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周恩來總理的幾件事：到太原考察不許迎送

　　從50年代起，由於工作關系，我同敬愛的周總理有過若干次接觸。每次接觸，都給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這裡我想按時間順序，寫下我同他接觸的一些往事，以寄托我對他的深切懷念。

　　1956年5月，周總理到太原進行了一次短暫的考察，這是他在全國解放后首次來太原。他到之前，我們接到電話通知，隻要接待人員去接，不許省委領導人去機場迎接。省委再三研究后，決定由第一書記和我兩個人坐一輛車去接。總理走下飛機看到我們，第一句話就問：你們接到電話通知沒有？為什麼不執行中央關於不許迎送的規定？還說：即使是兩個人，也不應該來。當他結束在太原的工作離開時，省委決定改變原來常委都去送行的打算，仍由我們兩人去送。總理登機時，發現有人往機艙裡送一個箱子，馬上詢問是什麼東西，隨員告訴他，是對降低血壓有益的本地產的葡萄汁。他在機門關閉前親自留下了30元人民幣。總理這種執行中央規定嚴肅認真，處理公私關系以身作則的模范行動，在我這個首次同他見面的人的心中，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聯系到后來的多次接觸，凡到他那裡開會或談話，總是喝清茶，午餐一個雜燴菜一個湯。總理這種儉朴的作風為我們黨和國家樹立了勤儉辦事、艱苦奮斗的榜樣。用今天的話來講，則是為政清廉的模范。

　　1957年秋，總理在他的住地分別召見參加一個全國性會議的工業書記。這次一見面，總理就問我：你是太原來的吧？接著他笑著說：想不到我從太原回來犯了個“反冒進”的錯誤。他這句話，使我感到很不安，因為正是在前一年他到太原視察時，是我向他匯報了有關經濟工作上要求過快、急躁冒進的情況。總理犯錯誤，是否同我的匯報不當有關呢？這是我當時最擔心的。但總理卻很坦然地把自己“反冒進”遭到批評公開告訴下級同志，這又使我感到他胸襟坦蕩，豁達大度，光明磊落。現在看來，當時總理批評那種片面追求多快而忽視好省的急於求成傾向，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正確的，而批判“反冒進”則是不正確的。歷史已經証明，批判“反冒進”，正是造成以后犯更大錯誤（“大躍進”）的前奏。

　　1958年底或1959年初，在“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告一段落后，中央召開過一次全國工業會議。會議期間，總理曾找一部分省委主管工業的書記談話。大家坐定后，他馬上問我：你們發動幾十萬人上山煉的土鐵，質量怎麼樣？是燒結礦還是燒結鐵？能不能用？我匯報說：除少數有傳統、有經驗的地方，有少量可能加工成熟鐵，打制小農具外，絕大多數東西既不是燒結礦，也不是燒結鐵，可以說沒有什麼用處。他聽后神情嚴肅地說：主管部門的同志說你們搞的產品是燒結鐵，作為原料，還可以用於煉鋼。如果你說的情況屬實，那麼，主管部門懂行的同志都不說真話，怎麼得了！總理的這種態度說明，他對那次運動的看法是清醒的，仍然堅持前幾年他說過的要“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和“經濟工作要實事求是”的正確態度。

　　1961年夏，國民經濟轉向調整時期，中央找重點產煤省主管工業的同志來京，研究落實煤炭的生產和調配計劃問題。一天中午，我正在北京飯店理發室理發，總理也來了。他順便向我詢問了會議的情況，並就穩定煤炭生產的問題征求我的看法。我向他反映，煤礦工人和基層干部都要求恢復計件工資制，以調動群眾的勞動積極性。總理說：這些意見可以向會議提，提出來研究嘛！會議結束時，李富春同志在講話時說，山西煤礦工人提出恢復計件工資制問題，山西省同意就可以搞嘛！我覺得，這是總理和中央主管經濟工作的同志對山西煤炭生產的有力支持，也是對煤炭生產再次試行計件工資制度的一種支持。在這次同總理的交談中，他還談到他剛從河北某縣回來，在那個縣的山頭上，還留有“書記挂帥鎮山川”的大字標語，他說：“荒唐得很！”當時，我只是把“鎮山川”當作笑話來聽的。現在看來，也許還有另一層深意，即啟發我們一定要尊重集體領導和群眾的首創精神，有事同群眾商量，同大家商量，不要再搞“書記挂帥”和一個人說了算的那種事情了。

　　在整個國民經濟調整期間，恢復和發展煤炭生產，不論對整個工業生產，還是對人民生活，都是一個極其重大的任務。為此，總理親自抓了許多次。由於山西省煤炭的生產和調配，從來都是全國的重點，因而得到總理的指導和支持也最多最大。現在我能記得的，有這樣一些事情：在既搞糧食又搞煤炭的情況下，山西當時無法再從農村抽調大批勞動力補充煤礦，總理決定從鐵道部所屬的一個工程局抽了2萬人補充給山西的重點煤礦﹔當全省重點煤礦工人口糧中30％的面粉無法保障時，在全國糧食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總理決定從國庫調3000萬斤小麥給以支持﹔總理了解到，在國營煤礦由於種種原因生產普遍下降時，唯獨山西省勞改部門所屬煤礦的生產比較穩定，他提出：如果山西的同志同意，可以由外地調一些勞改犯給你們。在1961年秋中央召開的廬山工作會議上，總理又指出：山西，特別是山西煤礦工人，對全國貢獻很大，希望中央有關部門和同志給以更多的支持和幫助。這一切，都充分體現出周總理對經濟調整中的關鍵環節和關鍵地方，不論在決策方面還是在執行方面，都是直接負責、親自動手、有始有終、一抓到底的。當然，這也體現了他對煤炭工業和煤礦工人的特別關懷。

　　那些年似乎有個慣例，凡中央召開的全國工業會議，最后拍板定案，大都是在總理的主持下，以大區為單位分別同各省的同志共同商定的。記得在兩次會議的談話中，對離開助手和筆記本就無法回答問題的同志，總理就自己講情況、提意見，再同他們商量、決定。這種情況，既使靠“二排議員”工作的“甩手掌櫃”受到深刻教育，又表現出總理的記憶力和對各地情況的熟悉，的確超乎常人。

　　十年動亂中，總理是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工作的。他既要照毛主席的指示處理運動中的一些問題，又要同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陰謀破壞活動作斗爭，盡可能保護黨和國家的重要干部和社會知名人士。他既無法中止那場運動，又要在大混亂中千方百計保持必不可少的經濟活動和外事活動。在這樣的夾縫中工作、奮斗，需要經受多少艱難和委屈，付出多少心血和犧牲啊！這裡，我隻想簡述他在處理華北局機關“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時的一點情況。

　　十年動亂開始后的1966年冬，由於我們華北局的個別同志，在處理某地一個原子工廠的問題上，把黨委書記執行了所謂“資反路線”的情況錯定為反革命性質，致使這個工廠出現了700多名職工停止生產來京上訪的嚴重事件。總理對這類工廠上訪很著急，為了迅速扭轉這種局面，他把第二機械工業部的負責同志和我找到他那裡開會，研究解決辦法。他一開始就嚴肅地指出：你們把工廠領導人的“資反路線”定成反革命，那你們華北局第一書記不也成了反革命嗎？怎麼能這麼認識和處理問題呢？總理最后決定，由華北局負責糾正這個錯誤，並向上訪者公布，然后和二機部共同努力，動員上訪者回廠抓革命、促生產。會后，華北局書記處完全接受總理的指示，並決定派我去向上訪者宣布撤銷原來的錯誤決定，並作自我批評。我們和二機部負責同志都做了工作，但沒能取得上訪者的諒解，反而把我們都扣壓在他們的住處輪番批判六個晝夜。總理得知這一情況后，又派了一名黨中央的部長，代表他接見上訪者的代表，進行耐心的工作，才取得一致意見，並把被扣人員解救出來。為了防止這個工廠出大亂子，總理又決定派一個包括二機部和華北局干部在內的中央代表團到廠幫助工作。總理之所以費這麼多精力親自動手處理一個工廠的問題，完全是出於對國家和人民的生命財產高度負責的精神。否則，一旦出現核事故，那就不堪設想了。

　　1967年初，華北局機關出現被“奪權”的威脅時，總理在凌晨3、4點鐘接見了華北局機關造反派頭頭。記得總理進會場后的第一句話，就是嚴厲地質問他們：你們誰想當華北局第一書記？講嘛！接著又嚴肅指出：中央局的權在中央，不許奪。1967年4月，華北局機關造反派頭頭組織了大批人進駐第一書記家中，並把我當作一名人質扣押起來，迫使總理接見他們。總理處的答復是：隻要從第一書記家中退出，就見你們。但是，進駐者抗拒總理指示，在第一書記家呆了40余天，總理也就始終沒有接見他們。5月份，為了制止機關造反派到華北其他地方去進行干擾活動，中央決定對華北局機關實行軍管。

　　1971年春，在中央召開的華北會議后，華北局機關的一部分人，乘第一書記被打倒之機，抓住1968年清隊中一個干部自殺的問題大作文章，把這個干部的自殺說成是由我指使的。這樣，我就被誣陷為殺人嫌疑罪犯，被隔離審查達4年之久。在被隔離審查中，為了制止逼供誘供，我本著試試看的心情，乘看守人員離開的空隙，秘密地通過郵局給總理寄出一份報告。一個月后，華北局機關軍管小組找我談話，向我當面聲明：上邊轉來周總理的電話說，你給總理寫過信，讓我們聽取你對運動的意見。大約又過了個把月，中央組織部來了三個人找我，並向我說明，是中組部奉總理之命派來聽取我的意見的，因為總理擔心他收到的報告是否反映了我的真實意見。1975年秋，當我獲得自由后，聽說總理在我的審查結論上寫有這麼一句話：“因病晚看了三天。”1982年，在十一屆七中全會期間，一名主管審查我的同志找我交談時說：“在你被隔離審查的一段時間內，周總理特別關心，他的辦公室有一位女同志，隔一、兩天就向我打一次電話，詢問你的情況。”現在重述這些事情，是想讓更多的人從我的經歷中了解，在那種特殊歷史條件下，周總理為保護干部真是費盡了心血。被誣陷、受迫害的同志，始終挂在他的心上。即使重病纏身，他還親自過問許多受迫害的同志，包括象我這樣一個不太重要的干部。可以說，在干部問題上，他是極其嚴肅負責的。

　　周總理離開我們了，我們每個共產黨人，都可以從他留給我們的業績和精神財富中，學到自己應該學到的東西，在從嚴治黨、為政清廉和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中，充分發揮共產黨人應有的作用，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奮勇前進！

　　《我們的周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