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待蘇聯專家 周恩來有三條指導思想

在中華民族最需要周總理的時刻，“四人幫”的魔爪奪去了他的生命，而周恩來同志並沒有離開我們。猶如日月千秋，鬆柏長青，他永遠活在億萬人民心中。

　　1949年8月，古老的北京城沉浸在新生的歡樂之中。這年我22歲，隨同劉少奇同志和他帶領的第一批蘇聯專家一起從沈陽來京。作為一個青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的前夕進了首都，又在豐台火車站生平第一次見到了周恩來，心情自然非常激動。

　　周恩來和中央其他首長前來迎接從莫斯科歸來的少奇同志和同車進京的200多名蘇聯高級顧問。他不象我們曾在照片上看到的那樣，絡腮長須、飛行員的裝束，而是一身米黃色的中山服，神採奕奕，英俊非凡。

　　人接到了，車隊已准備進城，本以為周恩來同志也就要回去了。我想錯了，他沒有即刻離去。他在師哲同志的陪同下，順著月台漫步走向我們乘坐的車廂。這節車廂裡有十幾位蘇聯婦女，他們是當年中長鐵路沈陽分局蘇聯職工的家屬，自願參加專列餐車的服務，照料首次來華的蘇聯朋友，由分局長杜拉索夫帶隊一起來京。

　　“快看！周恩來向我們走過來了。”不知是誰這麼輕聲一說，車上的人都坐不住了，個個爭著下車，前去握手問候。周恩來同志看到我和杜拉索夫站在一起，過來同我們握手，並問我：“你這個小鬼是搞什麼工作的？”不知當時是由於高興，還是緊張，我傻呼呼地隻顧整理衣扣，忘了及時回答。師哲同志從旁插話：“我們在沈陽開干部會歡迎專家的時候，這個小伙子參加了幾次翻譯。”總理一聽，微笑著說：“噢，那好啊，現在很需要有一批年輕的同志來搞俄文翻譯。”

　　一

　　1949年，新的政治協商會議開過之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在東方大地上誕生。新中國面臨著大規模的國民經濟恢復和建設任務。在這個龐大而又極為復雜的領域裡，充滿了大量的新課題。歷史本身決定了我們在當時的國內外環境下，隻能首先學習蘇聯，借鑒他們的經驗。這年夏天，劉少奇同志訪蘇回國時帶來的那批蘇聯高級顧問，大多數都是在蘇聯各部門、各方面擔任重要職務、經驗豐富的專家。首席顧問科瓦廖夫（我們稱作總顧問）曾是蘇聯交通部部長，衛國戰爭時期是一位將官軍銜的運輸指揮員。

　　我們的黨和政府對於蘇聯專家來華支援我國的建設事業，給予了高度重視。

　　1949年，十月革命節前夕，周恩來陪同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同志一起到鐵獅子胡同專家寓所出席了專家們的慶祝集會。毛主席講了話，歡迎專家，祝他們工作得好，生活得好。我黨中央政治局許多位領導人親臨寓所參加集會，全體蘇聯專家深受鼓舞。

　　有關蘇聯專家的全部工作，始終都是在周恩來同志的直接領導和關懷下進行的。

　　周恩來同志日理萬機，但自從以科瓦廖夫為首的蘇聯專家進京之日起，他仍要在百忙中抽出時間，親自關心蘇聯專家們的工作和生活。他講：“蘇聯專家千裡迢迢來中國幫助建設，我們應該為他們提供良好的工作條件和生活環境，做好我們自身的各項工作，發揮他們的作用。”

　　科瓦廖夫等蘇聯專家住的寬街鐵獅子胡同寓所，是一座十分雅靜的傳統式大庭院。1949年10月間，周恩來到這裡看望專家們。他在同科瓦廖夫的談話中說：“我們很需要專家的幫助，他們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不過，他們剛來不久，對中國的情況還不熟悉。我們可以請各部門的負責同志給他們介紹情況。”根據周恩來同志的部署，陳雲同志在這裡主持了兩次重要的會見。當年中財委和文教委系統各部門的主要領導人都出席了，同蘇方組長以上的專家骨干會見，建立了各自對口的工作聯系。彭真同志在政法口主持了同樣的會見。陳雲、薄一波、李富春、呂正操等領導同志有時到這裡與科瓦廖夫談話，交換意見。

　　為了加強對專家工作的日常領導，早在1950年周總理就指定由伍修權、楊放之兩位領導同志牽頭組成專家工作小組，以便及時了解情況，調查研究，監督檢查政府有關政策的貫徹執行。

　　從1953年起，在周恩來同志的領導下，逐步建立健全了專家工作的組織機構。在國務院內設立了專家工作辦公室。1954年與原有機構合並，成立了國務院直屬機構--外國專家工作局。為了總結和交流專家工作經驗，在內部發行《專家工作通訊》，刊名就是周總理題寫的。此外，定期用俄文發行《內部參考資料》，以便蘇聯專家更及時地了解我們各方面的工作方針和政策。國務院副秘書長兼外專局局長楊放之同志定期地向經濟和文教兩方面的總顧問介紹我們的情況。這些做法和措施對加強中蘇雙方同志們的了解，加強合作都是有力的推動。

　　科瓦廖夫平時在寓所召開會議，聽取匯報較多。他對中國的情況不太了解，1950年奉調回國。此后，來華接替他工作的，在經濟專家方面，先后有阿爾希波夫和畢考爾金。這兩位總顧問同我國各個部門之間的合作一直很好。1952年周總理出訪蘇聯的時候，畢考爾金和當年中財委計劃局的幾位專家奉召到莫斯科協助中國代表團工作。他們對於蘇援項目問題，特別是在聘請專家方面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議，協助陳雲、富春同志做了不少具體工作。周總理表揚了他，說他在聘請專家問題上幫助我們做了很好的努力，“人數削減了，而專業更加對口了。”

　　我國各有關部門（包括基層）也經常請蘇聯專家做報告，做講演，或舉行學習班，介紹蘇聯的經驗。許多專家的報告、演講材料或建議方案都是很有價值的，很受中國同志們的歡迎。可是，也有些專家的報告內容談原則多，對我們的實際工作不太適用，甚至有人做報告引語連篇，“洋八股”很濃。這些報告或講演是不大受歡迎的，因為這樣的內容不僅解決不了問題，而且方法本身也是不成功的。

　　為此，周恩來同志十分重視向蘇聯專家介紹我國的情況，委托外專局有計劃地組織各有關領導同志向全體專家做報告，他本人首先帶頭這樣做。他除了親自到國際飯店禮堂向全體在京蘇聯專家做政策報告之外，有時在國內給有關部門做報告的時候，也通過外專局組織蘇聯專家參加。有一次，周總理在中南海懷仁堂給工交口幾個專業會議的代表做報告，阿爾希波夫等近百名蘇聯專家都聽了。在這次報告中，周恩來同志闡明了當年我們關於“一長制”的看法，強調我們實行的是黨委集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既借鑒蘇聯的經驗，也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研究我們自己的廠礦管理體制。周恩來同志在紫光閣接見一批即將期滿回國的文教專家，在講話中，又一次談到：“學習蘇聯經驗不能有教條主義，照搬過來的東西是不適用的。”

　　總理的這些講話深受蘇聯專家們的重視。應該說，長期以來蘇聯專家在中國與各部門的同事一道合作，朝夕相處，關系是很好的。在這方面，我國的冶金部、煤炭部、鐵道部等部門都取得過好的經驗。在國務院召開的專家工作會議上受到了總理的表揚。

　　隨著我國第一個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實施，蘇聯專家的人數日益增加，所涉及的方面也更加廣泛。在我國各部門的實際工作過程中，如何對待援華的蘇聯專家問題，逐漸反映出兩種比較明顯的思想傾向：一種是過分依賴專家，對蘇聯的經驗機械地照搬。這是主要的傾向。另一種是某些部門或單位把專家請來了，但沒有很好地使用，有的專家來華后一時發揮不出應有的作用。兩種傾向實質上反映著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在中蘇關系最盛期，應該怎樣正確認識和對待學習蘇聯經驗的問題。

　　周恩來同志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針對具體實踐中出現的傾向，就有關蘇聯專家工作問題，先后有過多次重要的指示。追憶他所闡述過的指導思想，大致可以歸結為三條：

　　（一）學習蘇聯經驗不可機械照搬，要結合我國實際消化運用﹔原則方針問題，必須自行決策，不能依賴蘇聯專家。（二）對全體專家要熱情相待，主動介紹情況，認真研究分析專家們的建議，不能給坐“冷板凳”。（三）顧問要減少，根據急需聘請專業對口的技術專家。

　　總理的這些指示從原則的高度明確了我國對外國專家的基本政策，並成為我國獨立自主的對外方針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些指示精神曾分別體現在我國政府有關部門在不同時期制定的外國專家工作的規定之中。

　　1960年中蘇關系惡化了，不論雙方有多少意見分歧，不論事物有多大的曲折，赫魯曉夫一道命令把全體蘇聯專家統統撤走，這實在是太不識事務，是倒行逆施，損傷了兩國人民間的傳統友誼。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為全體蘇聯專家舉行盛大的告別宴會，他代表中國人民表達了惜別的心情，表示蘇聯專家們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所做出的貢獻，中國人民是不會忘記的。在西花廳接見阿爾希波夫的時候，周總理親手給他授予了友誼紀念章。

　　二

　　凡是在周總理身邊工作過的同志都深有感受：他作為領導者在工作中對每位工作人員都有嚴格的要求，而作為同志對每位工作人員則是十分體貼和愛護。尤為珍貴的是，他嚴於律己，遇事當眾做自我批評。

　　1952年在莫斯科，周總理審閱一份有關換聘延聘蘇聯專家的文稿，他把馬列同志和我找了去，問道：“你們說說，49加3等於多少？”一下把我們問愣了，細細一算才明白，經我們統計的數字算重了一個人頭。總共應該是52，而不是53。他批評得好：“不能馬虎，文件一旦送出，連算數都有誤，人家豈不笑話，……”我們臉上火辣辣的，而心裡感到溫暖。他如此細致，我們很受觸動。

　　1954年日內瓦會議之前，周恩來同志對代表團的籌備工作親自過問，抓得很緊。他委托章漢夫和炳公（王炳南）逐項檢查落實。組織模擬演習記者招待會，發言人黃華與“外國記者”逼真地對話，段連城、李肇基等優秀的譯員也都反復操練。代表團的英、法、俄語譯員在國內都是第一流的，照樣一個一個地進行專項考核，直至每人的總平均分數合格。副外長李克農同志身體不太好，而當年的專機又小，在蒙古上空顛簸比較厲害。恩來同志安排他先乘火車經滿洲裡到伊爾庫茨克再接續航程。他把我找去，一再叮囑，要我配合黃樹則同志一路精心照料，特別是進入蘇聯境內，更要與蘇方保持聯系。直到在伊爾庫茨克見了面，克農同志的健康一切正常，總理才放心了。到了日內瓦總理下榻在萬花嶺別墅，他把隨同工作人員（包括司機、打字員、洗衣工人）的食宿安排都看了一遍，自己方去休息。並向代表團秘書長王炳南和其他主管領導交代：“大家都是第一次來，工作又很辛苦，食宿條件要搞好，不要隻顧我……”。會議進行期間，總理要我們整理一份某些代表團對協議草案的意見。陳家康、馬列和我承擔這件事。我們搞好一份打字稿送給了他。恩來同志一看，把馬列和我找了去，說：“看得出你們是花了些功夫，整理得很干淨。可這怎麼行呢？我不是要材料好看，而是要知道原文是什麼樣，現在是怎麼改的，要能比較，這樣才便於分析研究其中的變化……”我們把這份不合格的卷子拿了回來，重新進行了整理。這次合格了，可他卻說：“讓你們重來了一遍，這怪我事先沒有交代清楚……”。

　　亞非會議之后，總理在北京舉行酒會，招待有關國家的駐華使節。酒會准備得過於簡單，幾碟糖果、炸土豆片和花生米。總理不甚滿意。散會后，他沒有責備工作人員，而是說：“這事怨我布置得不細，首先由我負責。”賀老總在一旁著急了，插話說：“這怎麼能怪總理呢！外交部節約應該，可也不能到這種地步。”事也巧，就在這個時候，緬甸使館的一位參贊匆匆忙忙跑上樓來，說他夫人走丟了，上樓來找。他一看周恩來同志正在大廳講話，趕忙鞠躬道歉，忙著退出去。總理對他說：“沒有關系，我們是檢查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如果你願意，可以聽……”

　　1965年春天，五一節剛過，西花廳的幾位同志陪著總理到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來，在前庭過道上我與他迎面相遇。他問我：“你都在忙些什麼？怎麼不常見你？”我回答說已經調動了工作。他又問：“調哪兒去了，搞什麼？”我說到第二外國語學院擔任教務行政工作。“嗅！那俄文可不要丟了，很有用啊！”說完還叮囑我要把新任的工作搞好。想不到，這竟成了我一生中最后一次同周恩來同志的幾句對話。

　　“文化大革命”初期，總理先后三次到二外視察。這時候我已經“靠邊”了，隻見他在禮堂裡坐在馬扎上聽學生們發言，還見到他在職工食堂吃午飯。自己出糧票，自己付錢。更想不到，這竟成了我一生中最后一次見到周總理。

　　恩來同志與世長辭了。當年，我被剝奪了向他老人家遺體告別的權利，更沒有可能去護送靈樞。我站在復興門馬路的台階上，望著靈車徐徐西行，我的心與千百萬群眾淚水浸透的心匯合在一起，共聲呼喚，敬愛的周恩來總理，您不能離開我們，您沒有離開我們……

　　《我們的周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