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對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貢獻

　　眾所周知，20世紀40年代的侵略戰爭發端於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日寇作了世界戰爭的禍首。自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到1941年發動太平洋戰爭，世界戰爭從序幕發展到高潮，戰火燃遍亞、歐、非三大洲。在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幾十個國家中，大多數國家都淪亡了，連躋身於世界強國的法國也屈膝投降。而中國雖是一個弱國，卻敢於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直至取得最后的完全的偉大勝利。其中一個較為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促成並竭盡全力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周恩來在維護這一偉大的統一戰線的過程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審時度勢，提出逼蔣抗日新思路，為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奠定思想基礎﹔他相忍為黨，以民族大義為重，竭誠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團結﹔他提醒全黨記取教訓，主張以斗爭求團結，高度重視爭取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等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鞏固、發展和壯大，處處烙下了周恩來同志的深深印記！

　　偉大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開辟了世界上最早的反法西斯戰場。透過硝煙彌漫的戰場和日敵散布的種種政治煙幕，周恩來高瞻遠矚，預見戰爭將是一場持久戰，並提出持久制勝的戰略思想。1、隻有全民起來抗戰，抗戰才能持久。2、必須實施戰略展開和發展敵戰區的游擊戰爭，抗戰才能持久。3、必須改造舊軍和建立新的軍備，抗戰才能持久。4、必須以馬列主義理論為指導，創造性地解決游擊戰與根據地的關系，妥善處理在國民黨正面戰場作戰中游擊戰與運動戰、陣地戰的關系。所有這些，為抗日根據地的發展，為中國人民反敗為勝，抗擊日本法西斯指明斗爭方向。

　　1939年9月，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周恩來一面提醒人們認清日寇變單純軍事進攻為軍事進攻和政治進攻的兩面政策，同時洞察歐戰風雲。1941年6月，周恩來從他領導下的從事國際情報工作的中共秘密黨員閻寶航處獲悉6月21日德國進攻蘇聯的“巴巴羅薩計劃”后，立即通過兩種渠道通報蘇聯，使蘇軍得以在戰前24小時進入戰備，避免了更大的損失﹔1941年周恩來明察秋毫，預見太平洋戰爭將爆發﹔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他及時提出正確的戰略指導方針，並通覽戰爭全局，從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六個特點，闡述太平洋戰爭與世界戰爭的關系﹔他號召反侵略戰爭國家，連成一體，休戚與共，消滅世界法西斯。太平洋戰爭的整個發展過程，也雄辯地証明周恩來的預測和判斷非常英明正確，不愧為一個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和軍事家﹔1944年夏，周恩來通過閻寶航獲取日本在我國東北的詳細布防圖，並迅速通報蘇聯紅軍，為中國乃至世界的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后勝利作出杰出貢獻。

　　在香港回歸的今天，重溫周恩來對中國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所做的偉大理論和實踐貢獻，更引起我們對作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毛澤東軍事思想的主創人之一──周恩來的深切崇敬和懷念。

　　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國的抗日戰爭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波瀾壯闊的反擊日本法西斯的抗日戰爭中，周恩來始終站在斗爭的最前哨，以其高度的理論思維和豐富的實踐經驗，關注中國乃至世界戰局的風雲變幻，評述、分析和預測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企圖和戰爭發展方向，同毛澤東等一起提出正確的抗戰路線、戰略戰術及其作戰原則，發展和完善了民族革命戰爭的軍事理論，充分顯示了高遠的見識、清晰的判斷和杰出的軍事才能及不畏強暴的英雄氣概，為中國乃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杰出貢獻。

　　促成並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樹立典范

　　眾所周知， 20世紀30年代的侵略戰爭發端於1931年的九一八，日寇作了世界的禍首。自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到1941年發動太平洋戰爭，世界戰爭從序幕發展到高潮，戰火燃遍亞、歐、非三大洲。在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幾十個國家中，大多數國家都淪亡了，連躋身於世界強國的法國也屈膝投降。中國雖是一個弱國，卻敢於抵抗法西斯的侵略，直至取得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其中一個較為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促成並竭盡全力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堅固團結，這是我們戰勝日寇的基本力量’’，“是我們爭取抗戰勝利的最大保障。’’ 而促成並維護抗日民族一戰線的首功，當歸周恩來。

　　一、審時度勢，提出逼蔣抗日新思路，為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奠定思想基礎。1936年8月10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國共兩黨關系時，根據由於歐美列強對日本侵華採取綏靖政策，放任禍首，於是引起西方法西斯國家的貪欲，1936 年5月意大利強佔阿比西尼亞，7月德意發動西班牙戰爭，而日寇復要求華北特殊化，東西方法西斯遙相呼應、沆瀣一氣，發出的一個個侵略戰爭信號。根據東、西北軍愛國將領強烈的抗日要求和在一二九運動的影響下，風起雲涌的群眾救亡熱潮，依據中共中央瓦窯堡會議制定的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精神，審時度勢，適時提出放棄“抗日必須反蔣’’的主張，停止內戰，實行抗日民主，發動抗日戰爭。該建議得到毛澤東的同意，並根據會議精神，於8月25日《中國共產黨致國民黨書》，表示願同國民黨“結成一個堅固的統一戰線”的願望。9月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明確提出：“目前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

　　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這是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人分析了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政治形勢，從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長遠利益出發，對國民黨、蔣介石方針的重大轉變。正因為有了這一轉變，才為日后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為歷經一波三折的五次談判，促成國共兩黨抗日民族一戰線的建立奠定思想基礎。

　　事實也証明周恩來的建議英明准確。就在同年8月，日本五相會議制定了北攻蘇聯、南攻南洋群島的《國策基准》。為了實現這一計劃，日本於11月25日同德國在柏林締結《德日關於共產國際的協定》，即《反共產國際協定》。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和德國、日本簽訂《關於意大利加入德意反共產國際協定的議定書》，從而宣告德意日法西斯侵略集團的正式形成。德意日法西斯侵略集團的形成，預示著一場世界性的侵略戰爭，猶如“山雨欲來風滿樓”，已為期不遠了。由此，足見周恩來在關鍵時刻的遠見卓識。

　　二、相忍為國，以民族大義為重，竭誠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團結。國共兩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后，並沒有共同的政治綱領和合作的組織形式。盡管1937年12月周恩來按照國共兩黨的意見起草的《中國人民抗日救國綱領》草案，對1938年3月底至4月初國民黨全國臨時代表大會通過的《抗日建國綱領》有一定的推動作用。蔣介石亦採納了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向國民黨提出的“遇事協商”的合作辦法。但是蔣介石從骨子裡一刻也沒放棄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政黨的“溶共”、“限共”、“反共”政綱，而是時刻在窺測時機，圖謀向共產黨進攻。

　　作為肩負國共團結協作重任的中共中央代表團領導人周恩來,深明“隻有團結，才能外御其侮﹔隻有統一，才能眾志成城，打倒最后” 的哲理。因此在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受日本帝國主義的政治誘降和英、美對日本推行綏靖政策的影響，逐步走上消極抗日，積極反共道路，於1939、1941、1943年連續發動三次反共高潮時，他以民族利益為重，顧全大局，“相忍為國” ，在維護統一戰線的前提下，與國民黨頑固派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提出克服中途妥協與內部分裂的主要措施是：“堅持抗戰到底，反對妥協投降﹔堅持全國團結，反對內部分裂﹔力求全國進步，反對向后倒退。” 並呼吁人們，“團結精誠仍是當今急務”，“猜疑磨擦皆蒙日寇陰謀。”對國民黨特別是其軍隊的挑舋和磨擦，主張採取“爭取好轉，務望防御﹔爭取合作，務望斗爭”的策略。1943年，周恩來針對蔣介石發表的大肆宣揚封建主義、法西斯主義、反共產主義的《中國命運》一書，起草了，《論中國法西斯主義－－新專制主義》報告提綱，深刻剖析中國法西斯的思想體系、歷史根源、政綱和策略、組織和活動，指出蔣介石、國民黨是法西斯主義，號召人們“公開地揭穿其法西斯主義實質”。

　　正是由於周恩來在極端險惡的環境中，本著“團結則存，分裂則亡﹔合作則勝，獨霸則敗” 的中國抗戰的鐵則，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活動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 的斗爭。特別是在皖南事變后那些極艱險的日子裡，周恩來將生死置之度外，謝絕中共中央對他的關心，堅決戰斗在霧重慶，以高超的斗爭藝術和對黨對人民的一腔赤誠之心，保存了國共聯系的主渠道，保住了團結抗戰的局面，對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起了重要作用。加上解放區在軍事上作了充分准備，英美要利用中國抗日，不贊成蔣介石發動內戰，迫使國民黨未將反共高潮釀成大規模的武裝進攻，最終克服了妥協投降和全面內戰危險，達到團結抗日的目的。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周恩來是穩操國共兩黨團結抗日航船破浪前進的舵手之一，是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千古功臣！

　　三、記取教訓，以斗爭求團結，高度重視爭取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領導權問題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兩黨爭論的焦點，關系到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生死存亡。周恩來吸取了大革命失敗的深刻教訓，在國共兩黨二次攜手合作時，對爭取革命領導權問題格外重視。

　　早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時，周恩來在同國民黨、蔣介石談判過程中，就敏銳地感到國民黨意在利用談判，達到限制和削弱共產黨，把共產黨、紅軍和陝甘寧邊區置於國民黨之下，其用心是妄圖爭奪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因此，他在結束西安和杭州談判后寫給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電報中，談到同他們的“爭執基本上仍是民主政治與紅軍獨立領導問題”，“總觀蔣的談話，意圖中心在領袖”。建議：黨要“適合於新的環境，成為全國政治生活中的主導者” ，明確提出爭取領導權問題。1937年10月27日，他在致鄧小平並轉各師政治部及地方黨部電中，進而強調要抓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他說：“地方黨及八路軍各級政治部要以自己公開的面目和主張動員群眾、擴大民族革命戰線運動，要使自己成為統一戰線的領導者、組織者”。1945 年4 月30日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周恩來在《統一戰線》的報告中，將爭取革命領導權的問題，提高到是民族革命戰爭軍事理論的基本前提。他說：“領導權的問題是統一戰線中最集中的一個問題。右的是放棄領導權，‘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來……可以說右傾是把整個隊伍送出去，左傾是把整個隊伍推出去。”

　　正是由於周恩來對爭取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問題有如此深刻的認識，因此他在長達八年國共兩黨的歷次談判中，雖然在某些具體問題上，靈活多變，甚至做過某些退讓，但在事關重大原則問題上，據理力爭，毫不退讓。這就確保了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一直處於主導地位。

　　爭取領導權，關鍵是掌握革命武裝。對此周恩來有不少寶貴意見，處理西安事變時，他就提出必須使“紅軍保存獨立組織領導”。五次談判中，他把保持紅軍的獨立性，保持共產黨對紅軍的獨立領導權，作為談判的總方針和總原則，並在紅軍改編的各個環節上，同國民黨進行了堅決斗爭。武漢抗日階段，周恩來針對王明等人提出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片面強調“抗戰高於一切”，反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放棄領導權的右傾主張，堅持認為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應該爭，但“領導權要用力量來爭” 。此外，在爭取領導權，必須爭取抗日武裝力量方面，周恩來也有獨到見解。他認為“敵人營壘是會變化的”，“有些敵人在一定條件下是有兩面性的。”因此我們應該很好地分析，抓住“敵人營壘極不統一、極不一致，變動極大”這個特點，“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的方針” ，展開多層次、多渠道的軍事統戰工作，“聯合他們來推動抗日”。上述周恩來這些重要思想，不僅為我黨堅持對八路軍、新四軍的獨立領導，奠定了堅實基礎，而且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理論。

　　抗日戰爭的歷史表明，正是由於中國共產黨以斗爭求團結，牢固掌握著自己的軍隊，因此在國共兩黨合作再度破裂時，黨才有充分的力量奮起反抗，避免了重蹈大革命失敗的覆轍，同時，廣泛爭取抗日武裝力量，不僅推動了全國抗戰，也為新中國的誕生創造了條件。

　　由於中國戰場是世界上開辟最早，持續時間最長的反法西斯戰場。所以中國在世界上樹立了弱國敢於抵抗和打敗強國的榜樣。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亦為世界所矚目，為世界人們聯合起來抗擊法西斯侵略作出典范。

　　提出持久制勝長期抗戰思想 指明抵抗日本法西斯斗爭方向

　　以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七七事變為起點，中國人民偉大的抗日戰爭，步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行列，開辟了世界上最早的反法西斯戰場。

　　在平津危機！華北危機！中華民族危機的緊急關頭，周恩來面對妄想“用一個月就解決”中國事變的囂張至極的日本帝國主義。非常堅定地表示：“勝利是屬於中華民族的。” 同時，透過硝煙彌漫的戰場和日敵散布的種種政治煙幕，周恩來高瞻遠矚，預見抗日戰爭將是一場持久戰。並指出：“抗戰的方針必須發揮紅軍運動戰 、游擊戰、持久戰的優勢。” 8月中旬，他在南京參加國民政府召開的軍事會議上，就抗戰的戰略方針進行討論時，再次提出：全國抗戰在戰略上要實行持久防御，在戰術應採取攻勢，即實行積極防御的方針。華北戰區須培養獨立持久的能力，並由陣地戰轉為平原與山地的廣大運動戰，同時在敵側翼和后方發動民眾，開展游擊戰，破壞敵人交通，牽制消滅日軍。可惜這些正確主張沒被國民黨領導集團採納。

　　8月22日至25日，在洛川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周恩來在分析當時的抗戰形勢后，明確指出：對形勢要有持久戰的估計。因為在華北，目前還不具備粉碎日軍進攻的條件，但是我們愈持久，群眾的積極性可以更大起來，我們的部隊也能壯大起來，敵人消耗愈多，愈增加困難，對我們愈有利。並提出運用運動游擊戰，“布置敵人后方游擊戰爭，必要時集中力量消滅敵人”的方針。可惜周恩來這些寶貴意見，因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急於出征抗日未得到充分討論。但會議集周恩來、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智慧，制定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通過的《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強調“應該看到這一抗戰是艱苦的持久戰。”

　　洛川會議后，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奉命於9月3日晚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分，率領八路軍出師華北。他在山西與閻錫山商定八路軍入晉后的活動區域、作戰原則、指揮關系和補充計劃等問題后，於11月16日，在上海、太原淪陷，“亡國論”和“速勝論”的謬論泛濫，英美出面調解、投降主義滋生，黨內外也有些人對抗戰前途表示迷惘時，在成為山西抗戰政治中心的臨汾發表著名講演：《目前抗戰危機與堅持華北抗戰的任務》一文，指出：“堅持抗戰，必須以堅持華北戰爭為中心。華北抗戰能持久，日寇將無法實現其全部陰謀”。他還運用馬克思主義真理，辯証地論述了為什麼抗戰能持久，及華北與全中國乃至世界反法西斯力量間的關系。他說：因為“敵人的兵力，沒有可能統治華北，不僅是鄉村佔不了，城市也佔據不了太多。即使是鐵路公路要道，也不能普遍佔據”。他在分析了在山西、華北進行持久戰的種種有利條件后，強調華北抗戰“絕對地能”持久，而華北的持久戰，“將影響和推動著全國抗戰的開展，掩護全國新的軍隊的組織﹔全國抗日的開展，也正支持著它，同時也使日本無法結束它的戰爭，而要影響著全世界援助中國抗戰的運動。”

　　1938年1月，在抗日戰爭進行了5個月，察綏淪亡、保定失守，國民黨政府首都南京陷落的情況下，和平妥協的主張，一時甚囂塵上﹔抗日陣線內部也有些人對長期抗戰發生動搖、失去信心。為堅定全國人民抗戰到底的決心，周恩來在《群眾周刊》發表了《怎樣進行持久抗戰》一文。文章開宗明義：“隻有持久抗戰，才能爭取最后勝利，這是抗戰五個月中主要的教訓。”文內周恩來以唯物辯証的思想，分析了中日雙方力量消長的規律，即：“我國地大物博人多”，“我們的長處是可以在持久戰中發揚和增加起來的。特別是民眾動員，愈因戰爭延長會愈加深入﹔軍隊作戰，愈因持久，會經驗豐富，改正愈多﹔軍事工業和軍事交通，愈因持久，會成就愈大。在日寇方面，則因他的短處，在於財政困難，軍事工業原料缺乏，國內矛盾增長，后方不鞏固，遠東形勢陷於孤立等等。如果戰爭持久，戰線延長，他的兵力，將不夠分配。他的短處，將日益暴露。他的長處，將逐漸減少”。文章提出堅持持久抗戰，爭取最后勝利的八項具體辦法：鞏固前線﹔建設新的軍備﹔建立軍事工業﹔發展敵人佔領地區的廣大游擊戰爭﹔進行廣大的征募兵役運動﹔鞏固后方﹔加強國防機構﹔運用國際的有利條件。文章最后指出：“隻要貫徹抗戰到底的方針”，並具有實施支持長期抗戰具體辦法的堅強的信心和決心，反對一切動搖、屈服、投降的思想，“日本帝國主義強盜的進攻，必然會遭到最后的慘敗，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事業，必然會達到最后成功的!”

　　同年5月，包括周恩來等同志的智慧在內形成的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發表后，周恩來又闡述了持久戰必然經過的三個階段。他說：“十五個月的英勇戰斗”証明，“中國抗戰是長期的，持久戰的方針是確定的。日本強盜既不能一下子把我們趕到中國的‘勘察加’，迫上昆侖山，我們也不能很快地轉弱為強，反攻為守，將日本強盜趕出中國。因此，中日戰爭的形勢，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須經過持久戰的三個階段”，“先是敵進我退，繼著彼此相持，最后我進敵退，爭取我們的最后勝利”。“抗戰愈持久，才能愈向有利於我們方面演進”。並堅信：“長期抗戰”，是“我們中華民族唯一的勝利的解放道路”。

　　上述周恩來關於持久制勝的思想，大多發表於抗戰之初，發表於毛澤東《論持久戰》 之前，盡管在理論上尚欠精辟，在科學預見上尚欠深刻系統，但它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它在許多人對戰爭如何發展還不甚明了的時候，及時指明必須持久抗戰才能取得勝利的前景，教給人們一整套削弱敵方、反敗為勝的辦法，鼓起人民抗擊日本法西斯的勇氣，堅定了中國人民爭取抗戰勝利的信心，使人民憂如在暗夜中見到光明，在迷途時辨明方向。

　　關於如何進行持久抗戰，並奪取最后勝利的問題。周恩來運用馬列主義真理，智慧地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主要有以下幾點理論和實踐貢獻：

　　（一）隻有全民眾起來抗戰，抗戰才能持久的思想。周恩來認為：“人民是抗戰力量的源泉。” 因為戰爭的基礎，在於廣大人民群眾之深厚的偉大力量。進行持久抗戰，“必須由現實中央政府所發動領導的全國軍隊的抗戰，發展到全民族全面的抗戰，才能爭取民族革命戰爭的最后勝利。”要實現全民族抗戰，首先“必須在全民族中進行戰爭動員” ，喚起民族的覺醒。因為“民眾的反抗，是持久戰的最重要的條件”。“民族的覺醒，民族的憤怒，民族的斗爭”，“這種力量的偉大團結和發展是敵人任何的軍事分割和政治分化所不能分割的，它將保証著中國抗戰的繼續，它將保証著中華民族的勝利！” 其次，是必須敦促國民黨政府“開放民運”。“若再不開放民運，軍隊就無法補充，作戰將無人援助，民眾武裝將無法建立，強悍者將受日寇的屠殺，懦弱者將變為日本順民，狡黠者將變為漢殲，而奸商劣紳將首先懸挂日旗擔任維持。我們如不願意這樣，隻有無絲毫遲疑地宣傳民眾，發動民眾，組織民眾，武裝民眾，” 讓民眾了解“這時代是戰斗的”。這是一次“對外的全面的反法西斯侵略的戰爭”。“發動民眾為保護其自身利益而斗爭”，為民族利益而斗爭。“要爭人不爭地” ，“不怕戰爭失利，最怕戰爭失了人心！失掉民眾－－這是萬劫不復的” 。

　　周恩來以上述思想武裝，在抗戰初期，尤其在武漢時期，把發動全民族起來抗戰作為重要工作來抓。他運用自己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特殊身分，領導負責宣傳工作的三廳進行大規模的抗日宣傳工作，借以提高廣大人民的抗戰意識和鼓舞激勵戰士們的殺敵情緒，大大推動了全民族抗日活動的開展。

　　（二）必須實施戰略展開和發展敵佔區的游擊戰爭，抗戰才能持久。對於游擊戰爭問題，周恩來在武漢時期曾有過錯誤的認識，過於“相信國民黨的力量可以打勝仗，而輕視發展我們自己的力量﹔在戰爭上強調運動戰，輕視游擊戰” 。但這絲毫也不影響八年抗戰中，他對發展敵佔區的游擊戰爭的理論和實踐貢獻

　　1937年，周恩來赴山西的一項重要任務是按照洛川會議確定的在敵后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使游擊戰爭擔負起配合正面戰場、開辟敵后戰場、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戰略任務，指導八路軍實施戰略展開和指導華北敵后抗日游擊戰爭。八路軍出動前，中共中央根據華北戰場的形勢，決定八路軍在以恆山山脈為中心的冀察晉綏四省交界地區開展游擊戰爭。9月17日，毛澤東根據華北戰場的變化提出在日軍大舉進攻山西的情況下，八路軍如仍按原計劃行動，必將全部處於敵之戰略大迂回中，完全陷於被動。為在戰略上立於主動地位，八路軍應將三個師分別部署在晉東北、晉西北和晉南太岳山脈。

　　按照洛川會議精神，周恩來同閻錫山第一次會談時，提出：八路軍要“獨立自主進行游擊戰爭，以太行山脈及太行山北端為根據地” 。接到毛澤東9月17日電示后，他以自己的睿智和才干，在極短的時間內，以高超的謀略和用兵之道，既協助閻錫山抗擊了日敵，又實施了八路軍三個師的戰略展開。首先，他抓住閻錫山對准備發起平型關戰役，作戰計劃不完備和信心不足等弱點，提出修改計劃，並乘機建議將一一五師派往平型關東北地區，側擊日軍，支援晉軍正面防守。經閻同意后，－－五師順利進至晉東北地區。而－－五師在平型關的輝煌戰果，又逐步減少了國民黨當局對八路軍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的限制。不久，－－五師挺進晉西南，實施了戰略展開。9月24日，周恩來考察山西、太行山脈的地理位置和地形條件后，向中共中央提出戰略性建議：派王震第三五九旅進入河北阜平﹔賀龍率第－二0師師部及第三五八旅開晉西北﹔－二九師速開正太線南北地區，奪取先機。武裝民眾，組織游擊戰爭，擴大隊伍，以后逐漸向西南山地轉移。得中央同意后，周恩來乘雁門關和娘子關危機，征得閻錫山同意，於9月下旬和10月上旬，分別將－二0師集結在神池、寧武一帶。將－二九師調往正太路南北地區，迅速實施一二0、－二九師的戰略展開。三個師迅速進至預定的戰略位置，對於日后開辟抗日根據地和奪取全國解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對於發展敵后游擊戰爭，周恩來非常重視。1937年10月和11月，在華北局勢惡化，歸綏失守的情況下，周恩來深謀遠慮，兩次致電中共中央，提出“必須發展和加強綏遠游擊戰爭”的建議。得到中央批准后，遂以陝甘寧邊區警備第六旅挺進淡水河、林格爾和托克托地區，以騎兵團和蒙漢支隊挺進三邊以北開展工作。同時不辭辛勞地廣泛動員民眾和幫助國民黨軍隊開展游擊戰爭。

　　11月，太原失守后，鑒於“敵人不能不用漢奸部隊來統治許多城鎮，用他的兵力人力鞏固他的交通要道，用他的主力來和我們的部隊作戰”。周恩來提出：“以游擊部隊消滅漢殲，武裝民眾，以一部輕裝部隊襲擊、截斷敵人大道交通，劫奪敵人輜重彈藥，並以主力部隊在山地尋求敵人一部而消滅之” 的作戰原則和“應避免固守，在有利條件下，應不失時機集中優勢兵力殲滅敵人一部” 的作戰方針。並闡述了游擊戰與持久戰的關系。他說：“這個抗戰的性質，在極困難的時候，將成為以游擊戰為主體的持久戰。”“這個游擊戰將有勝利的前途。他要在持久戰中，壯大自己，武裝人民，恢復許多城鎮，破壞敵人交通，消滅敵人，最后得到全國生力軍的參加，可以轉到勝利的反攻，收復失地，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

　　此外，周恩來還創造性地解決了游擊戰與根據地的關系，妥善處理了在國民黨正面戰場作戰中游擊戰與運動戰、陣地戰的關系。

　　1、關於開展游擊戰必須以敵后抗日根據地為依托的問題，可以說是周恩來在抗戰中的一個創舉。1937年周恩來一到山西就注意考慮在新形勢下如何建立敵后根據地問題。經過充分調研，他依據當時的情況，提出由中國共產黨、犧盟會和其他群眾團體參加的，由共產黨、八路軍領導的“戰地動員委員會”的設想。並親自領導起草動委會工作綱領。該綱領經與閻錫山多次談判通過后，9月20日，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在太原成立。之后，周恩來又提議把對配合八路軍動員群眾，開展游擊戰爭，支援前線發揮了巨大作用的動委會發展成實際的政權組織。並具體指導了第一個敵后抗日根據地晉察冀邊區抗日民主政權的建設。事實証明，敵后根據地的發展，為游擊戰爭走出戰術的范疇，上升到戰略地位，起了巨大作用。

　　2、正確處理游擊戰與運動戰、陣地戰的關系，是周恩來幫助指導國民黨正面戰場進行持久戰所作的重要貢獻之一。1938年2月，周恩來針對日敵長驅南下，國民黨正面戰場節節敗退的現實，在《怎樣進行持久戰》一文中論述了游擊戰與運動戰、陣地戰的關系。他說：“今后作戰，將更便於發揮我中國軍隊在山地戰、運動戰中的特點，但這並不是陣地戰就不要了，沒有某些支點和要塞的頑強防御，便不能吸引和暴露敵人的兵力，阻止敵人前進，使我主力部隊得以進行突擊﹔但這也不是說將以游擊戰爭為主了，運動戰是正規戰的一種，並不是游擊戰。游擊戰是配合正規戰的一種主要的輔助戰術。只是在敵人佔領和包圍區域，主力部隊不易立足和不易集中行動的條件下，才以游擊戰為主，游擊戰本身是不能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的”。要最后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不僅要發揮游擊戰和運動戰的特長，並且要在提高技術的條件和軍隊現代化的基礎上，使我軍逐步提高陣地戰的能力。同年2月，在《關於軍事問題答記者問》一文中，周恩來進而闡述了游擊戰爭的含義：“游擊戰不是正規戰，並不負決戰的任務。它是以兩種方式形成，一是部隊中派出的游擊支隊，一是群眾武裝的隊伍，在不定的戰線上，進行襲擊、擾擊、截擊和破壞的戰斗，以達到吸引、牽制、分散、迷惑、遲滯、疲憊、削弱和打擊敵人的目的”。並強調在戰略防御階段，“戰略方針，應以運動戰為主，配合以陣地戰，輔助以游擊戰”。周恩來就是靈活運用上述思想，先向奉調去徐州協助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指揮作戰的國民黨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建議，繼之又派張愛萍去見李宗仁，當面轉達他的意見，終於促成徐州會戰並取得台兒庄大捷。台兒庄大捷，是中國國民黨軍隊和新四軍相互配合，繼平型關大捷后，取得的又一勝利，大大鼓舞了中國軍民的斗志，也給長驅南下的日本侵略軍以沉重打擊。

　　進入相持階段后，周恩來針對敵人的方針轉向以戰養戰，作戰重點轉向敵后的特點，提出敵后游擊戰爭的任務有兩個：一是建立敵后的抗日游擊根據地﹔二是不斷地消耗敵人的有生力量，也就是變敵后為前方，積小勝為大勝。同時依據變化了的環境和條件，將產生於紅軍時期的游擊戰術十六字訣，補充和發展為：“敵擊我隱”，“敵分我襲”，“敵進我伏”，“敵圍我散” ，新的十六字游擊戰術原則。這對於勝利開展游擊戰爭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在周恩來和北方局、長江局、八路軍總部的共同努力下，華北、華中抗日游擊戰如燎原烈火般迅猛發展。八路軍、新四軍開辟的敵后戰場和創建的抗日根據地，與正面戰場友軍在戰略上構成對日軍的夾擊態勢，大大消耗和牽制了日軍的兵力，為日后進行戰略反攻，最后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創造了條件。

　　（三）必須改造舊軍和建立新的軍備，抗戰才能持久。周恩來指出：“改造軍隊，目的不是在換一批人而是在改造他的組織制度’。“其組織必須適合山地運動戰和游擊戰”。其次，政治工作制度必須建立，而且要成為軍隊的生命線來鞏固部隊。提倡自覺紀律，保障部隊與人民密切關系” 。“在建軍上，我們要不失任何時機地培養新的力量，以便能繼續戰斗，並培養出將來足以擔當決定勝負的戰斗的力量” 。限於權限，周恩來在改造國民黨軍隊方面，僅成功地改造了山西犧盟會，但在建立新軍工作方面，卻功勛卓著。

　　1、改編和組建新四軍，為開辟蘇皖革命根據地嘔心瀝血。七七事變后，周恩來利用赴南京參加國防會議之機，轉道上海會見了北伐名將、廣州起義失敗后在國外流亡十年、失去黨的關系的葉挺，要葉挺出面做改編散布在長江以南的紅軍游擊隊的工作。葉挺同意后，10月12日，根據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達成的協議，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宣布將在湘、贛、閩、粵、浙、鄂、豫、皖八省邊界地區的工農紅軍游擊隊和紅28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1937年12月25日，在周恩來的關懷下，新四軍軍部在武漢成立。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張雲逸、周子昆分任正副參謀長，袁國平、鄧子輝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同時成立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新四軍分會，項英為書記、陳毅為副書記。后因項英不尊重葉挺，葉挺曾兩次想離開新四軍，經周恩來做工作，葉挺又回到新四軍。

　　1939年3月，周恩來到新四軍軍部所在地安徽雲嶺視察，指出：“今天新階段的中心問題是在敵人佔領區，在中國的東部，在黃河以東、平漢路粵漢路以東的廣大地區”。並據此確定新四軍今后的戰略方針：“向北發展，向東作戰，鞏固現在陣地” 。這個方針得到新四軍很多干部的贊同。5月，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成立，張雲逸兼指揮，隨即整編第四支隊，組建第五支隊，部隊展開於淮南津浦路兩側，進行抗日游擊戰爭。1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劉少奇到達江北指揮部，迅速打開皖東抗戰局面。與此同時，由陳毅任指揮的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成立。江南指揮部堅決執行周恩來“向北發展”的方針，抽調所部第四團主力和挺進縱隊一部分編為蘇皖支隊，由陶勇率領，從蘇南渡江，在揚州、儀征、天長、六合一帶開展游擊戰爭。加上不久后成立的彭雪楓任司令員的豫鄂獨立支隊，李先念任司令員的豫鄂挺進縱隊，葉飛率領的新四軍江南縱隊，和黃克誠率領的八路軍第五縱隊，為開辟蘇北抗日根據地作出貢獻。

　　2、發展壯大竹溝革命力量，為開辟豫皖蘇革命根據地作出貢獻。1938年4月14日和22日，中共中央長江局兩次會議作出決定：將留在河南確山縣竹溝鎮保護后方根據地的新四軍四支隊第八團歸周恩來直接領導。

　　1938年，鑒於南京、濟南失守后，日軍急於打通津浦線，兵分兩路進犯戰略要地徐州，形勢嚴峻，周恩來認為迅速動員江淮河漢間廣大中原民眾進行抗戰，發展壯大竹溝革命武裝的時機，已迫在眉睫。2月13日，他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建議：“為確定建立長江、黃河間我們自己的力量，必須急切地發動魯、豫、蘇、皖群眾參加戰爭。為此，擬調彭雪楓由晉來豫，組織和領導魯、豫、蘇、皖四省的軍事工作。”2月15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代表團和長江局會議，討論建立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問題。會議決定在“黃河與長江間成立一軍區，在其下分為四個軍分區”，“雪楓同志加入河南省委及四支隊軍政合作委員，並負責領導全軍區軍事工作。”3月，彭雪楓作為中共河南省委軍事部長來到竹溝，兼任第八團留守處主任。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組織武裝，訓練干部，積蓄力量，發展與擴大黨的組織，發動與領導豫蘇魯廣大敵佔區的游擊戰爭，並積極開展統戰工作，使竹溝抗日根據地日益鞏固，人民武裝迅速發展。

　　1938年9月，在日本侵略軍沿長江兩岸向西、南進犯時，周恩來與葉劍英於9月2日致電彭雪楓，及時指出：應將“你們工作重心移向豫東、創造蘇魯皖邊新局面，與八路軍冀魯豫活動部隊（徐向前、陳再道〕聯系起來，對整個戰局有重大意義。9月29日，周恩來又致電彭雪楓：情況緊急，速去豫東發展游擊隊。10月，彭雪楓率新四軍竹溝留守處部隊一部挺進豫東，后與吳芝圃領導的豫東抗日游擊隊第三支隊一部及肖望東率領的豫東游擊先遣大隊合編為新四軍游擊大隊，開辟了豫、皖、蘇邊抗日根據地。

　　3、提出堅持華南的戰略方針，指導建立與發展華南抗日武裝力量。周恩來任長江局副書記和南方局書記期間，對華南人民抗日武裝在敵后進行持久戰的戰略方針、游擊戰的戰略戰術、軍隊建設和統戰工作等重大問題，作過一系列明確指示，可以說，華南抗日武裝的成長壯大，浸透著周恩來的心血。

　　1938年10月，周恩來鑒於日軍進攻廣東，華南危機，提出：“堅持華南抗戰，以擊退日寇冒險的進攻”的戰略方針。廣東省委根據中共中央和周恩來的指示，將重心放在東江、瓊崖兩地，籌建抗日游擊隊。不久成立了惠寶、東莞抗日游擊隊和由海南島紅軍改編的廣東省第四統率區民眾抗日自衛團獨立隊。這兩支主力部隊和堅持在珠江、靈山 、潮汕的抗日武裝，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廣東省委領導下，廣泛開展敵后抗日游擊戰爭，阻滯了敵軍的進攻。

　　周恩來十分關心廣東省委的工作和華南抗日武裝的發展。為加強華南抗日游擊戰的領導，1940年夏，周恩來派庄田和林李明赴海南領導抗日斗爭，1942年11月8日，周恩來致電東江縱隊林平：“同意成立軍政委員會，以林平為主任。”庄田和李明出發前，周恩來還作了七條事關瓊崖發展的戰略性指示：（1）瓊崖是一個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地方，但條件十分艱苦，為取得斗爭的勝利，要准備付出很大的代價。（2）馮白駒是海南人民的一面旗幟，中央意見要馮當特委書記兼瓊崖抗日游擊隊的政委。（3）在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發展進步力量，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4）要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原則，盡可能擴大軍隊，建立政權。（5）開辦各種學校，培養干部。（6）大力加強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7）逐步把五指山根據地建立起來。

　　對於華南抗日武裝的成長，周恩來也極其關心。1942年5月，他獲悉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組織部長郭潛叛變，南委副書記張文彬和宣傳部長涂振農均被捕的消息后，於6月6日致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陳雲和中共南委書記方方，果斷作出“領導游擊區及秘密黨的組織和人員須分開”的重要決定，確保了華南各游擊隊的安全。同年9月3日，周恩來又制定東江游擊隊與國民黨方面接洽談判的原則，必須堅持：（1）政治獨立。（2）不混編。（3）不訂調訓。（4）不派人。派教官來部隊訓練需慎重，派政治工作人員需據絕。對派出談判代表“尤需慎重人選。” 對於部隊作戰的方針，周恩來也有許多重要的指示。1942年11月8日，周恩來在接到東江縱隊關於兩月備受日、頑夾擊的報告后，電復林平，指出：“你們在任何時候都要准備對付頑方及日寇兩方面的可能進攻形勢”。次年2月25日，周恩來又電示廣東軍政委員會：“你們應加緊實行精兵簡政政策，縮小后方，充實戰斗部隊。”由於周恩來的正確指導，華南各抗日根據地軍民積極開展反“掃蕩”、反“蠶食”斗爭。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敵后抗日根據地逐漸擴大，游擊隊也得到發展。1943年冬日軍發動打通廣九鐵路的戰役后，1944年1月15日周恩來及時指出東江游擊隊的發展方針：“凡你們游擊所到及其周圍地區，你們均可自派干部，發展黨與群眾工作，並依靠武裝，創立和擴大抗日民主政權。惟在敵頑易侵入區，必須布置秘密工作，並與原有黨割斷聯系。”3月6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對華南工作的指示：“華南抗日武裝斗爭應由小北江入手，以湘粵桂邊為主要發展方向，方能向北有所依靠，並便於造成更大的根據地，進行持久的斗爭”﹔“東江沿海發展亦要注意建立向北山地之基礎，珠江三角洲的布置固然要面對城市，但背靠東西兩面山地的發展仍是必要的……上層統戰關系及外交關系，應力求打通南路與李濟深、張炎的關系等。”1944年5月，日軍發動打通湘桂和粵漢線的作戰后，10月26日周恩來致電林平，指出：“目前戰局重心在桂”，“我廣東游擊戰爭應以向西發展為目前主要方向。同時聯系南路，打通瓊崖聯系，應成為目前主要任務之一。”1945年6月16日周恩來針對日寇行動似在縮短廣西戰線，轉向粵贛邊擴大戰場，為中共中央起草致廣東區黨委電：“依今日敵情及將來變化”，華南戰略根據地，應以湘、粵、贛邊區為中心，並可東聯閩、粵、贛，西聯湘、粵、桂。”

　　華南抗日武裝堅決執行上述方針，開創了華南抗戰新局面，有力地配合了全國抗戰，而且還配合和支持了太平洋戰場盟軍的作戰。

　　明察秋毫適時把握世界戰局 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貢獻

　　一、洞察歐戰風雲，通報德將攻蘇。

　　中國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國際形勢也發生了激烈和復雜的變化。1939年9月，德國入侵受英、法保護的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在此形勢下，英、美、法等國為了在西方與德、意對抗，因而在東方極力避免與日本直接沖突，對日本推行綏靖政策，積極策劃“遠東慕尼黑”，企圖以犧牲中國的利益，換取同日本的妥協。

　　國際局勢的變動，也給中日戰爭帶來新的影響。日本變其單純軍事進攻的侵華方針，為以軍事進攻和政治進攻的兩面政策，“企圖以誘降和分化來動搖我們抗戰的意志，瓦解我們抗戰的力量，以便其征服中國。”國民黨內部亦發生分化：親日派首領汪精衛公開投敵﹔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動搖﹔蔣介石為首的親英、美派雖然仍堅持抗戰，但由於正面戰場軍事壓力減輕，加之仇視和懼怕八路軍、新四軍發展壯大，其政策的重心開始由對外轉向對內，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方針

　　面對這一切，周恩來一面提醒人們“必須認識和提防時局中的暗流”，並嚴正指出 ：“投降必須引導中華民族走上不可挽救的結局，”“中華民族處在今天的嚴重時刻，隻能是繼續抗戰，決沒有和平可言 ”。一方面主張採取“針鋒相對的政策”，即“應一方面加強我們軍事力量，協同我們軍事動作，以粉碎敵人的進攻和封鎖。另一方面，堅持我們獨立自主的抗戰立場， 加強我們全國的團結，以粉碎敵人的誘降分化和遠東慕尼黑陰謀” 。同時，站在世界反法西斯的全局高度，時刻關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局的風雲變幻。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在柏林締結三國軍事條約，形成法西斯侵略軸心。1941年5月，德國法西斯席卷西歐，鯨吞歐洲大陸的十四個國家。號稱擁有世界上最大陸軍的法國敗亡。大英帝國面臨德國直接入侵本土的威脅。德國法西斯的一時得逞，大大刺激了日本法西斯的胃口。它妄圖運用軍事進攻和政治誘降的兩面政策，迅速結束侵華戰爭，以便能抽身或北進攻蘇、或南進掠奪英、美在亞洲的勢力范圍，早日實現其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夢想。

　　面對這種形勢，蔣介石一段時間也認為英美靠不住了，想向日、德靠攏。德國為配合日本的誘降，穩住國民黨在兩個陣營之間的動搖，丟掉對美、英的幻想，積極拉攏國民黨，並將決定於6月21日進攻蘇聯的“巴巴羅薩計劃”暗中透露給蔣介石。

　　在周恩來領導下從事國際情報工作的中共秘密黨員閻寶航獲悉這一重要情報后，迅速報告了周恩來。周恩來綜合各方面的情況，通過冷靜分析，立即判斷出這份情報的價值。即刻經過兩種渠道通報蘇共中央：1、電告毛澤東並中央書記處，指出：“此種守勢是暫時的。蔣確有所待。第一、等六月下旬德攻蘇（他甚至連日子都定了，是六月二十一日開始）。” 對此，黨中央、毛澤東極為重視，立即通報蘇聯。2、周恩來通過在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的中共黨員李政文，將情報轉交蘇聯駐中國大使館武官羅申，讓羅申電告蘇共中央。

　　當時蘇聯雖然也但心德國在英倫之戰后將回師東犯，但仍對1939年8月簽訂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存有幻想。由於周恩來和中共中央在蘇德戰爭爆發一周前及時准確地向蘇聯通報了德軍突襲的時間，加之其他情報來源的佐証，蘇聯紅軍得以在戰前24小時提早進入戰備。雖然由於准備時間不足和戰略指導方針的原因，蘇軍在戰爭初期不得不採取戰略退卻，但畢競避免了更慘重的損失。蘇聯對中共中央提供的情報給予高度評價，曾致電我黨中央領導人表示感謝。這從1941年7月24日毛澤東復周恩來的電文中可以得到証實：“二十一日開始的預測，彼方甚為重視。現急於欲查明者為德軍之主攻方向，請極力設法探查密告至盼。”

　　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的次日，周恩來即在《粉碎德國反蘇戰爭爆發！》一文中，對法西斯德國背信棄義撕毀蘇德互不侵犯協定，血腥地向蘇聯進攻進行譴責。7天后，他又撰寫《論蘇德戰爭及反法西斯的斗爭》一文，富有預見地指出：“我們對蘇德戰爭，不能以一時的出入勝負為斷。”“戰爭的發展方在開始，我們已經說過：其戰果決不是短時期所可看出，更不是幾個仗便見分曉，但是我們可預言的是時間有利於蘇聯。納粹德國利在速決，故一開始便攻勢甚猛，企圖仍以閃擊戰達到其兩個月征服蘇聯的狂言。蘇聯的戰法，不論是拒之於國門之外，或是引之深入，隻要蘇聯的主力在，物力在，時間久，法西斯侵略者必然要遭受最后的慘敗。”同時，周恩來呼吁：“站在反法西斯主義的立場上，英美應該與蘇聯建立共同的陣線”，“大家向著一個目標，向著為消滅法西斯統治以求得各民族的獨立自由而斗爭”。周恩來表示：“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四年來久已站在反日本法西斯強盜的前線，更不會落人后的將自己抗戰的勝利和蘇聯抗戰的勝利親密地聯在一起，共同努力於全世界反法西斯主義的事業的成功。

　　7月7日，周恩來又在《七七四年》一文中，預言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定會形成。他說：“世界顯然是向著兩個集團兩個陣線的方向走的。雖然世界戰爭的變化正多，法西斯挑撥英美反蘇的陰謀不會停止，法西斯國家對世界的進攻還沒遇著最后的致命的打擊，納粹德國在蘇聯會有一些暫時的軍事收獲，但是中、蘇、英、美日益站在一起，已為明顯事實。我們堅信：世界反法西斯陣線終會形成，蘇聯終將在反對納粹德國的戰爭中獲得勝利，而世界的法西斯強盜終將失敗，世界人民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爭取民主自由的戰爭，也終將得到勝利。”周恩來的真知灼見，不僅對蘇聯軍民是很大的支持，而且也堅定了中國軍民堅持與日本法西斯血戰到底的決心。

　　二、預見太平洋戰爭爆發，提出正確的戰略指導方針。蘇德戰爭爆發后，國民黨當局錯誤地進行判斷，認為日本將會在一個月內北進，與德國法西斯東西兩線夾擊蘇聯。

　　具有豐富政治經驗和犀利識別力的周恩來，卻從由於蘇日締結了中立協定，因此德國攻蘇的消息，事先未向日本透露這一點判斷出：“日本正處在焦急彷徨等待之中”。目前，日本雖有北進可能，“但北進也並不是沒有困難和顧慮的，第一、中國問題將因此更陷於不能解決之境﹔第二、西伯利亞並沒有像南洋那樣的國防資源﹔第三、時間上不很易於僥幸成功，萬一拖長，則日寇的另 一泥足又要陷於冰天雪地之中﹔第四、萬一英美在其發動攻蘇后，實行太平洋上的封鎖，豈不陷於前后絕境？！並且武力南進雖然暫時擱起”，但是在英美人士對日妥協的情況下“也頗能眩惑日寇，使其想先拿住南洋資源然后再圖北進，可是時間上又何能許？！”

　　事實果不出周恩來所料，蘇德戰爭爆發后，日本內閣爭論激烈。7月2日御前會議，否定了鬆岡洋右等人先北進后南進的主張，通過《適應世界形勢的帝國國策要綱》。7月18日，鬆岡被趕出內閣。第三次近衛內閣宣告成立。接著日本調兵在中國東北舉行“關東軍特別大演習”，以掩飾南進企圖。

　　周恩來明察秋毫，指出：“現在日寇內閣又改組了，不管其是在積極准備北進，或者南進，或者南北並進，但其滅華方針決不會有任何更。”“我們抗戰四年，久已成了東方反法西斯的先鋒” ，現在“更應繼續擔任牽制日本的光榮任務”，“努力牽制敵人，使其陷於兩面乃至多面作戰的困難，以盡國際反法西斯侵略陣線的主員之一的責任，那才不愧為東方反法西斯陣線的先鋒，才真能以中、蘇、英、美為中心結成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的陣線”。並提出“以不變應萬變”，“迎頭打擊敵人” 的戰略方針。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國際風雲瞬息萬變。10月18日，日本近衛文麼內閣總辭職，陸相東條英機奉命組閣。當時有不少人認為：東條是舊閣的一員，且參與近衛對外政策的密議，故新閣對外政策，尤其是對英美將無變更。周恩來卻敏感地預感到：這是日本對外政策發生重大變動的朕兆，是太平洋新危機行將到來的先聲。他在次日發表的《太平洋的新危機》一文中說：“日本法西斯軍人”，“總是要向著冒險路上走的。所以太平洋的新危機，在日本法西斯軍人內閣出現后，是必然要到來的。”並指出：“其人其事其時，都說明日本法西斯軍人再也不能忍耐目前沉悶拖延的局面，而必須自己出馬，採取冒險的行動了”。“從東條英機擔任新閣首相及其登台之原因和背景看來，已可知新閣之大概趨勢。這一趨勢，便是太平洋新危機之到來”。

　　周恩來反駁了一些人誤認為新閣對外政策將無變更的謬論，他說：“日寇政府每次改組所持不變者，是其基本國策，亦即吞並中國獨霸東亞的國策。至若實行這基本國策的方針或方案，則每次日閣改組均有變更，何況這次近衛倒台”，“明顯是在對內尤其是對外的方針上”存在分歧。“現狀維持派的方針，重在妥協英美﹔法西斯軍人派的方針，重在依附軸心”。東條顯然屬於后者。周恩來分析了日本新閣改組的原因后，進而指出：“這次日本軍人內閣的出現，是日寇大冒險行動的信號”。“在蘇德戰爭空前激化，日美矛盾愈加尖銳，中國反攻局部勝利，ABCD（指美、英、中、荷四國）的南洋封鎖越發強化的時候，太平洋的新危機是異常的緊張了”。同時，周恩來指出：轉變這一局勢的關鍵，是太平洋沿岸反侵略國家的共同奮斗。他呼吁“全世界的正義人士，一切反侵略國家”，“聯合行動起來”，“群起扑滅人類的公敵一一東西法西斯蒂，現在是時候了。”

　　那麼，日寇的最大冒險行為究竟是向北還是向南？周恩來經過縝密分析，通覽世界戰爭全局，作出判斷：是向南。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他致電在香港工作的張友漁，提醒日美有開戰可能，要他做好應變准備。

　　果然，1941年12月8日，日本未經宣戰，出動海軍，偷襲美國在太平洋的海軍空軍基地珍珠港。次日，美英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周恩來一方面指示廖承志、潘漢年等，精心組織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經過各種途徑轉移到安全地帶﹔一方面向各方人士廣為解釋眾說紛紜的太平洋戰局。為了澄清一些模糊觀念和錯誤認識，1941年12月23日，周恩來又撰文《太平洋戰爭與世界戰局》，對太平洋戰爭的局勢進行深刻分析和科學預見。文章歷數七個方面的有利條件后，肯定全世界反侵略國家和民族必定取得勝利，但因為各民主國家在人力、物力、財力和生產力方面尚存在若干弱點和困難，取得勝利，“還須要經過若干過程”。他強調：應“聯合友邦，奮起急追，全力以赴，共同克服這些困難，以擔負太平洋上偉大艱苦的抗日任務。”

　　周恩來預計戰爭初期會有些若干挫敗，其原因在於：日寇是無恥海盜，將繼續擴張戰果，日本海空軍在太平洋上有優勢﹔美英在精神上、物資上，還准備未周。但是隻要太平洋沿岸各友邦，團結一致，堅持到底，必能改變太平洋的不利局面。

　　周恩來通覽太平洋戰爭全局，科學地概括了太平洋戰爭的主要特征：“是持久戰，決非速決戰”。並指出在英、美、澳、荷布置未周之前，“決不能冒取攻勢，自陷錯誤”，“解決日本，海軍為主，空軍陸軍隻能為輔”﹔英美不宜立即採取攻勢，而須先鞏固南太平洋要塞的守衛和主要交通線，“以持久的消耗戰和太平洋上聯合的力量打擊他，才能制他最后的死命。”

　　周恩來還從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六個特點（即長期性。不平衡 、全面性、一致性、階段性、主從性），闡述太平洋戰爭與世界戰局的關系，號召反侵略國家，聯成一體，休戚與共，消滅世界法西斯蒂。

　　太平洋戰爭的整個發展過程，也正如周恩來所預料的那樣一步步地展開的。由於世界侵略戰爭的戎首、太平洋戰爭的罪魁日本帝國主義和德意法西斯窮兵黷武，在侵略戰爭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激起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切齒痛恨。為了維護世界和平，1942年1月1日，美、英、蘇、中等26國的代表，在華盛頓簽署了《聯合國家宣言》（又稱《二十六國宣言》），標志著以蘇、美、英、中四國為核心的國際反法西斯聯盟正式成立。不同種族、膚色、信仰和語言的各國政府和人民，在反法西斯的共同目標和旗幟下，形成的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再次証明，作為一個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周恩來，對變幻莫測的國際戰局，具有何等明晰的判斷能力和遠見卓識。

　　三、通報“關東軍”在東北詳細部署，迎接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國軍民，尤其以毛澤東為核心的周恩來等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八路軍、新四軍和抗日根據地軍民，高舉反法西斯的旗幟，在沒有外來槍彈的補充，沒有外來糧服的供給，沒有外來醫藥器材的接濟，全憑人民英勇奮斗、浴血奮戰，“和自力更生”，渡過了艱難的1941、1942年，成了“真正反攻大陸日寇心臟的力量和基地” 。

　　為了“堅持抗戰到底，不達到驅除日寇出境，決不罷休” 的目的，1944年夏，周恩來指示閻寶航獲取曾被日本法西斯捧為“皇軍之花”的“關東軍”，在我國東北中、蘇邊界上詳細布防圖，其中包括陸、空軍的配置、要塞地點、布防計劃、兵種兵器、部隊番號、人數及將領姓名等詳細材料。得到此布防圖后，周恩來立即報送延安。黨中央綜合各方面情報后，迅速通報曾對盟國許下諾言，在法西斯德國投降后，開始對日作戰的蘇聯。使蘇聯紅軍在日本政府宣布拒絕7月26日，中、美、英3國發表的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后，於8月9日作戰時，如按圖索驥般迅雷不及掩耳的凌厲攻勢，勢如破竹，僅用了幾天時間，就使“關東軍”經營十幾年的整個防御體系頃刻瓦解。

　　8月9日，毛澤東發表《對日寇最后一戰》的聲明，向全中國人民下了最后戰敗日本侵略者的動員令。8月10日夜至11日，周恩來為八路軍總司令朱德，連續起草六道進軍命令：“各解放區任何抗日武裝均得依據波茨坦宣言規定，向其附近各城鎮、交通要道之敵人及其指揮機關送出通諜，限期投降，如遇日偽軍拒絕投降激戰，即應堅決消滅”﹔晉綏、晉察冀軍區和山東各以一部兵力向東北進軍，配合蘇軍作戰﹔對收復之各城鎮實行軍事管制，維持秩序，保護人民。

　　在中、蘇、美等國的強大攻勢下，8月15日，日本天皇廣播了投降詔書。9月9日，日本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在南京簽署了投降書。9月2日上午10時，在東京灣美國軍艦密蘇裡號上，舉行了日本正式投降的簽字儀式。至此，中日戰爭、太平洋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結束。

　　中國的抗日戰爭，迫使日本法西斯放棄了“北進”侵略蘇聯的計劃，並延緩了“南進”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時間，有力地支持了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斗爭。正如美國總統羅斯福對他兒子伊利奧所說，假如沒有中國人民的抗日斗爭，“……你想一想，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調到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方打下來。他們並且可以一直沖向中東 。由此，足見中國的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所起的偉大作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在香港回歸的勝利喜悅中，重溫周恩來對中國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所做的偉大理論和實踐貢獻，更引起我們對作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毛澤東軍事思想的主創人之一——周恩來的深切的崇敬和懷念。同時，也更讓我們深刻認清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日本國內一直存在著一小股否定日本侵略歷史的右翼勢力，近年來，他們更加變本加厲，為日本軍國主義歌功頌德，為日本侵略亞洲和中國的歷史翻案。為了維護世界持久和平，我們必須提高對日本軍國主義的警惕性。

　　《周恩來研究文集》，紹興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