見外賓，因為外賓隻有兩三位，人數太少，我和新華社的一位記者在帷幕后邊嘀咕，要不要坐到前面去聽。聲音雖然很低，卻被總理聽見了。他把我們叫到面前說：“要聽，就大大方方坐到前面來，不要躲在后邊。這樣會使客人有很多想法。”他又說：“聽聽我們的談話，對你們也有好處。”

　　總理對記者的要求也是嚴格的。有表揚也有批評。他常常一邊看稿一邊說：“你們寫的東西太一般化、公式化，缺乏創造性。被框框套住了。”還多次說：“我們的記者太羞澀，比不上外國記者能搶新聞。”意思是說我們活動能力不強，過份拘謹。有時他也表揚鼓勵我們。1960年5月26日，周總理在中南海西花廳會見英國反法西斯戰爭名將蒙哥馬利元帥。說來也巧，那天到飛機場去採訪的記者是女同志，去西花廳採訪的文字、攝影和電視記者也都是女同志。當周總理和蒙哥馬利站在客廳中央讓記者拍照時，蒙哥馬利一邊整理領帶一邊環顧四周，好象在找什麼似的。他問周總理說：“她們能照好嗎？”周總理笑了。用十分肯定的語氣說：“放心，會照好的。她們做記者工作都有很多年了，很有經驗。”

　　周總理深知記者的甘苦。1957年以前，規模不大的中型宴會一般沒有記者的席位。而在這類宴會上，常常有很重要的即席講話。我們如果站在屋子裡聽記，實在有礙觀瞻，隻能站在門邊或窗外聽記。這些情況總理都看在眼裡。有一次總理在中南海紫光閣后邊的武成殿賓客，宴會結束后，總理走到我們面前問道：“你們吃飯了嗎？”我回答說：“不要緊，等工作完了再吃。”總理很不高興地說：“你們工作，外交部的同志也是工作。他們有飯吃，你們就沒飯吃。”說著，把當時外交部的禮賓司司長叫過來說：“你為什麼不給她們飯吃。大家都是一樣工作。你們有飯吃，她們就沒飯吃，對嗎？”那位司長有點惶恐，不知怎麼回答好。從那以后，一般的中型宴會甚至小型宴會都有了記者席位，我們的工作就方便多了。我深深體會到這不僅僅是一個吃飯問題，它體現了周總理處處事事關心人、愛護人、尊重人，對同志一視同仁。

　　四

　　“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是諸葛亮《出師表》中的一句名言。也是后人對他赤膽忠心，高風亮節的評語。10多年來，每當人們懷念起周總理的時候，就用這句話來總結他的一生。這也正是周總理自己為全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實現共產主義目標奮斗終生的誓言。

　　在那些動亂的歲月，周總理日夜忙於處理紛亂如麻的事務，身心交瘁。我不隻一次的聽到周總理說過“我這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句語重心長的自白，說明他當時的處境，也說明他的內心深處埋藏著很多難言之隱。

　　進入70年代后，周總理身患重病。“九一三”事件后，全國形勢剛剛有了轉機，周總理不顧病重，為整頓國民經濟、恢復生產和落實干部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當時，國際關系也出現了好勢頭。中美關系、中日關系等打開了新的局面，外事活動多起來了。周總理顧不上吃飯睡覺，爭分奪秒地忙於國內外的事務。很多時間是一夜沒睡，第二天一早又接著會見外賓。有時白天有會，夜裡會見外賓，從深夜談到天亮。那些年，我們記者日夜守在辦公室裡，隨叫隨到。

　　在周總理會見外賓或開會時，他身邊工作的同志知道他沒吃飯，就讓服務員送上幾碟花生米、杏仁等一類干果。總理一邊談話，一邊抓幾粒放在嘴裡。十年動亂以前，我從沒看見總理有倦容。可在1970年前后，總理的面容顯然消瘦下去，頭發也白多了。會見客人的時間一長，服務員就送上去一塊熱毛巾，總理擦把臉，又精神奕奕的談起來。有時，也在人民大會堂吃飯，一邊吃飯一邊聽匯報。

　　有一次，我對總理身邊工作的同志說：“總理太忙了，今天已經是第五場了。”那位同志笑笑說：“不是五場，是八場。這場活動完了，下邊還要開會呢！說不定又是一夜。”

　　1970年4月5日周總理出訪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那天早晨在飛機場上，我發現總理面色灰白，連頭發也沒來得及理就匆匆登機而去。有位同志告訴我說，總理召集人開會，安排工作，忙了一整夜。1973年3月8日，在招待外國女專家的茶話會上，周總理出席講話。親自向在動亂中受委屈的一些外國朋友道歉。他代人受過，做自我批評，隻管說自己工作沒作好，把責任完全拉在自己身上。周總理情懇意切的話語，使很多外國朋友都流下了眼淚。

　　我最后一次在公開的大會上見到周總理是在1975年第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周總理出席了大會並且作了《政府工作報告》。我作為新聞工作者，向全國人民報道了這個鼓舞人心的報告。周總理在報告中重申新中國要在本世紀內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使國民經濟走在世界前列。這個振奮人心的百年大計，為中華民族未來的歷史繪制出壯麗的藍圖，給中國人民指出通向繁榮富強的道路。周總理的報告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這是他生前心血凝成的宏圖，也是他留給后人的最后的囑托和遺願。

　　的確，周總理艱苦卓絕的革命一生，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但是並不是“死而后已”，而是“死而未已”。身雖去，功不朽，浩氣長存。祖國歷史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周恩來同志的革命風范和他的豐功偉績。

　　《我們的周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