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指導我參加國際工人運動

　　每當我想起周恩來同志對中國工人運動的關懷，想起他對我參加國際工人運動的指導，想起他對我全家人的深情愛護，就禁不住淚眼汪汪。他的聲音，他的笑貌，他的手勢，又浮現在我的眼前。

　　一、三次會晤

　　1939年在重慶我第一次見到周恩來同志。當時，國民黨和共產黨實行第二次合作，全國處在抗日戰爭的連天烽火之中。周恩來同志從武漢來到重慶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並作為中共中央的代表，在國民黨統治區進行統一戰線工作。這時，我出席第八屆國際工會聯合會代表大會和第二十五屆國際勞工大會后回到重慶。那是重慶一個難得的明朗的天，經張曉梅同志的安排，我在紅岩八路軍辦事處見到了周恩來同志。一見面，他就迎著我親切地說：你在國外辛苦了。我扼要地向他匯報了在蘇黎世開會的情況，他聽得很仔細，還問到關於國際工聯和英國工會大會以及我認識的一些歐美各國工會領袖的情況。盡管周恩來同志早年曾在法國勤工儉學，對歐洲幾個大國工會的基本情況早已熟悉，他還是問得很仔細，聽得很認真。我從他的談話 中，產生了一個新的念頭，就是在有關工會的國際活動中，中國 勞動協會應該同陝甘寧邊區總工會合作。我把這個想法對他說了，他立刻提高了嗓音說：這樣很好，我來向陝甘寧邊區總工會建議，加入中國勞動協會為團體會員，共同開展國際活動。我立即表示歡迎。不久，中國勞動協會在重慶召開第二屆年會，我當選為中國勞動協會理事長，通過了陝甘寧邊區總工會加入中國勞動協會為團體會員的決議。這就為以后解放區工會代表參加中國勞動協會代表團出席世界工會代表大會，建立了合法的根據，充分表現出周恩來同志的高瞻遠矚。

　　我第二次見到周恩來同志，是1945年9月，在重慶工人福利社。當時，抗日戰爭剛結束，國內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共產黨代表全國人民的意願，提出“和平、民主、團結”的政治主張，為建立一個光明的新中國而奮斗。國民黨則堅持法西斯獨裁的一黨專政，要維持一個黑暗的舊中國。我國工人運動處在嚴峻的關頭。

　　9月8日，周恩來和王若飛同志應邀參加中國勞動協會重慶工人福利社的開幕典禮。我陪著他們參觀了福利社、工人醫院。周恩來同志向我詳細地詢問各項福利事業的情況和工人們的反映意見，並同我談了關於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工會的團結統一問題。他提出了幾點具體意見：第一，出席即將在巴黎舉行的世界工會代表大會的代表團，由中國勞動協會組織聯合代表團，包括陝甘寧邊區總工會和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籌備會的代表三人（董必武、鄧發、章漢夫）組成，以示一致和統一。中國工會代表團在世界工會代表大會上要力求協調一致，在報告各自地區或工會生活時，應由各單位代表自己負責說明。第二，陝甘寧邊區總工會已加入中國勞動協會，解放區各職工會亦宜加入。第三，中國勞動協會召開1945年的年會時，陝甘寧邊區總工會和各解放區職工會決定參加，共同籌備成立全國職工聯合會。第四，上海原有20萬有組織的職工與解放區有聯系。由於中國勞動協會已派水祥雲乘飛機前往上海，建立上海市總工會，因此，對上海工人運動亦採取統一組織辦法，力求聯合一致，共同爭取工人生活福利和文化教育待遇的改善。我對他提出的戰后我國工人運動堅持團結統一的方針和幾點具體措施，表示完全同意。9月9日，周恩來同志給在美國出席聯合國大會的董必武同志寫信通報他同我會談的情況，同時他給中國勞動協會和我送來親筆信。他在信中寫道：“陝甘寧邊區職工聯合會久以團體會員資格參加貴會。茲因邊區及中國各解放區職工聯合會正在籌備聯合組織，在弟上月離延之前，曾與該籌備會主任鄧發先生談及與中國勞動協會關系問題，鄧先生告弟，中國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籌備會頗願以團體會員資格加入勞動協會，並囑弟前來洽商。同時，該籌備會及陝甘寧邊區職工聯合會亦願以其所椎定出席巴黎世界職工大會之代表董必武、鄧發、章漢夫三人參加中國勞動協會代表團，使之成為中國統一的職工代表團。弟曾以此意面告學范先生及政府當局，均蒙贊許。現特函達如上，務懇迅予採納，代向社會部、外交部請領護照，並轉告中國駐美大使館簽發董、章兩先生由美赴歐護照，以利團結，實為至感。”我從周恩來同志同我的談話和來信裡，強烈地感覺到與解放區工會代表組成中國工會統一代表團出席在巴黎召開的世界工會代表大會，是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事情。在舉世矚目的世界工聯成立大會上各國工會代表將聽到中國解放區工會代表的聲音。我接到周恩來同志的信后，就與國民黨當局交涉。我對陳立夫說：如果不讓解放區工會代表參加中國勞動協會代表團，我也不去開會。國民黨政府迫於形勢和輿論的壓力，同意鄧發一人參加中國勞動協會代表團。這就打破了國民黨政府對解放區的封鎖。當時，有工會、婦女、青年的三個世界代表大會先后在巴黎召開，中國解放區的婦女、青年代表申請外交部發護照，都被國民黨阻止，隻有工會能夠打開突破口，這是周恩來同志深謀遠慮、周密安排的結果。如果沒有1939年他建議陝甘寧邊區總工會加入中國勞動協會，也就不可能有1945年鄧發同志參加世界工會代表大會。鄧發同志來自中國解放區，受到世界各國工會代表的熱烈歡迎。在大會的會議廳裡響起了中國解放區的聲音，使大會的氣氛頓時活躍起來。鄧發同志在巴黎與各國工會代表進行了廣泛的接觸。在這次大會上鄧發同志當選為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理事會理事。大會結束后，我去日內瓦出席國際勞工大會，聘請鄧發同志為中國勞工代表的顧問。鄧發同志在日內瓦又與各國勞工代表交談。之后，我同鄧發同志一同到了英國的倫敦和利物浦，同英國工人群眾和中國海員會晤。在回國途中，我們又在菲律賓訪問了華僑勞工團體聯合會。鄧發同志在與各國工會和工人群眾進行廣泛聯系的同時，做了大量的宣傳中國解放區的工作。

　　我與周恩來同志的第三次會晤，是1946年5月在南京梅園新村三十號。當時，我接到世界工聯在莫斯科召開執行委員會會議的通知，到南京請示周恩來同志，由誰來接替鄧發同志在世界工聯的位置（鄧發同志於4月8日由重慶返延安途中，因飛機失事遇難）。那是內戰硝煙即將彌漫全國的嚴重時刻，在中共代表團駐地周圍，國民黨政府首都警察廳與中統、軍統等特務機關除設立了固定的監視站外，還派遣便衣特務化裝成各種人物，對來訪的人員、車輛進行監視、跟蹤。我因情況緊迫，單獨前往，陽開三十號的門，求見周恩來同志。中共代表團住在一座灰牆紅瓦小樓裡，當我走上台階時，周恩來和鄧穎超同志已在小樓門口等著我了。周恩來同志挽著我的手走進左邊房間，這是他的會客室，室內擺設簡單整潔，幾張沙發，中間的圓桌上放著一碗雨花石。我對周恩來同志說：“世界工聯將於5月下旬在莫斯科召開執行委員會會議，就要辦理出國手續，請問解放區工會由誰來接替鄧發同志的遺缺？”他沉思了一會兒，回答我：“這個會議很重要，解放區工會一定去參加，我立即請示中央，會很快派人到上海與你聯系的，你放心好了。”他還向我詳細地了解世界工聯最近的活動，並且很關心能否順利地為解放區工會代表辦理護照的問題。我答允盡力去辦好，請他放心。在我向他告辭的時候，他考慮到我的安全，怕送到大門口引起國民黨特務的注意，就和鄧穎超同志送我到小樓的台階下，握手告別了。我回到上海不久，劉寧一同志即從延安來到上海與我聯系，同我一道前往莫斯科。我們向世界工聯正式提出劉寧一同志接替鄧發同志的一切職務，世界工聯批准了我們的申請。

　　在這三次與周恩來同志的會晤中，他對我談了很多話，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也是他最關心的一個問題，就是解放區工會與中國勞動協會共同開展國際聯絡和宣傳活動，與世界各國工會和工人群眾建立廣泛聯系。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區所以能夠沖破國民黨的封鎖，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為戰后維護世界和平作出巨大貢獻，為世界各國工人和人民所了解，是與周恩來同志的卓見深謀分不開的。

　　二、在嚴峻的時刻

　　1946年2月10日，國民黨反動派在重慶較場口破壞慶祝政協成功大會，將大會主席團的李公朴、郭沫若、施復亮、章乃器等打傷。被打傷的還有中國勞動協會的陳培志、冉瑞武、梁永思、顧佐衡和許多工人。周恩來和鄧發同志得訊趕到會場，同我一起將頭部流血的施復亮同志送到醫院。我從醫院趕回會場，看見一群暴徒在追趕沈鈞儒老先生，我就把他拖進汽車送他回家，得以免遭毒手。當天，周恩來、鄧穎超、鄧發、廖承志同志代表中國共產黨駐渝代表團、中國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籌備會先后到大梁子工人福利社醫院向陳培志、冉瑞武、梁水思、顧佐衡等表示慰問。陳培志在同周恩來、鄧穎超、鄧發同志緊緊握手時，感動得熱淚盈眶。周恩來同志對冉瑞武親切地說：“同志，你受苦了。”周恩來同志的心總是同工人群眾的心連在一起的。

　　國民黨反動派破壞政協決議，發動內戰。10月11日國民黨軍隊佔領張家口，蔣介石下令召開“國民大會”。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拒絕參加。蔣介石通過谷正綱、陸京士竭力拉攏我參加“國民大會”，並且要我把解放區工會從中國勞動協會中排除出去。他們的意圖很明顯，就是要破壞工人運動中的國共合作。我決定不參加“國民大會”，堅持與解放區工會聯合。但我又想到，這樣做，以后又該怎麼辦呢？我對英文秘書俞志英說：找劉寧一同志，請他問問周恩來副主席。

　　我同劉寧一同志會晤幾次商量下一步如何辦的問題。劉寧一同志請示了周恩來同志后，與我商定：一、在上海發表一個中英文聲明，反對“國民大會”，反對排斥解放區工會出勞協。二、在發表聲明前，我離開上海到香港，將中國勞動協會總部遷到香港。三、同意我的建議，劉寧一同志與我一同到巴黎去開展國際工人的聯絡活動。

　　11月12日，也就是“國民大會”預備會開會的一天，我秘密乘飛機到了香港。當天在上海發表了我的聲明。

　　我的聲明得到全國工人的支持，也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對我的憎恨。11月25日，我坐人力車經過庄士頓道英國海軍俱樂部門前時，突然遭到一輛神秘汽車的撞擊，受了傷。周恩來同志得訊后立即派劉寧一同志代表中國共產黨和解放區工會從上海來到香港瑪麗醫院慰問。同時帶來了解放區工會繳納勞協的會費，支持勞協在香港繼續斗爭。

　　在解放戰爭時期的歷史轉折關頭，是周恩來同志指引我更加堅定地維護中國工人運動的團結統一，在人民民主革命的大道上邁步前進。1948年新年，劉寧一同志從巴黎來到倫敦通知我：“接到黨中央的來電，歡迎你到解放區去。”我聽到這個消息，異常興奮，決定到解放區去，同全國工人和人民一起為解放全中國，建立新中國而戰斗。

　　三、兩封電報

　　1948年2月28日，劉寧一同志陪我到達東北解放區的哈爾濱，受到哈爾濱市總工會代表的熱烈歡迎。東北行政委員會和東北總工會籌備處為我們設宴洗塵。翌日，我懷著崇敬的心情和滿腔熱忱致電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表明我竭誠擁護毛澤東主席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提出的主張：徹底粉碎蔣介石政權，驅逐美帝國主義，實行土地改革，組織真正的人民民主的聯合政府。3月4日，我接到毛澤東主席、周恩來副主席的復電：“欣喜先生到達哈爾濱，並決心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為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偉大的共同事業而奮斗，極為佩慰。我們對於先生這一行動，以及其他真正孫中山的信徒的同樣行動表示熱烈的歡迎。”我接到復電后，受到了極大的鼓舞，心裡非常欣慰。在解放區，我親眼看到這裡有著一種不可壓倒的力量和朝氣，這是蔣管區所無法比擬的，使我大大增強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與解放區人民並肩戰斗，完成全國解放的決心和信心。

　　我在解放區接到周恩來同志的第二封電報是1949年1月在沈陽。當時，淮海戰役已經勝利結束，蔣介石賴以維持反動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被消滅殆盡，全國已處於革命勝利的前夜。但國民黨反動派還在上海等地作垂死掙扎，瘋狂鎮壓革命運動。我隻身來到東北解放區將近一年，全家老小還在上海，吉凶未卜，正在我朝夕懸念的時候，有一天，突然接到周恩來同志來電，告訴我在上海的大兒子朱培根因為參加學生運動，已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上海的黨組織正在設法營救，讓我放心。我接到電報后，頓時思想翻騰起來，對國民黨反動派把魔爪伸到我的家屬頭上的暴行，極為憤慨﹔對共產黨無微不至地關懷我全家安危，十分感激，銘諸肺腑。不久，在上海黨組織的營救和各方面的幫助下，朱培根被釋放出獄，來到了解放區。我對周恩來同志這樣的深情厚誼，沒齒難忘。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總理曾跟我談話，希望我繼續做工運工作。在周總理的關心信任下，我除擔任郵電部部長外，還擔任了全國總工會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中，我被關進泰城監獄。一直到1975年5月才出獄。后又被送到湖北黃石干休所監督勞動。在干休所我患了低血鉀病，當時周總理的處境十分艱難，但他還一直挂念著我。直到他病情危重躺在床上時，還問身邊的同志：“朱學范哪去了？”當人們把我的遭遇告訴他后，他非常氣憤，對身邊的同志說：“趕緊把朱學范請回來。”這樣，經周總理批准，我才得以回到北京治病。若無周恩來同志的關懷，我恐怕早已在長江彼岸憔悻身亡了。

　　周總理逝世后，我在兒子朱培康陪同下，來到天安門廣場，在放滿花圈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深深地三鞠躬，以表我對周恩來同志的無限敬意和久遠的思念之情。

　　《我們的周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