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心系念著海外華僑

　　敬愛的周恩來同志，作為人民共和國第一任總理，不僅為960萬平方公裡土地上的幾億人民的衣食住行嘔心瀝血、日夜操勞，而且還時刻系念著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數百萬華僑，為維護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而竭誠盡力。他始終親自過問僑務工作，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建國后我一直在周總理、廖承志同志領導下做僑務工作，研究僑務政策，深深感到，正是有了周總理這樣熟悉華僑的領導人指導僑務工作，才使我們能比較順利地排除“左”的思想干擾，始終堅持正確的僑務政策。這是廣大華僑和僑務工作者深感慶幸的事，直至今天，許多華僑和僑務工作者都念念不忘周總理對華僑工作的教導和對華僑的親切關懷與體貼。

　　圓滿解決華僑的雙重國籍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局勢起了根本的變化，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東南亞等華僑眾多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經過艱苦的斗爭，也相繼擺脫了帝國主義的長期統治，獲得了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妥善解決華僑和當地政府的關系，解決華僑的雙重國籍等問題，成為日益突出的問題。

　　在帝國主義統治東南亞各國的時候，所謂雙重國籍，實際上只是個形式。海外華僑和所在國人民一樣遭受壓迫和剝削，根本沒有民族權利，所以當時很少提什麼華僑雙重國籍問題。然而，隨著東南亞各國的獨立，他們要維護國家的主權，要進行公民選舉，要保護民族工商業，華僑的國籍問題，就必不可免地突出起來。我國建國初期，據不完全統計，居住在東南亞各國的華僑約有1000多萬人，他們中約有百分之八十是在當地出生的第二代或第三代華僑，根據各國的國籍法和舊中國的國籍法，他們都既有居留國的國籍，又保留有中國國籍，是有雙重國籍的人。新中國成立后，帝國主義者仇視中國人民的勝利，他們千方百計地想孤立我們，妄圖利用華僑問題挑撥東南亞國家和中國的關系，致使那些對我不友好或對我有疑慮國家的華僑遭受歧視和迫害。對於這些海外僑胞的困難處境，周總理十分關懷﹔對於鄰邦之間這種歷史遺留的問題，周總理決心予以解決。1954年9月23日，他在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值得指出的是，華僑的國籍問題是中國過去反動政府始終不加解決的問題，這就使華僑處於困難的境地，並且在過去常常引起中國同有關國家之間的不和，為了改善這種情況，我們准備解決這個問題。”周總理又指示我們解決華僑國籍問題，一定要從華僑長遠切身利益和華僑居住國家的民族獨立出發。他指出，凡已經或自願取得當地國籍的華僑，就當然喪失中國國籍，他們和中國的關系是親戚關系。華人成為所在國公民以后，應當效忠入籍的國家，應當同當地人民一道為所在國政治、經濟獨立和文化繁榮作出貢獻。同時也希望海外華人為促進所在國人民同中國人民的友誼，為兩國之間經濟文化交流起積極作用，以利於促進我國同華人眾多的國家的友好關系。

　　在周總理領導下中國和印度尼西亞首先談判解決華僑雙重國籍問題。因為兩國政府和華僑都有解決雙重國籍問題的願望和要求，因此談判很快達成了協議。1955年4月22日，中國與印度尼西亞兩國總理在萬隆會議期間簽訂了中、印（尼）兩國政府關於解決華僑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

　　1956年新加坡前首席部長戴維·馬歇爾參加新加坡工商考察團來中國訪問考察，10月9日周總理單獨接見了他。接見時馬歇爾說，新加坡准備獨立，但新加坡的華人佔新加坡人口百分之七十多，關於中國人民政府對雙重國籍問題的態度，人們還有些疑慮。他指出，這次來中國訪問，其中重要問題之一是要了解中國政府對華僑雙重國籍的政策。接見中，周總理向他詳細說明了中國政府對解決華僑雙重國籍問題的原則。馬歇爾聽后表示贊賞。接見后發表了會談公報，使新加坡政府和華人了解了中國人民政府對解決華僑雙重國籍問題的政策，消除了他們的懷疑和顧慮。

　　以后，我國又先后和華僑較多的國家在兩國建交公報中列入解決雙重國籍的條文。1980年五屆人大三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堅持了周總理提出的有關解決華僑雙重國籍問題的原則，並將這些原則吸收到國籍法條文中。

　　對保留中國國籍的華僑，總理指出：“華僑應當遵守所在國的法律、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應與當地人民友好合作，為所在國的經濟、文化發展作出貢獻。反對大國沙文主義，不要參加當地的政治活動和一切政治組織，我們也不在華僑中發展共產黨員，中國其他民主黨派也共同商定不在國外華僑中發展黨員。”

　　30多年的歷史實踐証明，在周總理領導下制定的解決華僑雙重國籍問題的原則，表達了我國貫徹執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真誠態度和國際主義精神，它得到各國政府的理解和贊揚，同時有力地粉碎了帝國主義和各種保守勢力在華僑問題上的造謠和誣蔑。解決華僑雙重國籍問題的政策，充分體現了我國政府關心華僑切身利益，尊重他們願望的原則立場。使數千萬華僑解除了各種思想顧慮和阻力，愉快地加入了所在國國籍，取得了公民權。他們同當地人民一起積極參加了國家政治、經濟建設，做出了積極貢獻，許多人成了他們國家出色的政治家、經濟企業家、專家和教授，並為促進中國和各國和平友好，經濟、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

　　關心華僑的切身利益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很快就在全國開展了土地改革運動。為貫徹保護華僑、歸僑、僑眷合法利益的既定政策，制定土地改革中對華僑土地財產處理的優待辦法，周總理做了很細致的調查研究，分別找陳嘉庚、司徒美堂等僑領和華僑集中的廣東、福建兩省的葉劍英、張鼎丞等負責同志交談，傾聽他們的意見。記得1950年11月的一個晚上，總理要廖承志、李初梨和我去研究修改土地改革中對華僑土地財產處理辦法草案，這是一個綜合了各方面意見后提出的草案。總理聽我們匯報后說，土地改革是一場消滅封建土地制度的大革命。大多數華僑是由於在舊中國不堪忍受地主的殘酷剝削和壓迫無法生活才背井離鄉，出走異國的，或者被當作“豬仔”販到國外的。大多數華僑眷屬在土改中會得到好處，他們大多數人會擁護土改的。但估計還有百分之二至四的華僑地主，他們的土地要被沒收分配，這些人是不會滿意的。如果我們在華僑地主的房屋問題上給以照顧，就會波而不動，這對我們團結國外華僑有好處，而且他們的房子大都是用寄回的僑匯蓋的，不是封建剝削得來的，要把這些情況向干部和農民講清楚。我們照總理的這些指示辦了。1950年10月6日周總理主持政務院會議討論通過並公布了這個政策。后因“左”的思潮干擾，在有些省沒有得到認真貫徹，遺留問題很多，直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才重新按總理審批的《土地改革中對華僑的土地財產處理辦法》進行落實，並把沒收錯了的華僑房子退還原主。華僑房屋是華僑在故鄉的根，保護華僑的房屋是合理的。事實上給農民講清楚后，農民是贊成的。

　　總理還非常關心華僑贍家匯款問題，親自主持制定了正確的僑匯政策。

　　由於歷史的原因，全國解放初期，沿海各省特別是廣東、福建兩省，有約三百萬僑眷，他們由於家庭主要勞動力在國外謀生，家庭生活來源依靠海外寄來的僑匯﹔另外還有約三、四百萬僑眷是半依靠國外華僑接濟的，也就是說有約六、七百萬僑眷溫飽問題要靠華僑贍家匯款解決。這是舊中國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解放后允許不允許僑眷依靠僑匯生活，成為一個關系到數百萬僑胞切身利益的大問題。有一些受“左”傾思想影響的人，說僑眷、歸僑接受國外親屬匯款是不勞而獲，不允許他們接受僑匯，或以各種名義侵佔僑眷對僑匯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周總理了解到這些情況后很生氣，立即責成中僑委草擬一個保護僑匯的命令，堅決保護僑眷對僑匯的所有權和使用權，不准任何人侵犯。當時正處在經濟恢復時期，我們的貨幣還不穩定。為了不使華僑吃虧，周總理採納了陳嘉庚先生的建議，指示中國銀行對華僑贍家匯款可根據自願原則採取原幣（即寄匯時原系哪個國家貨幣）存款，取用時按當時匯率取出人民幣，從而保証了華僑贍家匯款的幣值，不受貨幣貶值的影響。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政府借口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下令禁止華僑匯款贍養在中國大陸的眷屬，其他國家也受美帝影響，限制華僑贍家匯款金額。為了解決數百萬僑眷生活困難，周總理一方面指示財政部撥出專款救援由於斷匯而生活無以為繼的僑眷﹔另一方面指示中僑委調動一切可行通道，採取各種可行的辦法溝通僑匯。不久就在國內外有關各界通力合作下，迅速粉碎了帝國主義的封鎖，溝通了華僑贍家匯款通道，解決了華僑眷屬的困難。

　　為穩定物價，全國實行了統購統銷，僑眷因大部分居住在農村，一向靠商品經濟生活，現在要靠生產隊根據生產情況解決糧、油、肉、布等生活用品，很不習慣。加上僑眷勞動力少分配的糧、油等定量比其他農民還低，意見很大，紛紛要求國外親屬寄糧、油、布、罐頭等生活用品。如何根據僑眷的實際情況解決好實行統購統銷政策后僑區出現的新問題呢？當時有兩種意見。一部分同志提出根據僑眷所有僑匯的多少發給他們僑匯証，依証賣給一定數量糧、油、肉、布等生活必需品﹔另一部分同志認為發僑匯証辦法，違背統購統銷政策，反對根據僑匯量發僑匯証，要求中央增撥統銷物資統籌解決。這些意見報告總理后，周總理認為管理僑匯是經濟工作，必須用經濟辦法去解決。他立即批准採用發僑匯証辦法，並責成當時負責財委工作的李先念主任召集有關部門制定辦法和調撥物資。這樣不但解決了僑眷的實際生活困難，而且也調動了華僑寄僑匯的積極性，減少了華僑向國內寄食品的困難，既便利了華僑，又增加了國家的外匯收入。

　　在某些國家發生大規模排華逆流的時候，是周總理下決心派船把無法生活的華僑接回國。在五六十年代，華僑熱愛祖國，送子女回國升學，為了使華僑子女能及時考入大學，周總理指示中僑委大辦華僑補習學校，為歸國華僑學生補習功課，使他們迅速跟上國內學生，考入國內高等院校跟班學習。

　　我們敬愛的周總理是僑務政策的奠基人，是華僑、僑眷、歸僑的貼心人，他處處從華僑長遠和切身利益出發，一個一個解決僑務工作中的重大政策問題。他的教導永遠刻印在僑務工作者和華僑心中。

　　《我們的周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