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南昌起義

　　周恩來是南昌起義的主要領導人，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創建人和領導人之一。在這裡，我們對周恩來領導南昌起義的光輝業績作些歷史的回顧和反思，以志緬懷和紀念。

　　呼吁迅速出師討伐蔣介石

　　１９２７年，正當國共合作進行的北伐戰爭節節勝利、工人武裝斗爭和農民革命運動風起雲涌的時候，革命形勢卻發生了嚴重的逆轉。“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后，周恩來根據他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的切身體會，看透了蔣介石的反動本質，多次向中共中央建議，趁蔣介石建立的南京反動政權尚未鞏固之時，加緊組織武裝力量，討伐蔣介石。４月１６日，周恩來在中共特別委員會會議上發言強調：“軍事上，武漢方面對於老蔣無積極對付的方策”。“照我們觀察，對於老蔣軍隊並不無法，且應先解決老蔣然后可以北伐。現在我們應打一電報給武漢方面提出抗議，要求趕快決定打東南的方策，馬上派得力人員來東南准備軍事活動。”

　　會后，周恩來起草致中共中央意見書，同趙世炎、羅亦農、陳延年、李立三、尹寬聯名發出。意見書分析了當時軍事勢力的狀況，強調趁蔣介石東南政權還沒穩固，“下決心討伐，迅速出師，直指南京”。“南京一失，蘇、滬可不戰自定”。迅速出師討伐蔣介石，是在當時政治軍事條件下，挽救中國革命的唯一正確的選擇。

　　提議中央從速決定南昌起義

　　從５月下旬起，周恩來負責主持中共中央軍事工作，為適應形勢的需要，他努力把黨的工作重心從政治斗爭轉移到軍事斗爭上來，在思想上、組織上和具體工作上，做好進行武裝起義的准備。為加緊醞釀決定組織武裝暴動，周恩來向中共中央提出過許多意見和建議。在５月３０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周恩來建議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軍事問題。在６月１４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周恩來提出了“三省救各省，東南討蔣”的斗爭方針。在６月１７日和２０日，周恩來先后兩次提出湖南暴動計劃。會議決定由周恩來前往指揮這次湖南暴動。后來因為共產國際代表羅易反對，這個計劃沒能實行。

　　７月１５日，汪精衛公開背叛革命。中共臨時中央常委會確定組織武裝起義的新政策。周恩來任中共臨時中央常委會委員，和其他同志一起主持共產黨的機關和黨員緊急疏散撤離、隱蔽工作，把聚集在武漢的共產黨員派往各地，掌握工農武裝力量，以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並將一些從事軍事工作的共產黨員集中於南昌、九江一帶，做聯張（發奎）反粵的准備工作。在這期間，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曾經提出：“准備一些軍隊去南昌回廣州”。

　　正是在這種新政策的指引下，７月中旬，中共臨時中央常委會會議初步決定，以在“東征討蔣”口號下聚集在九江、南昌一帶賀龍領導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葉挺率領的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和朱德領導的第三軍軍官教育團為基礎，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周恩來為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會后，周恩來當晚就向軍事部的同志傳達。傳達后，他指定聶榮臻、賀昌、顏昌頤組成前敵軍委，聶榮臻為書記，先到九江去進行起義的准備工作。他交代說：“什麼時候發難，要聽中央的命令。”７月２０日，譚平山、李立三、惲代英、鄧中夏、葉挺等同聶榮臻一起在九江舉行談話會。據李立三說：鑒於張發奎日益右傾，談話會提議，“拋棄依張之政策，而決定一獨立的軍事行動”。“在軍事上趕快集中南昌，運動二十軍與我們一致，實行南昌暴動，解決三、六、九軍在南昌之武裝。在政治上反對武漢、南京兩政府，建立新的政府來號召。”會后，委托正在廬山的瞿秋白回武漢向中共中央報告。中共臨時中央常委會和共產國際代表都同意這些意見。７月２４日或２５日，周恩來在中共臨時中央常委會會議上發言提議：中央從速決定南昌起義的名義、政綱和策略﹔切實計劃發動湘、鄂、贛和廣東東江一帶工農勢力﹔共產國際迅速接濟軍火物資。會議根據周恩來等同志的提議，最終作出了舉行南昌起義的決定。

　　指揮打響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

　　舉行南昌起義的決策確定后，周恩來立即緊張地進行組織准備和軍事部署。７月２６日，周恩來在陳賡陪同下趕赴九江，向正在這裡討論起義問題的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惲代英等傳達中共中央的決定。針對討論中是否把沒收大地主土地列入起義政綱的爭論，周恩來明確指出，應該以土地革命為主要的口號。會議同意並作出決定。會議研究了組織起義部隊向南昌集結的部署，並派聶榮臻設法把在馬回嶺的第四軍第二十五師拉到南昌，參加起義。

　　７月２７日，周恩來到達南昌，住在朱德家裡。根據中共中央決定，周恩來在江西大旅社成立由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彭湃組成的中共前敵委員會。接著，前委會詳細研討了有關起義的事項，進行了周密部署，決定７月３０日晚舉行武裝起義。

　　７月２８日，周恩來到第二十軍指揮部會見賀龍。一見面，周恩來就坦誠地說：“我來拜訪你，不是禮節性的。開門見山，我是找你商量起義計劃的。我們立刻就談行嗎？”賀龍爽快地回答：“好極了，我洗耳恭聽！”周恩來風趣地說：“洗耳恭聽是不夠的。你是大將軍，光洗耳恭聽怎麼成？還是要動手動腳動槍動炮呢！”聽完周恩來的轉達，賀龍立即說：“我完全聽共產黨的話，要我怎麼干就怎麼干。”

　　正當起義的准備工作緊張進行的時候，７月２９日，張國燾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給中共前委接連發來兩封密電，提出暴動宜慎重，要等他到達南昌后再決定。周恩來立即同其他前委成員商定，起義決不能停止，繼續進行准備工作。７月３０日，張國燾在中共前委緊急會議上提出：起義如有成功把握，可以舉行，否則不可動﹔應征得張發奎的同意，否則也不可動。周恩來和前委其他成員一致反對張國燾的錯誤主張，指出“暴動斷不能遷延，更不可停止”。“在客觀應當是我黨站在領導地位，再不能依賴張。”會議沒能解決問題。第二天早晨，周恩來主持中共前委緊急會議，繼續爭論了幾個小時，直到得知張發奎已參加廬山反共會議，張國燾才不得不表示服從多數人的意見。會議最后決定，８月１日凌晨舉行武裝起義。

　　８月１日凌晨２時，在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同志指揮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經過４個多小時的激戰，黎明時分戰斗結束，起義軍佔領了南昌城。南昌起義勝利了。

　　率領起義軍南征受挫

　　起義軍佔領南昌后，根據中共中央關於起義軍南下廣東的決定，當晚，周恩來主持召開參謀團委員會議，研究南下行動方案。８月３日起，起義軍陸續出發南征。周恩來於８月５日撤離南昌，踏上南下征途。７日，起義軍先頭部隊到達臨川。

　　８月１２日，起義軍進抵宜黃。起義軍進佔瑞金后，從繳獲敵軍文件中得知敵軍准備在會昌集結１８個團兵力同起義軍決戰，周恩來立即主持召開參謀團會議研究對策，決定先擊破會昌敵軍。３０日，第二十軍從東北面向會昌發起攻擊，吸引敵軍主力﹔第十一軍從西北面向會昌發起攻擊，攻佔會昌城。

　　９月５日，起義軍進駐長汀。在這裡，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共前委會議，研討攻取東江的行動計劃，會上有兩種意見。會議最后決定，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於三河壩監視梅縣之敵，再經揭陽出興寧、五華取惠州。事實証明，這次分兵的決定是導致起義軍南征失敗的直接原因。

　　９月１０日，周恩來和彭湃率領起義軍一個團進駐上杭。１９日，起義軍進佔三河壩。按照長汀會議決定，起義軍在這裡實行分兵，由朱德率第十一軍第二十五師等部留守三河壩，由周恩來、賀龍、葉挺、劉伯承等率主力部隊進軍潮汕。２３日，起義軍順利攻佔潮州。２４日晨，起義軍進駐汕頭。但這時敵軍正分三路在潮汕周圍集結。經過幾天激戰，起義軍於３０日晚撤離潮州，汕頭隨之放棄。

　　周恩來這時已重病纏身，撤離汕頭就被人用擔架抬著行軍。１０月３日，中共前委機關和從前線撤退下來的起義軍部隊在普寧縣的流沙會合。在這裡，周恩來和其他起義軍領導人召開了決策性會議。這時，周恩來高燒達４０攝氏度，同志們勸他離開部隊。周恩來堅決表示：“我的病不要緊，能支持得住。我不能脫離部隊，准備到海陸豐去，扯起蘇維埃的旗幟來！你們快走吧！”會后，起義軍余部由流沙經鐘潭向去海陸豐道上的雲落前進，進入烏石地區時遭敵軍重兵截擊，周恩來、賀龍、葉挺等指揮部隊還擊，被敵軍截為兩段，部隊被沖散了。這時，周恩來發著高燒，常處在昏迷狀態，還在喊：“沖啊！沖啊！”葉挺、聶榮臻守在他身邊。后來，由一位當地黨的負責人楊石魂幫助他們隱蔽下來，並找來一條小船，送周恩來、葉挺、聶榮臻一行人去香港。

　　開辟中國革命的新時期

　　南昌起義是在極端危急的形勢下挽救中國革命的偉大壯舉。“南昌起義雖然失敗了，但不能由此而低估它的偉大政治意義。巴黎公社革命、辛亥革命都失敗了，不是在歷史上永放光輝嗎？”肖克說得很在理，南昌起義如同巴黎公社和辛亥革命一樣，在歷史上永放光輝。

　　對於南昌起義的偉大意義，中共中央以及黨和軍隊的一些領導同志都作過評價。早在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就明確指出：“南昌暴動的‘八一’革命在中國革命史上有極重大的意義”。“現在葉賀雖然是失敗了，而南昌暴動在湘鄂粵各省工農武裝暴動的總政策中，始終是中國革命史上最光榮的一頁。”“隻有決定四省民眾武裝暴動，以及率領葉賀軍隊暴動反抗武漢反動政府之政策，是算黨拋棄機會主義而走上布爾什維克道路的新紀元。”周恩來對南昌起義失敗的教訓說過許多，但對南昌起義的偉大意義說得很少。他僅肯定：“八一起義在共產黨領導下，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這在大方向上是對的。”他甚至謝絕觀看歌頌南昌起義的話劇《八一風暴》。他說：“我那次領導失敗了，你又不批評我，我就是不看。”這充分顯示了周恩來謙虛的品德和嚴於自省的精神。

　　南昌起義具有偉大的意義，它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展史上，是一個閃光的標志。

　　第一，南昌起義標志著進行土地革命戰爭的新時期。第一次國共合作進行的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向何處去，是擺在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面前生死攸關的大問題。失敗教育了共產黨人，終於找到了一條革命的新路。李立三曾經深有體會地說過：“南昌暴動在革命歷史上有它的偉大意義。在廣大群眾沒有出路的時候，全國樹出新的旗幟，使革命有新的中心，南昌暴動是很重要的時期。”以南昌起義為標志，中國革命進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戰爭時期。

　　第二，南昌起義標志著開展革命武裝反抗反革命武裝的新時期。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相當長的時期不懂得武裝斗爭的極端重要性。直到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舉起屠刀，血的教訓才使共產黨人認識到“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道理。毛澤東在論述戰爭和戰略問題時這樣說過：“革命失敗，得了慘痛的教訓，於是有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進入了創造紅軍的新時期。這個時期是我們黨徹底地認識軍隊的重要性的極端緊要的時期。”賀龍也以自己的切身體會指出：“八一”南昌起義，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高舉起中國革命斗爭鮮明的旗幟，堅決進行武裝斗爭”。這些論述都是真知灼見。

　　第三，南昌起義標志著創建人民軍隊的新時期。南昌起義集中了當時中國共產黨所掌握和所影響的軍事力量，起義軍經過戰爭的鍛煉和考驗，雖然大多數人犧牲了或失散了，但起義軍余部卻成為創建工農紅軍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經過南昌起義和南征戰斗洗禮的起義軍官兵，提高了對武裝斗爭的認識，積累了作戰經驗，從而為創建人民軍隊培養訓練了一批得力的軍事干部。其中很多人成為我軍的帥才和將才。建國后授銜的十大元帥中就有朱德、劉伯承、賀龍、陳毅、聶榮臻、林彪等六人是直接參加過南昌起義的，如果加上積極策應過南昌起義的葉劍英則多達七人。正因為南昌起義在我軍歷史上具有開創性的地位和作用，１９３３年７月，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批准中革軍委的提議，決定“八一”為中國工農紅軍建軍紀念日。接著，紅一方面軍司令員朱德、政治委員周恩來發布了關於紀念“八一”的訓令，指出“南昌暴動孕育了中國工農紅軍的胚胎”。

　　《人民日報》1997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