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唯物辯証法

　　在海內外某些學者眼中，周恩來有一個弱點，就是“事務主義”，他“不大談哲學思想”，“不大談路線方針”。其明証就是，他接見美國年輕學者時，談到哲學問題，總請姚文元、張春橋作答。

　　這個例証說明的究竟是什麼問題，隻要聯系歷史背景作具體分析，也就一目了然。據說哲學以提出問題為要，而不在於下結論。那麼，先隻提出問題，是比較合乎哲學精神的。

　　周恩來確實沒有寫過專門的哲學論著，也沒有長篇大論的哲學清談，但是，從已經編輯出版的周恩來選集、文集、年譜、傳記，盡管遠不完備，得到的卻是相反的結論：周恩來很重視哲學思想，很重視理論思維。

　　早在青年時代，１９１８年，他作為互勉，書贈留日同學的題詞就是“哲學的思想，科學的能力。”①抗日戰爭時期在重慶，他就愛談辯証法，這一時期體現在他言行中的辯証思維已臻精湛。新中國建立以后，他更是嚴格要求干部“要樹立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他強調：“我們不是以主觀唯心主義作指導，也不是以機械唯物主義作指導，而是以辯証唯物主義思想作指導。辯証唯物主義思想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客觀規律，更好地發揮主觀能動性。”他強調：“我們的教育不應該犯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錯誤也不應該陷入沒有理論指導的經驗主義錯誤中去”。②

　　１９５４年，他在一次講話中教育干部要正視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的現實，說：“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水平都很低，從質和量看都是如此。有人說我國的自然科學很落后，社會科學不一定落后，革命勝利了，又有毛澤東著作。不，社會科學的水平還是很低，……我們還很少把革命經驗提高到科學理論水平上來。”③

　　周恩來是站在何等的高度看待哲學思想、理論思維、科學理論的，這已經夠清楚了。

　　在周恩來的講話和文章中，經常關注，經常談論的一個哲學問題，就是辯証法。而且，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樣，在周恩來的選集中貫穿了唯物辯証法，閃爍著辯証唯物主義的思想光芒。④對於一個以改造客觀世界為己任的共產黨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改造客觀世界，需要“認識工具”。而“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根本的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中有決定意義的東酉”，就是辯証法。⑤

　　周恩來對唯物辯証法的運用和論述，本文從四個方面試作探討。

　　堅持辯証法的唯物主義根源，強調認識的客觀性

　　理論界公認，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是周恩來思想和實踐的最突出的特點。

　　他嚴格要求自己和干部：“要從客觀存在出發，不能從主觀想象出發”﹔⑥“應該具有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尊重客觀事實，服從真理，把自己置於客觀地位，不要受任何框框的限制。”⑦“任何框框”，這就包括兩眼望天的“主觀想象”、“抽象的概念、教條主義的“公式”、老經驗、即有的結論、上級的觀點……總之，一切有待實踐檢驗的東西和不符合實際的東西。比如，從社會制度來說，中國的歷史選擇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不走資本主義道路，周恩來說：“在這個問題上是沒有中間道路的。但講到國際關系，就不能簡單地說，社會主義國家什麼都好，非社會主義國家什麼都不好。……我們就必須把世界上一切好的東西都學來，這樣，我們的制度就會更優越”。⑧周恩來反對“公式化”，即教條主義地照抄外國經驗﹔反對“定型化”，即觀念僵化，不把事物看成變化發展的。⑨在文化領域，他反對“不分清問題性質，事事斗爭。”⑩要求一切從客觀存在出發，不從主觀想象出發，就必然重視調查研究。周恩來指出：“調查研究是作好一切工作的基本功。”他說：“要摸清工業和農業的現實，必須研究幾個基本數據，必須根據幾個基本數據，做好必要的計算。”11領導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一個基本的前提，就是要掌握中國的國情。周恩來強調正視現實，他說：“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多，經濟落后的國家要在經濟上翻身，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我們就該有臨事而懼的精神。這不是后退，不是泄氣，而是戒慎恐懼。建設時期絲毫驕傲自滿不得，絲毫大意不得。”１２一切從客觀存在出發，從國情出發，實事求是，這是周恩來一貫的思想和作風。１９５６年，他反對經濟工作脫離實際地冒進，是一個典型的例子。１９５６年６月１２日，他尖銳地指出：“去年１２月以后冒進就冒了頭”，現在“已經不是預防而是需要反對了！”否則更“會脫離實際，脫離群眾，脫離今天的需要和可能”。13他和劉少奇等領導人既反對冒進又反對保守，而重點在反冒進。這當然不是什麼“庸俗辯証法”，而是堅持了唯物辯証法。周恩來再三強調：“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絕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業化的口號，冷靜地算一算，確實不能提。工業建設可以加快，但不能說工業化提早完成。晚一點宣布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有什麼不好？”14同年２月６日，他在政協黨委會上指出：過渡時期有兩個“過渡”，一個是生產關系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再一個是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為了慎重起見，我們過渡時期還是照原來設想的那樣，長一點沒有壞處。有這樣一種說法，我們現在已經進入社會主義了。這值得考慮，因為要完全進入就得建成，而要建成社會主義就是消滅剝削和貧困，照列寧說的還要消滅愚昧，還要有文化的高潮等。因此，現在國家只是開始進入社會主義。15這樣的基本觀點，他在“大躍進”和３年災害以后更加明確地講道：“我們把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看作是一個長期的任務”。“社會主義是指生產關系而言，同時也表現在生產力上”。“現在中國很窮，很落后，離富強的要求還很遠，需要幾十年才能趕上去，因此我們黨和國家的政策和指導思想是一切為了生產關系的改進、生產力的發展和物質財富的增加。如果政策收不到以上效果，那就應該予以糾正。”１６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樣，周恩來對這一重大的基本問題的認識，使他站在了當時黨的領導人的認識水平的前頭，遺憾的是，這種符合客觀實際的具有科學性的認識，在當時未能發展為主流。歷史定要循著自己的邏輯，經過一個九十度的曲折，然后再一瀉千裡地向前。

　　堅持辯証法的統一原則，注重整體觀念

　　唯物辯証法認為，客觀世界形成一個體系，即各種事物“相互聯系的總體”。17因此，要正確地認識事物，改造客觀世界，就必須總攬全局，掌握整體的總聯系。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周恩來認為，它包含著三個相互聯系的部分，即經濟建設政治建設和精神建設。他強調，“我們國家不僅要有經濟建設，還要有政治建設和精神建設。”18他經常教育干部要有“整體觀念”，“觀察問題總要和全局聯系起來，要有全局觀點。”“要綜合全局來看問題”19。早在建國之初，１９４９年１２月，他就“工業領導農業……工業離不開農業而且要以農業為基礎”的觀點。20經過幾年實踐，到１９５７年冬，他正式作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論斷，確定了國民經濟兩大部類的辯証關系。21起初，周恩來沿用“工業化”、“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的提法，同時指出：“經驗証明，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工業建設，是不能夠也不應該獨立地進行的，它必須有各個方面的配合”。例如：農業和工業，重工業和輕工業，工農業生產和運輸、商品流通，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中央和地方，近海地區和內地，各個民族之間等等相互配合的辯証關系。他還談到我國在經濟上、技術上、文化上同世界各國加強聯系的問題，強調指出：“關起門來建設的想法”，“在建設社會主義事業中的孤立思想也是錯誤的。”22同一時期，他還注意到人口問題和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的關系，多次談到生育必須有計劃，態度鮮明地肯定：“馬寅初、邵力子提出這個問題不能駁掉，說他是馬爾薩斯思想，馬爾薩斯在分析人口規律上有它一定的客觀性”。23環境保護問題，也進入了他的視野。１９５９年廬山會議前，他在基層視察，針對化工廠附近農作物嚴重減產的現象，尖銳地指出：“領導生產的干部要學一點辯証法，要懂得自然界的矛盾，包括人與自然的矛盾。我們在和自然作斗爭中，必須警惕自然界的報復。”從而提倡綜合利用，變廢為寶，化害為利。24周恩來扎扎實實地做到了力求把握和研究事物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系和中介，以便真正地認識事物，改造客觀世界。到１９６３年，他就用“國民經濟體系”的提法取代了“工業體系”的提法，他說：“國民經濟體系不僅包括工業，而且包括農業、商業，科學技術、文化教育、國防各個方面。工業國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比隻提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更完整。”25而“四個現代化”也由１９５４年提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２６，幾經變動，將交通運輸業並入工業，而代之以現代科學技術，在１９６４年第三屆全國人大上代表中央向全國人民正式提出來。在整個國民經濟體系中，周恩來把科學置於非常突出、非常重要的地位。１９５６年1月，他代表中央作《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其中一段富於感情色彩的話，至今讀來令人心情激蕩：“同志們！我想在這裡稍微多說一點科學方面的事情，這不但因為科學是關系我們的國防、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的有決定性的因素，而且因為世界科學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別巨大和迅速的進步，這些進步把我們拋在科學發展的后面很遠。……人類面臨著一個新的科學技術和工業革命的前夕。”27再加上國民經濟各部分“綜合平衡”、“協調發展”的觀點，這就是周恩來的系統的、深刻的、充滿辯証運動的，相當完整的國民經濟觀﹔當然，是在特定歷史條件限制以內的。

　　掌握辯証法的核心，全面地運用對立統一規律

　　周恩來活動在風暴迭起的偉大時代，畢生既居於革命領導的核心地位，同時又站在斗爭的第一線，置身於矛盾聚集的焦點：歷時之漫長，斗爭規模之宏大，矛盾沖突之尖銳復雜，他所建立的功勛之卓著，是舉世罕見的。毛澤東稱贊他，“非常精明強干”，“善於處理各種復雜矛盾”。在國際上，他也得到了“處理外交難題能手”的命名。28毛澤東的贊譽，在這裡是指周恩來的外交活動，但是，用來評價他的國內活動，主要是他在統一戰線方面的工作，同樣是正確的。從哲學層次看，他的成功的實踐中蘊涵著什麼樣的認識論、方法論思想呢？

　　這涉及整個世界觀、方法論，本文隻對最緊要處談一點認識。

　　第一，正確地決定問題，“首先，要估計環境及其變動，並找出此時此地的特點。”29

　　這是周恩來於１９４３年在重慶，向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做報告而寫的提綱中提出的要求。他把列寧稱為“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30這個根本原理，化為便於操作的方法論原則，並在這一時期的報告、文章和實際活動中作了典范的運用。這裡隻舉一個例子，即１９３９年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所作的報告提綱中對蔣介石的分析。孫中山有個“三大政策”，蔣介石在抗戰時期也有一個“三大矛盾政策”，就是既聯俄又反共，既聯共又溶共，既要群眾而又統制群眾。“蔣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共的，不承認統一戰線，實際政策也在那裡限共防共、破壞統一戰線，存在著妥協投降的危險。但目前的方針及形式上還講團結，還主抗戰，還不願造成全國破裂的局面。這是蔣之思想與政策的最矛盾處，也就是他的政治特點。當他進步時，一定是統一各種矛盾，退步時便是加深各種矛盾。現在正處在這樣加深各種矛盾的關頭。同時蔣也有另一特點，即是承認現實，隻要現實與（於）他有利，現實也能影響他改變一些辦法，但階級的根本思想是不會變的……。有時便會發生新的危險。”31周恩來對蔣介石的過去和現在，對他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具有的特殊矛盾，他的政治性格、政治動向，作了何等透辟的深入骨髓的分析！

　　第二，“在共同點上統一矛盾”。

　　這個方法論原則，他是在１９５０年的一次講話中提出來的，原文如下：“團結是在矛盾中形成和發展的。……團結就是在共同點上把矛盾的各方統一起來。善於團結的人，就是善於在共同點上統一矛盾的人。”32這個思想的完整表述雖然是在解放以后，它的成熟，至少可以追溯到抗日戰爭時期。

　　周恩來的闡述上述思想時，還打了一個生動的比喻：“鋼鐵和水泥是性質不同的物質，把它們結合起來，就變成鋼骨水泥那樣強有力的東西。科學家能把自然界不同的物質組合、統一起來，難道不能把有不同見解和脾氣的人統一起來嗎？”３３毫無疑問，周恩來本人就是能把“性質不同的物質”結合起來，變成強有力的新物體的大師。

　　關於在矛盾中形成和發展和諧（團結），古代中國和古代希臘有一些精妙的比喻，共同的一個，也是最富詩意的一個，是比做音樂。柏拉圖《會欽篇》說：“音樂家的藝術是把差別結合起來”。黑格爾補充說：“但是這種差別應當使它們能夠成為一致的。”３４

　　團結工作、統一戰線工作不就是通過批評自我批評，通過斗爭，保持差別的這個度，在共同點上增進團結嗎？

　　所以，“音樂家”周恩來說：“統一戰線的最重要的武器就是批評與自我批評”35這個“武器”的性質本身就規定了它，是以團結為出發點，又以團結為歸宿。周恩來強調指出：“排名性不能用在合作的方面。”36

　　在黨內、人民內部、統一戰線內部，是基於矛盾的同一性而不是基於其斗爭性，是著力於發揮和擴大矛盾的同一性而不是著力於發揮和擴大其斗爭性，來解決問題﹔在這裡，當然不是排斥矛盾的斗爭性，對立統一體的發展不能須臾離開斗爭性，但是，其同一性制約著其斗爭性，批評自我批評和斗爭，是為了維護和鞏固團結與統一，而不是為了相反的目的。除非時移事易，矛盾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差異發展為對抗，或對抗性因素佔據了主導地 位，對抗激化，導致統一體分裂，以一方吃掉他方而結束矛盾。然 而，在另一種情況下，矛盾是可以通過同一性的不斷擴大而得到解決的。

　　“在共同點上統一矛盾”的方法，不僅適用於非對抗性矛盾和具有對抗非對抗雙重性矛盾的處理，而且也適用於可以緩和、需要緩和的對抗性矛盾。面對日寇的侵略，中國共產黨超越十年血海的仇恨，向蔣介石國民黨提出聯合抗日，倡導並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提出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和平解決台灣問題，鄧小平提出用“一國兩制”的方法完成祖國的和平統一。這不也是同一原則和方法的合乎邏輯的發展嗎？在國際上，周恩來代表中國倡導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撇開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不同以至對立，建立一種國際關系的新制度﹔在這個外交方針指導下，促進了亞非新獨立國家的團結，實現了中美建交，和平共處。這些著名事例已成為２０世紀世界外交史上的佳話。

　　“在共同點上統一矛盾”——具有廣泛的方法論意義，在不同領域、不同范圍、不同內涵、不同性質的團結工作、統戰工作和國際問題的處理中均有指導意義。

　　周恩來把以上哲理用“求同存異”一語，簡括地表述出來。從１９５５年萬隆會議開始，這個閃爍著周恩來的智慧和風范的中國格言、成語，傳遍了全世界。它和經毛澤東點化而獲得嶄新意義的“實事求是”一樣，是當今中國生命力最強，使用最廣的哲學語言。

　　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新編·全書總結》中寫道：“照馬克思主義的辯証法思想，矛盾斗爭是絕對的，無條件的﹔‘統一’是相對的，有條件的。這是把矛盾斗爭放在第一位。中國古典哲學沒有這樣說，而是把統一放在第一位。理論上的這點差別，在實踐上有重大的意義。３７

　　馮先生此言是針對“以階級斗爭為綱”時期的“斗爭哲學”說的。但是，唯物辯証法果真如馮先生理解的那樣，果真就是“斗爭哲學”嗎？

　　列寧是這樣表述的：“辯証法是一種學說，它研究對立面怎樣才能夠同一，是怎樣（怎樣成為）同一的——在什麼條件下它們是相互轉化而同一的——為什麼人的頭腦不應該把這些對立面看做僵死的、凝固的東西，而應該看做活生生的、有條件的、活動的互相轉化的東西。”３８這是對唯物辯証法的實質和核心的全面深刻的論述，據此不能得出馮先生的結論。

　　談到矛盾斗爭的絕對性和矛盾統一的相對性時，列寧和毛澤東確實都說過馮氏轉述的意思。但是，列寧接著就講：“在（客觀的）辯証法中，相對和絕對的差別也是相對的。對於客觀的辯証法說來，相對中有絕對。”３９毛澤東也曾在自己的哲學筆記中闡述道：“說斗爭無條件，是指矛盾的普遍性、永久性，不是說具體的矛盾。”“依一時說，統一是絕對的，斗爭是相對的﹔依永久說，統一是相對的，斗爭是絕對的。絕對謂佔統治地位。”“統一即事物的暫時安定。事物的安定在暫時是絕對的，在永久是相對的。”４０這些觀點同那個簡單化、絕對化，在實踐上效果不好的“斗爭哲學”和同樣簡單化的“一分為二”之區別，是經渭分明的。遺憾的是這樣精辟的論述，不知為何后來竟被忽略了。

　　而周恩來關於“在共同點上統一矛盾”、“求同存異”的觀點和實踐，正是對辯証法對立統一規律常常被忽略的那一方面的引伸、發展和效果極好的運用。周恩來的哲學思想，通過他極其廣泛的卓有成效的內政、外交活動，就這樣匯入了毛澤東思想的海洋。

　　周恩來辯証思維的民族血緣

　　６０年代前期，周恩來在一次會見外賓時曾講，我們中國人辦外事有一些哲學思想，“這些哲學思想，來自我們的民族傳統，不全是馬列主義的教育。”他講了幾條，如“要等待，不要將己見強加於人”，“決不開第一槍”，“來而不往，非禮也”，“退避三舍……但事不過三”41。這些都是屬於人際關系的哲理性格言。其實，真正屬於哲學思想，並有著民族血緣的是他的“在共同點上統一矛盾”、“求同存異”。

　　早在１９５５年，周恩來就在外事活動中講：“世界上各國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各不相同，很難一致起來，我們要找共同點……不發展爭論，而去找共同點。”４２這種觀點，包括他找到並確定下來的“共同點”、“共同性”、“共同基礎”，即“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他長期堅持不懈地向國際社會宣傳，並付諸實踐。錢其琛在一篇論文中指出：周恩來“善於在尖銳的矛盾中求同，善於在適當的條件下恰當地存異。”４３這種思維特點，使人聯想起１９１５∼１９１６年他在南開時的作文《子輿氏不言利，司密氏好言利，二說孰是，能折衷言之歟？》和《老子主退讓，赫胥黎主競爭，二說孰是，試言之》。他的解決辦法，是對這些相互對立的主張，各聯系其歷史背景理解其由來，然后根據中國此時的國情，從中各取其為我所需的合理成分以綜合之，從而提出自己的主張。這就是：“民德民生雙峰並峙，兩利皆舉”﹔“倡老赫二氏退讓競爭主義”，“明公私之爭，舍人我之競，則人格以成”。44 １９２１年１月，周恩來從英國寫回一封信，談到歐洲國家改革有兩種途徑，一為英國的漸進式，一為俄國的暴動式，二者都取得了成功。中國積弊甚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強鄰環處，動輒受制，暴動尤貽其口實，則又以穩進之說為有力矣。執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無成見，但以為與其各走極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導國人”45這個問題，周恩來以后得出了新的結論，作出了鄭重的歷史性的選擇，此處不論。與本文有關的是他的思維方法，明顯地是中國傳統哲學的“執兩用中”——“執其兩端用其中”46，即中庸思想。“中庸”是一個頗有爭議的問題，歷代的解釋和評述五花八門，而且時常和政治糾纏在一起，正因為不同階級、不同政治立場的人都拿它來為我所用，就變得愈加復雜起來。其實，在今天這不過就是一個文化遺產和如何對待文化遺產的問題。延安時期，毛澤東對中庸思想的評價是深刻而全面的。他指出：中庸是中國古代“哲學的重大范疇”，“肯定質的安定性……反對過與不及”，是“孔子的一大發現”。47但中庸主義在根本上是“反辯証法的”，“他知道量變質，但畏懼其變，用兩條戰線斗爭方法來維持舊質不使變化，這是維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論。他只是辯証法的一要素……而不是辯証法。”毛澤東進一步剖析道：中庸主義包括了兩種思想。“當其肯定質的絕對安定性，這是同一律，也就是死硬派的思想。當其畏首畏尾於過程正反之間成為排中律的反面之唯中律，代表兩端間的過渡形態時，他是折衷主義。”４８這是對“中庸”作為哲學范疇其實質及其在歷史上的發展，所作的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我們尚未發現周恩來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后，對中庸思想的語言文字形態的評判。在黨內斗爭中，他常被稱為“調合主義者”。其實，在錯誤的或過火的“路線斗爭”中，他的“調合”恰恰起了積極作用、“中和作用”。他並非折衷主義者，在對敵斗爭中，他是十分堅定，毫不含糊，斬金截鐵的﹔他調合的是內部、黨內、統一戰線內部，無非是求大同而存小異，“在共同點上統一矛盾”罷了，無非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走一點迂回曲折的路罷了。他始終堅持 的原則，是以維護黨和人民的最高利益為自己行動的准則。至於 “在尖銳的矛盾中求同”，即在對抗中尋求非對抗的、統一的、同 一的因素，這也不是折衷主義，而是辯証法。這原本是客觀事物 自身具有的辯証關系。在革命戰爭年代，列寧強調對立面的斗爭性，但在革命和戰爭年代既已過去，面臨艱巨浩繁的社會主義建設時，他則注意了矛盾系統中諸對立面“和諧地結合”與“不和諧地結合”的區分，49而致力於“和諧地結合”。處理國際關系方面，他首倡的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即為一例。周恩來的“在共同點上統一矛盾”，“在尖銳的矛盾中求同”，吸收了中庸思想的辯証法因素，如“和而不同”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予以改造，從而豐富了唯物辯証法的對立統一學說。周恩來不僅“善於在尖銳的矛盾中求同”，而且“善於在適當的條件下恰當地存異”。他提出來的“求同存異”，原本就是一個全面的、深刻的辯証觀點，是有著堅定的馬克思主義原則性的。存異方能求同，求同必須存異。１９４５年中共“七大”上，周恩來在《論統一戰線》的發言中，批判抗戰初期在武漢，有人認為既然與國民黨搞統一戰線好，我們就應該是“求同而非異”，就是說隻有同而沒有異了。50這種主張之錯誤，已經由歷史作了結論。“求同而非異”，那正是列寧所譏諷的對自然和歷史抱溫情態度的庸俗之輩，他們企圖在主觀上清除掉客觀上存在的矛盾和斗爭。31從蔣介石方面說，“非異”正是他求之不得的，“非異”即排他性，即“溶共”，即吃掉對方。隻有承認差異承認斗爭，在“共同基礎”上限制差異節制斗爭，才是正確的態度的方法。

　　中國古典哲學提出了一種“和”觀念：

　　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講：“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聲一無聽，色一無文，味一無果。”52

　　一個國家也是這樣，包含著諸多矛盾、對立的方面（因素、成分），統治者就是要做調理工作，猶如宰夫調合五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晏嬰）做羹湯，猶如天之調理陰陽，四時迭起，萬物循生。所以，稱宰相為“調元”、“調鼎……”

　　“和”乃差異的一致、矛盾的統一、對立面“和諧地結合”，多元一體，這才內涵豐富、具有勃勃生機。

　　“和實生物”，貴在多樣性的統一，古今如此，中外皆然。

　　“和”是以差別為前提的。無視差別，否認差別，抹煞差別，不正確地處理差別，必於對立面“和諧地結合”造成損傷或毀壞。

　　正確的是“求同存異”﹔錯誤的是“求同非異”。

　　先秦哲學中關於“和”的論述，在深刻性、辯証性方面，無出史伯其右者。從孔子的《中庸》承襲了這一觀念，在某些方面有所發展，並稱之為“天下之達道”。

　　現在尚未發現周恩來的辯証思維與史伯的“和”的觀念的直接聯系，但無疑他受中國古典哲學的影響是很深的。

　　世紀之交的中國哲學家，當您把目光傾注於西方現代哲學和東方古代哲學，想在時代大潮前標新立異的時候，可曾勻出一點時間來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和像周恩來、鄧小平這樣的“實踐的理論家，理論的實踐家”？

　　（作者單位：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

　　注 釋：

　　①《周恩來年譜》１８９８—１９４９（修訂本），第８頁。

　　②、⑩、12、14、19、20、２７《周恩來選集》下卷，第４２３、４１３、１７頁、第３３４頁、第４０９—４１０頁、第１９０頁、第１、４３４—４３５頁、第８—９頁、第１８１頁。

　　③、⑧、41、42《周恩來外交文選》第８３頁、第１５８頁、第３２７一３２８頁、第１４５頁。

　　④《周恩來研究述評》第４５４頁。

　　⑤《列寧選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 第２卷，第３９８頁﹔第４卷 第６８９頁。

　　⑥、28《業績·方略·情懷》第６５頁、第１１９頁。

　　⑦、43錢其琛《認真研究周恩來的外交思想與實踐》（《紅岩春秋》１９８９年創刊號）。

　　⑨、29、32、３３、50《周恩來選集》上卷，第１６７頁、第１２９頁、第２９—３０頁、第２９—３０頁、第２１５頁。

　　11、２２、25、26《周恩來經濟文選》第５１７頁、第２８９—２９０頁、第５１９頁、第１７６頁。

　　13《周恩來研究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第３９３頁。

　　15《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一１９７６ 上卷，第５４４頁。

　　16《周恩來年譜》１ ９４９—１９７６ 中卷，第４３５頁。

　　17 恩格斯《自然辯証法》第５４頁。

　　18、35、36《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３９８頁、第２６５頁、第１６３頁。

　　21《周恩來研究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第３５５頁。

　　23《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卷，第５６８、６１０頁﹔《業績·方略·惰懷》第７４頁。

　　24《世紀風採》１９９７年第四期，第９頁。

　　30、４９《列寧選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 第４卷，第２９０頁、第４１１頁。

　　31 周恩來《抗戰兩年的總結、目前時局的關鍵、統一戰線》１９３９年８月 ４日。

　　34 列寧《哲學筆記》第２９０頁﹔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１卷，第 ３０２頁。

　　37《馮友蘭選集》第４４３—４４４頁。

　　38、39、51 列寧《哲學筆記》第１１６—１１７頁、第３９８頁、第１４１頁。

　　40、48《毛澤東哲學批注集》第３７４頁、第３８０頁。

　　44《周恩來早年文集》第 ５８頁、第 ８１—８３頁。

　　45《周恩來書信選集》第２４頁。

　　46《禮記訓纂》中華書局四部備要影印本，卷３１。

　　47《毛澤東書信選集》第１４１—１４７頁。

　　52《中國哲學史參考資料》第１集，第４８—４９頁。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