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贊賞鄧小平“舉重若輕”的領導風格 但要求自己“舉輕若重”

　　周恩來是我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成員，他長期集決策者、指揮者和執行者於一身，他的領導實踐是全方位的。周恩來的領導思想是他長期的、多方面的、並且獨具特色的領導實踐的總結，是馬列主義與中國優秀文化傳統的結合，是毛澤東領導思想的組成部分。他把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的理論，運用於領導實踐並作了杰出的發揮。他堅持領導者必須自我改造，才能改造被領導者，同時改造自己的領導。他強調，做一個好的領導者，首要的“要有確定的馬列主義世界觀和革命人生觀”，“要用革命的精神改造工作”。①這是周恩來領導思想的一大特征，是他畢生領導實踐的真實寫照。

　　自覺把個人溶於領導集體之中

　　周恩來是列寧關於領袖是一個集團的學說的堅定實踐者。他強調領導者必須自覺地“把個人完全溶化在集體當中”，②“個人與集體結合起來，在集體中發揮個人作用”。③這是改造領導的一個基本方面。

　　首先，周恩來說過：“黨的領導不是黨員個人領導。黨是一個集體，是有組織的。黨的領導是組織領導，不是個人領導。”④他在這裡直接講的是黨的領導，其實是無產階級的普遍的領導原則，是馬克思主義領導觀的一個基本點，是同剝削階級的英雄史觀根本對立的。

　　我們共產黨人的領導者，無論職位高低，都是為實現黨的領導而擔負領導工作的﹔都必須置身於集體之中，組織之中，而不能自居於集體之上，組織之上。個人的作用隻有通過集體，才能得到正確的發揮。這是我們黨的領導實踐充分証明了的。國際歌裡唱的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不僅是講領導者同群眾的關系，也包括了領導者同領導集體的關系。

　　其次，領導集體必須有一個核心。擁護核心，也就是擁護領導集體。毛澤東作為我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周恩來可以說是最早的發現者、推舉者和促成者。他竭盡全力維護毛澤東的核心地位。對此，有人有所非議，說周恩來是受了中國封建“忠君”思想的影響。其實，周恩來對毛澤東的忠誠不二，首先是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忠誠，對人民的忠誠。連美籍作家韓素音都看出了這種區別。她說：周恩來“發現了一個高瞻遠矚的天才，在這個天才的身上，他傾注了自己對中國深摯的感情。”⑤而且，周恩來對毛澤東的敬仰、信服，是在長期合作共事中形成的，是在同“左”右傾錯誤路線的斗爭與比較中形成的。即使“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當時處境復雜，他仍顧全大局、一心為黨。他以特有的方式，以超乎常人的堅韌和機智，犧牲自己，艱難地維護黨，最大限度地減少錯誤和損失。

　　歷史証明，周恩來是反對個人崇拜的。他在號召人們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前進的同時，就強調“決不要把毛澤東看成一個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無法學習的領袖”，“看成孤立的神”。⑥盡管“文化大革命”個人崇拜達到狂熱，他佩帶的像章也特殊，毛澤東像佔１�３，為人民服務５個字佔２�３，形象地說明，在周恩來的心中，崇敬毛澤東與信仰為人民服務的統一。

　　再次，善於定位，即找到自己在領導集體中的恰當位置。任何領導集體，核心隻有一個，不能人人都當核心﹔任何核心也離不開其他成員的輔佐。周恩來總是從領導集體的整體功能來觀察其中不同角色的不同作用，包括自己的作用，既知人，又知己。周恩來雖被人譽為“政治天才”、“行政奇才”，在黨內外享有崇高威望，但是他從來都自認為“不是帥才”。他斥責黨內“少數有領袖欲的人想造個人地位”是“資產階級政客官僚的卑污惡濁”，“是破壞黨的最惡劣的傾向”。⑦他沒有任何個人的權力欲望，絕不看重權勢名位，表現了崇高的精神境界，而且已經融於他的歷史和生活情趣之中。他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也有他自己獨特的視角。他從來也沒有感懷過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卻極為敬仰張良、蕭何、諸葛亮。就是說，就領導者的個人人生價值來說，關鍵並不在於是不是帥才。在領導集體中，每個成員都能依各自的特長和優勢找到恰當的位置，實現自身的價值，創造英雄的業績。

　　在領導集體中，角色不同，領導方法也有所不同。周恩來非常贊賞鄧小平作為帥才“舉重若輕”的領導風格，但是他要求自己作為執行者隻能是、必須是“舉輕若重”，為的是讓毛澤東集中精力作戰略性的和理論上的思考。毛澤東深知周恩來總管一切、日理萬機的才能和辛苦，稱之“確有吐握之勞”，⑧“善於處理各種復雜矛盾。”⑨

　　周恩來講的“舉輕若重”的“重”，有著豐富的內涵：一是勤勤懇懇，不辭勞苦，二是精雕細刻，一絲不苟﹔三是周到全面，不失之偏頗。他逝世后，鄧穎超獻出他生前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７６年的工作日歷，其中工作安排，都是一分鐘追一分鐘，連吃飯的時間都擠沒了。

　　又次，在矛盾中形成和發展團結。周恩來指出：“團結是在矛盾中形成和發展的。”“善於團結的人，就是善於在共同點上統一矛盾的人。鋼鐵和水泥是性質不同的物質。把它們結合起來，就變成鋼筋水泥那樣強有力的東西。科學家能把自然界不同的物質組合、統一起來，難道不能把有不同見解和脾氣的人統一起來嗎”⑩這些精辟論述既反映了周恩來的領導集體觀，也反映了他的團結觀。

　　其一，領導既是集體，矛盾是客觀存在。周恩來指出，即使共產黨內，政治信仰和世界觀相同，大的方面一致，由於各人所處具體環境的局限，加之出身成份不同，成長和改造都有其過程，仍然會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才能、性格和脾氣。而且，這種不同不一定是壞事，經過合理的組合，可以形成新的、統一的力量。

　　其二，既有矛盾，就要善於求同。求同存異，有些同志把它解釋成限於外交方針。這就窄了，低了。其實，求同存異，是周恩來處理各種矛盾包括領導集體內部矛盾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方法。這是一種辯証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和領導方法。它是以承認矛盾普遍性、事物差異性為前提的﹔是強調人的自覺能動性的﹔是以追求統一性為目的的。在領導集體內，對於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和基本的方針政策，必須同而不能異﹔但具體執行，因地制宜，有靈活性，即允許異。要善於化異為同，抑異揚同﹔同時敢於容異，並使異異互補，使異在重新組合中產生新的功能。

　　其三，畫大圈圈，不畫小圈圈。他批評搞小圈圈的人，缺少無產階級的氣概，“不像個領導者，反倒像個孤立主義者”。11他從不分親疏，他是在黨內搞五湖四海的典范。為此，他善於協調，包括各方利益的統籌，包括非原則問題上必要的妥協。

　　其四，相忍為黨，與人為善。相忍為黨是周恩來的一句格言。李立三的“左”傾錯誤，周恩來一開始就反對，因此，受到粗暴對待。但周恩來在負責糾正李立三錯誤時，卻是同志式的。三中全會上，李立三仍被選入政治局。“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忍辱負重是出了名的。他肚子裡裝著多少委屈，卻“永遠地埋葬在心底”！

　　其五，是嚴守紀律。在周恩來看來，無產階級嚴格的紀律，並不只是約束被領導者的，首先是約束領導者的，是領導集體堅強有力的基礎條件之一。在紀律問題上，他從不講情面，不計得失，不怕得罪人，更不原諒自己。

　　總之，周恩來的領導集體觀，是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是共產黨人崇高品德和革命風范的表現，是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徹底決裂的。

　　既堅持領導又不被感覺是在領導

　　周恩來說：“領導群眾的方式和態度要使他們不感覺我們是在領導。”１２這不是說不要領導，而是說堅持領導的方式和態度，不被感覺是外在的強加。其中固然有領導藝術問題，但從根本上說，是群眾路線問題，是正確認識和處理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關系問題。這是改造領導的又一重要方面。

　　群眾路線，毛澤東賦予它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歷史觀的科學內涵，成為我們黨的根本的領導工作路線。周恩來則是群眾路線這一概念的首創者，而且，他把群眾路線化為馬克思主義領導者的崇高品德和嶄新精神境界。

　　“不感覺我們是在領導”，首先是說，在革命隊伍裡，領導者與被領導者本來就不是截然區分的。周恩來說過：我們的工作人員，“是以工作為區別，而非以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來區別。”１３進一步說，領導者是依存於被領導者的。周恩來曾向黨的高級干部指出：“我們每一個人，不管過去做了多少工作，現在擔任什麼職務，沒有黨和人民，就既不會有過去的成績，也不會有今天的職務。”14不感覺我們是在領導，首先要求領導者不要擺官架子，不要生怕別人不感覺、不尊重他這個領導。

　　兩千多年前，老子說過：“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第１７章）這話不失為群眾路線最古老的思想素材。不過，老子向往的是統治權的消解，主張為政“自然無為”﹔而周恩來的話則表明共產黨人最自覺的領導方式。它堅信人民群眾是社會歷史活動的主體，領導者的責任和作用在於引導，來不得半點強制。不感覺領導者在領導，既是說廣大被領導者具有強烈的自主意識，又是說領導目標化為被領導者的內在要求，領導的功能並不在於消極的管束，因此，不感覺領導是外來的力量。

　　究竟怎樣才能使群眾不感覺我們是在領導呢？周恩來一貫強調在領導態度和領導方法上，要堅持說服、協商、務實和交友。

　　所謂說服，可以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本質規定。周恩來強調，說服首先“要求領導干部抓緊思想政治的領導”，把組織領導提高到思想政治領導水平。他於 １９２８年任黨中央組織部長時親自起草《堅決肅清黨內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意識》（黨中央《告全體同志書》的一部分），是把組織領導提高到思想政治領導的范例。一年后，毛澤東起草古田會議決議這一我黨思想上政治上建黨建軍的綱領性文獻，充分吸收了周恩來的論點。周恩來曾強調，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並不是天然的，也不是被公推的，而是要爭的。這種爭，首先是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去改造形形色色的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世界觀，進而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綱領、路線。領導者要教育改造被領導者，把被領導者提高到能夠接受、執行領導者的綱領、路線的水平。

　　“領導群眾的基本方法是說服，決不是命令。”15這可以說是周恩來早年領導實踐就已形成了的領導風格。比如黨的六大之后，順直問題曾是黨中央開始工作之第一個最嚴重的問題。順直問題不解決，全黨渙散不能轉變。周恩來從蘇聯回國，第一次參加研究順直問題的中央常委會，就明確提出：順直問題“主要是缺少政治的指導”，“主要的還是政治的說服”，“不應是兩條路線”。16周恩來毅然挑起處理這個棘手問題的擔子，深入調查研究，堅持從思想教育入手，劃清極端民主與民主集中制、懲辦主義與鐵的紀律的區別。“最后得到順直全黨的擁護，才把順直的黨挽救過來。”１７

　　說服，就不是力服。它崇尚真理而不憑借權勢，符合認識真理和發展真理的規律﹔表明對被領導者的尊重和信任﹔也表示領導者自身的信念和力量﹔要求領導者自覺並有能力做誨人不倦的導師。周恩來深刻地指出：“要想把領導者的覺悟、領導者的智慧變成群眾的力量，需要經過教育的過程，說服的過程，有時需要經過等待的過程，等待群眾的覺悟”。18這個等待過程雖是痛苦的，但的確不能急躁，要有很大的堅持性、忍耐性，不屈不撓，才贏得心悅誠服。

　　周恩來慣於寓理於事，據事論理，從近及遠，以小喻大，情理交融，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深刻的震憾力，以致對手也不得不折服。一位美國記者就說過：在周恩來面前，任何不信任或懷疑的判斷，幾乎都會煙消雲散。

　　協商。周恩來特別欣賞“協商”，說“這兩個字非常好”。19他說過：“新民主主義議事的特色之一，就是會前經過多方協商和醞釀，使大家都對要討論決定的東西事先有了認識和了解，然后再拿到會議上去討論決定，達成共同的協議。”２０周恩來認為，協商是貫徹民主集中制的有效方法，既充分發揚民主，又避免了隻強調少數服從多數可能發生的簡單化、形式主義傾向。因此，協商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特征和實質性內容，是決策民主化科學化的必經程序。

　　周恩來一直在對社會主義民主制度進行思考與探索。早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剛剛基本完成的１９５６年，他就及時提出“專政要繼續，民主要擴大”，強調擴大民主“更帶有本質的意義”。21他極其敏銳地指出，即使在社會主義國家，權力過分集中也可能危及民主。他說：我們“專政的權力是相當集中相當大的，如果處理不好，就容易忽視民主”。22“要在我們的國家制度上想一些辦法，使民主擴大”。23並且提出了一些設想。他說：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我們不能學，但是，“西方議會的某些形式和方法還是可以學的”２４

　　周恩來把協商當成實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重要環節。

　　協商，是在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平等關系中實現的。不平等，以上制下，還談何協商。周恩來一再講過，從一定意義上講，領導者與被領導者是一種平等的、合作的關系。“必須雙方合作，互相影響，才能很好地領導”。25

　　協商，是以承認矛盾和差異為前提的。周恩來說過：“政協不是一盆清水，如果是一盆清水就沒有意思了。”26其實，何止政協，任何組織團體也不可能是一盆清水。因此，領導者必須通過協商，來協調不同意見，不同利益。當年毛澤東號召一定要把淮河治好。但是怎麼治？河南、安徽、江蘇各有本省的利益，持不同的意見。周恩來多次邀集各地負責同志，充分聽取他們各自的主張。最后，他綜合提出打破省界，上中下游的利益都要照顧到，標本兼施，蓄泄並重，三省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既合理解決了上中下游的矛盾，治理工程也經歷了特大洪水的考驗。

　　協商，同“一言堂”是對立的。周恩來批評有的領導者自以為自己的意見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那誰還跟你爭辯。“辯証法就講矛盾的統一，隻有通過爭辯，才能發現更多的真理。”27“一個人不要給自己打保票……我們要造成一種風氣，我們所發表的意見，都允許大家討論、商榷。”２８周恩來身體力行，他的講話，總是希望聽者提出意見。如果聽不到反應，他說那是打入“冷宮”令人難過。他討厭那些“完全擁護”、“指示正確”之類的話，沒意思。他甚至吸取年輕干部、中學生的意見修改自己的意見。

　　總之，協商，既是群眾路線、民主精神的體現，又是辯証唯物論認識論的要求。

　　務實。也就是實事求是實踐化，既是作風問題，又是思想方法問題，也是對被領導者的態度問題。務實，有利於造成寬鬆、和諧的相互關系，反對人為地制造緊張空氣。周恩來的務實，表現之一是反對空頭政治。他一針見血地提出政治挂帥要挂到業務上去。二是反對急躁冒進。他諄諄告誡人們要在反對驕傲反對急躁的斗爭中成熟起來。“不要操之過急，咄咄逼人”。29強調領導人要保持清醒，不要頭腦發熱。毛澤東盡管曾嚴厲批評過反冒進，但是在經歷了“大躍進”之后，在《十年總結》中卻一方面批評忘記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另一方面極為贊賞“周恩來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標，如鋼等，替我們留了三年余地，多麼好啊！”30周恩來針對浮夸和說假話的現象，批評有的人，揣摩領導人的喜歡，看領導人的顏色說話，是舊社會的官場習氣。提出，實事求是運用於經濟領導工作，就是要堅持“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抓實效” １２個字。31三是注重分析。如延安整風期間，他分析了王明對立三錯誤的批評有三種情況，証明王明站在“左”傾觀點上批立三路線，發展了“左”傾錯誤。32他把反對立三路線具體分析為五種情況，把宗派問題分成三類。據胡喬木回憶，周恩來的分析，高屋建領，條分縷析，避免了片面性，引人深思。33四是反對脫離大多數。他說，群眾本質上是實事求是的，任何領導人也離不開群眾。他總結列寧、斯大林論領導藝術，不可跑得太前，也不可落在運動后面。毛澤東論領導藝術，要照顧全局，照顧多數，以及和同盟者一起干。這種概括，其實也表明了周恩來自己的追求。五是反對官僚主義。他系統地分析了官僚主義的２０種表現，這在我黨歷史上是首創。他倡導干部要“五勤”（眼勤、耳勤、嘴勤、手勤、腿勤）、“五多”（遇事多思考，多分析研究，多看書，多實踐）。六是強調調查研究，講究落實。他認為，領導者正確地決策，“首先，要估計環境及其變動，並找出此時此地的特點……然后據此走出合乎實際的計劃和指示。這一切，必須經過最實際的調查研究”。３４

　　交友。群眾路線既基於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又體現對人民群眾深深的愛。周恩來說：“領導群眾，結交朋友。”３５就是說領導者必須同被領導者建立友誼。朋友遍天下，是周恩來在領導我黨統一戰線工作和新中國外交工作中發揮杰出作用的重要資源。他普通、平等待人﹔他真誠、以心換心﹔他信任人，也贏得人們巨大的信賴。法國前總統戴高樂認為，領袖人物的必備品質之一就是神秘，沒有神秘就不能有名望。因此領袖人物都要有自己的“神龕”。這已被資產階級政治家奉為領導的奧秘。周恩來卻以偉大無產階級政治家的情懷打碎了領導者的“神龕”，創造了嶄新的領導者與被領導者關系。他不要神秘而要普通﹔他拒絕威嚴而樂於親近。他在老者面前自稱后生。他對烈士老母自稱兒子。他不顧年老執意為一位將軍抬棺，就因為這位將軍曾在長征中為他擔過擔架。周恩來對人民群眾的感情是熾熱而深沉的。冰心老人說，周恩來是中國亙古以來付予的愛最多、而且接受的“愛”也最多的人物。有人說，周恩來的領導魁力就在於普通，在於他總是想方設法把自己置身於黨和國家領導人這種身分之外，完全按普通人的方式與被領導者交往。

　　周恩來認為，信任是領導作風的一個重要問題。他說：“對任何一個同志，必須有一個基本估計，就是基本上是可信任的還是不可信任的……·，如果是可信任的，那就不管他有多少條錯誤，思想作風有怎樣的毛病，黨對他還應給以信任，在信任中來批評他的錯誤，糾正他的作風。”３６應該說，這正是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的逆境中，處心竭力地保護了那麼一大批領導干部的思想緣由。信任，是人們普遍的心理需求。自古以來，多疑是領導者的大忌﹔信任則是領導者良好心理素質的重要標志，信任產生凝聚力。

　　中國古代治國之道歷來講究“人和”。周恩來運用說服、協商、務實和交友等種種方式，精巧地構建了領導者與被領導者關系的和諧，黨和人民的團結。他的崇高威望正是在這種和諧和團結中形成的。他逝世時，十裡長街舉哀，神州大地同悲，就是証明。

　　隻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別人

　　毛澤東說：“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爭，包括實現下述的任務：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的關系。”37周恩來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發揮了毛澤東的上述論點。早在“五四”期間，周恩來就提出“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為主旨。”38指出自我改造與改造社會的統一。他強調“無產階級首先要進行自我改造。”39他針對一些領導干部缺乏自我改造的自覺性，甚至誤以為領導者是專門改造別人的，尖銳地指出：“隻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別人。”40“沒有人是專門改造別人的。自居於領導，自居於改造別人的人，其實自己首先需要改造。要對這種人大聲疾呼：‘請你自己先改造’！”41

　　“事物總是有矛盾的”。“世界上沒有完人，永遠不會有完人。”４２“一萬年后，在人們的頭腦裡，還會有先進和落后的矛盾，新和舊的矛盾，個人和集體的矛盾，還會有思想改造的問題。”４３這是辯証法的矛盾觀，是周恩來強調領導者自我改造的理論基礎。

　　周恩來說：“事物的發展是沒有止境的”，“時代是不斷前進的，思想改造就是要求我們的思想不落伍，跟得上時代，時時前進。”44任何時候，領導者自身，領導者的認識水平和認識能力，都有待發展。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觀，又是認識論，是思想改造長期性、無止境、不間斷的理論依據。“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45是周恩來的名言。

　　自我改造什麼？周恩來強調：首先“是解決世界觀和人生觀的問題。”４６這是最根本的，是一輩子的事。應該特別指出，周恩來在講改造世界觀的同時又特別講了人生觀問題。這是很有現實意義的。不要以為人生觀只是青年人的事，領導干部仍然有人生觀的問題，而且，因為當了領導干部帶來了新問題，還很尖銳。是當官還是革命？是以權謀私還是為人民服務？是貪圖安逸還是艱苦奮斗？歸根到底是人生觀問題。“以為到了新社會，人們的思想就自然都是新的了，這是不可能的。”４７

　　其次，立場問題，這是最重要的，是世界觀、人生觀的政治表現。一是“不要以為我們是干革命，立場就一定是穩的”。48即使“在共產黨的領導人當中也不是一下子就完全站穩了的”。49二是立場是抽象的卻不是空洞的，它表現於工作態度、政策水平、群眾關系等具體的領導行為中。三是立場問題包括民族的立場，人民的立場，工人階級的立場，“由人民的立場再進一步站到工人階級立場那是更難的一件事。”50四是立場不是從空中掉下來的，也不是自封的，“決定的關鍵是實踐，隻有實踐才能証明是否合乎這樣一個立場，，51

　　再次，品質問題。延安整風期間，周恩來在一次黨中央政治局整風會議上，曾就領導人的品質問題進行分析。他認為品質有三類：一是為人的品質﹔二是革命者的品質﹔三是布爾什維克的品質。有的人品質惡劣，連做一個普通的人都不夠格。有的人有革命的品質，但不夠，還缺乏布爾什維克的品質。有的人則革命者的品質也沒有。52就是說，領導人的品質本應更高尚，但是事實上，有些領導人品質不好，甚至惡劣，必須改造。

　　怎麼改造？周恩來強調，第一，“改造靠自覺。”33

　　周恩來經常講“戒慎恐懼”。這是我國古代傳統的修身方法。意思是嚴於自律。《中庸》說：“戒慎於其所不睹，恐懼於其所不聞。”就是說君子在他人看不見、聽不到自己言行的時候，也要特別注意檢點自己。為什麼特別強調自覺？一般地說，隻有“自覺地認識以后才最可靠”。54這是認識規律。特殊地說，領導者在自我改造上有許多包袱，如地位、權力、威信、功勞等等，都可能成為負擔，使自己陷入盲目性。對此，周恩來諄諄告誡：“成績既沖昏了頭腦，利欲就必定會熏心，蒙蔽了共產主義的良知，這是最危險不過的事了。，，55

　　第二，自我批評，公之於眾。早在１９１９年，周恩來在創建“覺悟社”時，就把批評與自我批評作為組織原則寫入社章，這在我國革命組織史上是首創。他自己制訂的修養要則，其中一條就是“要與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確的思想意識作原則上堅決的斗爭。”56他勇於、勤於自我批評，也善於嚴於自我批評，在黨內外是出了名的。事實証明“大躍進”錯了，他仍從嚴檢討自己。以致毛澤東很受感動，說周恩來“什麼事情都攬到自己身上”。翻開周恩來選集，我們看到，他無論對青年講話，對知識分子講話，對民主人士講話，對黨內高級干部講話，幾乎無不自我批評，極其坦然地解剖自己。尼克鬆說過：“赫魯曉夫的吹牛不過是為了掩蓋其自卑的心理﹔周恩來機警的自我批評則是自信心充分發展的明顯表現”57

　　第三，自我改造與改造社會相一致，這是周恩來關於自我改造的思想的一個特點。他強調領導者要過“五關”，其中之一是“過社會關”６２他在這方面的論述很豐富。首先，中國這個社會極其復雜，舊的封建的資本主義的習慣勢力幾乎各個角落都有，很容易影響你，傳染你，侵蝕你。其次，改造社會和改造自己是互相影響的，你改造了它，它又影響了你，互相改造。改造我國社會的艱巨性和長期性，決定了領導者自我改造的艱巨性和長期性，其中包括曲折和反復。第三，領導者的親屬問題也是社會問題。周恩來特別提出要過“親屬關”，而且不只是直系親屬，還有本家，還有親戚。他說：其一，有個誰影響誰的問題。一個領導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決這個問題。如果解決得不好，你不能影響他，他倒可能影響你。其二，解決這個問題，主要依靠社會，要相信社會的力量，由社會去鍛煉他，改造他。因此，千萬不要搞特殊化，脫離社會。其三，領導干部對自己的子弟、親屬，應該要求高，責備嚴，不要造就一批少爺，成為國家和社會的包袱。他多次說過，領導干部一定要警惕清末八旗子弟的教訓，秦二世而亡的教訓。和平年代，這個問題更加突出。“身修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一方面，親屬關可以說是對領導者世界觀、人生觀最普遍、最經常、最直接的一種檢驗﹔另一方面，“治政在於善俗，善俗本於教化。”領導干部及其親屬的家庭社會生活對於一個地方的善俗教化有著重要影響。我國自商周以來，宗族一直是社會的基礎，封建政治歷來帶有深深的宗法烙印。周恩來關於過社會關、親屬關的思想很有現實意義。周恩來對親屬、本家的近乎苛刻的要求，更是后代的楷模。

　　總之，周恩來的領導思想與實踐，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是教育各級領導干部的生動教材，需要深入學習，認真研究，廣泛宣傳，自覺實踐。

　　（作者單位：中共遼寧省委黨校）

　　注 釋：

　　①、⑥、⑦、11、１２、13、１５、18、２７、34、35、３６題《周恩來選集》上卷，第１２８頁、第３３２頁、第１０頁、第３２８頁、第 １３１頁、第１２８頁、第 １３１頁、第３３７頁、第３２９頁、第１２９頁、第１３１頁、第２８７頁、第１２３頁。

　　②、③、④、10、14、21、22、23、24、25、28、３１、39、40、41、42、43、46、48、49、50、51、53、54、５５、58 《周恩來選集》下卷，第６１頁、第１４６頁、第３６５頁、第２９—３０頁、第１２５頁、第２０７頁、第２０７頁、第２０７頁、第２０８頁、第２０９頁、第３２４頁、第３４９頁、第３５９頁、第３５９頁、第３６８頁、第３６８頁、第４２３頁、第４２３頁、第４２５頁、第６５頁、第６５頁、第６１頁、第３６８頁、第２０頁、第１２３頁、第４２５頁。

　　⑤韓素音：《周恩來與他的世紀》第１６３頁。

　　⑧《毛澤東書信選集》

　　⑨《毛澤東的人際世界》第４６７頁。

　　16、３８《周恩來傳》第１８３頁、第４１頁。

　　17《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５冊，第１８７—１８８頁。

　　19《張治中回憶錄》下，第８２４頁。

　　20、２６、29、44、45、47《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１２９頁、第２６２頁、第４４頁、第３５６頁、第３５６頁、第３５７頁。

　　30《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９冊，第２１４—２１５頁。

　　32《周恩來年譜》１８９８—１９４９（修訂本），第５７７頁。

　　３３、52《胡喬木同志回憶毛澤東》第２９６頁、第２９２—２９３頁。

　　３７《毛澤東選集》第１卷，第２９６頁。

　　57《領袖們》，第３０７頁。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