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藝事業如何發展 周恩來這樣說

　　周恩來的文藝思想是一座儲量極為豐厚的富礦。特別是他在６０年代前期發表的一系列重要文藝論著，更有其重大的實踐價值和理論價值，可以說是他的整個文藝思想中理論建樹最為輝煌的一個時期。

　　一

　　所謂周恩來６０年代前期的文藝思想，主要是指他在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６５年國民經濟調整時期的文藝思想。換句話說，周恩來６０年代前期的文藝思想，是在全黨全國人民認真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積極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全面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的大背景下形成的。

　　這一時期，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歷史上的一個非同尋常的重要時期。它的為期時間雖然不長，但處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前進道路上“左”的指導思想盛行以至泛濫成災的兩次洪峰之間，前為反右擴大化、大躍進，后為“文化大革命”，故顯現了許多發人深醒、非常寶貴的東西，很值得珍視。該時期的整個過程是以調整經濟為中心的。但調整決不僅僅限於經濟調整，而是一場涉及科技、教育、文化等領域的全面調整。作為社會主義建設重要組成部分的社會主義文藝，理所當然地被周恩來當作調整的重要內容。他針對文藝界的實際明確指出：“文藝部門也有個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問題”，“應當同樣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①。圍繞貫徹落實這一方針，周恩來在這一時期通過認真調查研究，對發展繁榮社會主義文藝的規律作了認真的探索，寫下了一大批閃耀著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光輝的文藝論著。其數量之多，內容之廣，論述之深刻，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中是獨一無二的。周恩來６０年代前期的文藝思想，盡管探討的范圍很廣，但基本主旨是，站在時代的制高點上，堅持歷史與現實、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原則，認真總結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文藝的歷史經驗，深入探討繁榮發展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藝的客觀規律。正如周恩來所說的那樣：“各種事物都有它的客觀規律，藝術也一樣。要認真地加以研究，加以摸索，許多經驗要認真加以總結。”並特別要求“大家都來研究規律”②。

　　在上述大背景和總的指導思想之下，周恩來６０年代前期的文藝思想，形成並體現了鮮明的時代和個性特色。

　　第一，可貴的機遇意識。審時度勢，善抓機遇，是周恩來思想作風的一大特色。早在１９５９年５月，他就針對大躍進直接給文藝界帶來的嚴重后果，試圖利用１９５８年年底以后中央相繼召開的一系列重要會議提出糾正部分“左”的錯誤的時機，對文藝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進行梳理和解決，從而寫下了被稱為“深刻論述文藝上的十大關系”的《關於文化藝術工作兩條腿走路的問題》一文。隨即風雲突變，“左”的狂風再度刮起，致使這篇重要文藝論著“講了以后得不到反應，打入冷宮”③。到了６０年代前期，周恩來敏銳地意識到，較為全面地總結社會主義文藝的歷史經驗，探討社會主義文藝規律的條件具備、時機成熟，這就是全黨全國的中心工作進入了全面調整時期。加上在中國當代文藝走過了１０多年路程，既有巨大成績又有很多失誤，既有寶貴經驗又有沉痛教訓的情況下，周恩來進行較為全面總結、探討社會主義文藝事業帶有規律性的東西，就是難得良機、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第二，系統的整體思想。周恩來觀察文藝的思維方式是宏觀的、立體的、全方位的，是從全局、整體出發的。他不是就文藝談文藝，而是把文藝放在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大背景下和歷史發展的進程中進行戰略性的觀察、思考﹔也不是孤立地隻看一面，而是既看到此面，又看到彼面，既看到相對獨立性，又看到互為聯系和統一，因而幾乎涉及到了文藝所有亟待重視和解決的基本問題，顯得很有全面性、系統性和辯証性。

　　第三，強烈的求真精神。周恩來早在１９２２年３月就說到自己有一顆極盛的“求真的心”④。所謂“求真的心”，體現的是注重實際、追求真理、相信科學、躬行實踐、求實務實的唯物主義精神。這種“求真”的思想和態度，在６０年代前期又表述為要“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⑤。他的文藝論述，都是經過堅持實踐標准、深入調查研究、反復推求比較后得來的真知灼見。這種求真性表現為，一是不從本本、定義出發﹔二是不從主觀所形成的思維定勢、所定下的框子出發﹔三是不從已有的模式出發﹔四是不從表象、假象出發，如針對大躍進中出現的文藝虛假繁榮現象，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進行了認真的剖析，採取了果斷的糾正措施。

　　第四，果敢的創新勇氣。周恩來當時有一句“三敢一首創”的名言，即“提倡敢想、敢說、敢做，提倡首創精神”⑥。這在他的文藝論著中表現得極為突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觀點，作出了許多新的探索、新的判斷、新的概括，表現出了一種真理在手、毫無畏懼的氣魄和膽略。即使在這個時期的后半段對階級斗爭的錯誤估計又開始抬頭，文藝上出現了“兩個批示”的情況下，周恩來也沒有減弱理論鋒芒，而是採取巧妙的辦法堅持了正確的理論主張。創新，應該首先是時代的創新。由此觀之，周恩來在這個時期文藝上眾多的獨創性見解，就是生動地體現了當時全面調整，清理“左”的思想影響這個帶有必然性的時代因素。

　　二

　　周恩來６０年代前期的文藝思想，在總結和探討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事業帶有全局性、根本性、戰略性的重大問題上作出了重大的理論貢獻。

　　（一）明確地提出文藝工作要研究經濟基礎，要與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

　　周恩來針對建國以來我們在這個問題上不時出現的偏差，特別是１９５８年文藝脫離實際而出現的嚴重后果，明確指出：“文化建設高潮要在經濟高潮之后。文化事業的發展不能漫無邊際。文化事業……超過經濟發展的水平，就會使基礎、使生產受到影響。”因此不能“為文化而文化，最后消滅了文化”。為了使文藝工作更好地適應經濟建設的發展，他強調從事文藝工作的同志也“要研究經濟基礎”⑦。要在樹立起整體觀念的前提下，從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出發，統一考慮、計劃、部署和搞好文藝工作，從而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文藝要擺正位置，認清責任，要自覺與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融為一體，既不能與之分離開來，更不能與之對立起來。要保証在總體上，既不能超越於經濟發展搞為文藝而文藝，也不能滯后於經濟發展而不重視文藝的繁榮工作。文藝工作要根據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不斷調整、改革自身的各種機制。文藝家要緊緊圍繞著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任務，積極地、主動地深入現實生活，在自己的文學藝術活動中准確地反映出由於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深刻的社會變革，鮮明地體現出昂揚的社會主義時代精神。

　　（二）深入地論述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徹底打掉套在文藝家身上的枷鎖

　　周恩來１９６２年３月２日在廣州召開的戲劇創作等會議上所作的《論知識分子問題》，是一篇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文獻。這篇文獻，雖不是專門論述文藝問題，但卻對文藝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它不僅體現了我們黨對於知識分子的根本態度和基本政策，而且也是周恩來一貫重視知識分子問題的繼續，並在這個問題上的理論深化。眾所周知，在我黨的領袖人物中，就關於知識分子問題而言，周恩來是頭腦最為清醒、認識最為深刻、論述次數最多的一位。早在１９４９年７月，他在全國第一次文代大會的政治報告中指出：“文藝工作者是精神勞動者，廣義地說來也是工人階級的一員。”⑧在５０年代的前期和中期的關於專門論述知識分子問題的幾篇著名文章中，又多次強調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我們黨無論在革命戰爭和新中國建立之后也多次強調重視知識分子。本來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問題是不成為問題的，但由於理論認識上的偏頗和具體執行上的失誤，恰恰在這個關鍵環節上被一些背離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觀念糾纏了許多年。因此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知識分子常常被視為異己力量，作為打擊對象，頭上戴著一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有鑒於此，周恩來在廣州會議上同陳毅一道，理直氣壯地為包括文藝家在內的整個知識分子隊伍脫去資產階級之帽，加上無產階級之冕。這就從根本上打掉了套在文藝家身上的沉重枷鎖。周恩來在會上所作的報告及在同時期發表的其他論文，有兩個方面的突出表現。一方面，具有可操作性的特點，形成了比較完備的科學思想體系。另一方面，具有歷史縱深感的特點，顯示了理論的創新性、深刻性。周恩來關於知識分子的論述沒有停留在一般化的號召上，而是以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為指導，從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走過的獨特道路出發來深入思考、研究問題，從而提出了“知識界不是獨立的階級”的新觀點，進而重申了在社會主義社會裡一定要‘’把知識分子放在勞動者之中”，看作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科學論斷。這一論斷，為我黨以后制定知識分子政策、從根本上解決知識分子問題提供了重要理論根據。

　　（三）鄭重地提出要充分發揚政治民主、藝術民主，努力創造一個有利於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良好環境

　　周恩來認為，繁榮社會主義文藝的一個關鍵問題是要在文藝界形成濃厚的民主風氣。所謂形成民主風氣，就是指在文藝界徹底清除“五子登科”，即動不動就對文藝家套框子、抓辮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惡劣做法，營造一個民主、和諧、團結、融洽的良好環境，以使文藝家們心情舒暢起來，積極性、創造性充分發揮出來。民主風氣、良好環境的形成和保持，最根本的就是真正的而不是虛假的、持續的而不是短暫的在文藝界切實貫徹落實“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要使這一方針落到實處，就要在文藝界通過充分發揮民主，大力提倡不同流派、不同見解的自由爭論，不同形式、不同風格的自由競爭，就要在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遵守憲法的前提下切實保証創作自由、評論自由。周恩來在貫徹“雙百”方針上的一個突出貢獻，就是認為文藝民主的發揚，有賴於全黨政治生活的正常化，有賴於整個國家的繁榮和穩定。為了使文藝界形成民主、活躍的風氣，營造起有利於文藝繁榮的良好氛圍，周恩來還鄭重提醒文藝界同志們要認真克服存在的種種錯誤偏向。一是“一言堂”。要解決“一言堂”的問題，關鍵是鼓勵大家敢於“放”，敢於“爭”，在於各級領導帶頭，做出表率。二是“都當作嚴重的政治問題斗爭”。在文藝界，除少數的、個別的問題外，大量的、絕大多數的問題是屬於藝術性、學術性的問題，決不能混淆政治問題與藝術、學術問題的界限，更不能將藝術、學術問題當作政治問題來處理。三是“要求完全沒有缺點”。用“完全”、“徹底”的觀點要求文藝家、文藝作品十全十美，不僅不符合實際，而且也不利於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不利於探索性、創新性作品的出現。四是無謂的爭論。貫徹“雙百”方針無疑要敢“爭”、要大“爭”，但有些問題不能“爭”，原因是爭來爭去，既無意義，也沒有好效果。比如，周恩來就說道：“到底交響樂水平高，還是中國的民族協奏樂高？我看不要去爭論，它有它的高，我們有我們的高。”⑨五是“山頭主義”。文藝需要發展流派、學派，但不需要宗派、“山頭主義”，因為流派眾多、學派林立是文藝繁榮活躍的重要表現，而宗派主義、“山頭主義”則是造成文壇混亂、風氣日下、環境惡劣的一種深刻反映。

　　（四）深刻地闡述文藝工作的獨有特點，文藝家要切實遵循文藝自身發展的客觀規律

　　在周恩來看來，“文藝同工農業生產一樣，有它客觀的發展規律。當然，文藝是精神生產，它是頭腦的產物，更帶復雜性，更難掌握。”⑩並詳細論述了數量與質量、原料與加工、思想與業務等關系問題。可以這樣說，隻有認識和掌握了文藝規律，才能把握其本質的、內在的聯系，才能在更高的層次上獲得創作自由、評論自由，才能極大地解放文學藝術的生產力。比如，他反復強調文藝家要懂得“藝術要有形象”的規律，通過形象思維來表現社會生活﹔要掌握“文藝總要有獨創精神”的規律，做到充分發揮創作個性和創作出新穎獨到、富有特點的作品﹔要堅持“思想性 與藝術性辯証結合”的規律，做到運用藝術技巧使思想內容與藝 術形式達到高度統一﹔要認識“最好是創造典型人物”的規律，做到努力塑造出性格鮮明、血肉豐滿、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要認識“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的規律，努力寫出復雜而又豐富的思想感情來，等等。如此地積極倡導和深刻論述，表明了我們黨對文藝規律的認識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五）認真地探索了文藝與人民的關系問題，努力實現文藝更好地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

　　周恩來把能否正確處理好文藝與人民的關系，是否願意努力為人民服務，作為對文藝家的一條基本要求，作為在為什麼人的范疇上是否體現社會主義性質、方向和取得成績大小的根本標志。在總體要求上，提出應以能否真正為人民服務作為最基本的價值取向，來規范指導社會主義文藝的整個實踐活動。在文藝源泉問題上，主張以人民大眾的生活作為社會主義文藝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在創作動機上，要把為人民大眾而創作作為出發點和立足點。在創作主體上，要求文藝家與人民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永遠做他們的忠實代言人。在服務對象上，主張要沖破隻局限於“為工農兵服務”的范圍，提出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１９６２年５月在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２０周年時，《人民日報》就根據周恩來這一要求發表社論進行了具體論述。在評判標准上，主張文藝作品的批准權應牢牢掌握在人民群眾手中，應以人民群眾是否高興、滿意、喜聞樂見作為根本標准去衡量為人民服務的實際效果。在文藝功能上，主張應將文藝的教育功能、認識功能、審美功能與娛樂功能有機地統一起來，提出“寓教於樂”是指導社會主義文藝工作、滿足人民群眾對文藝需求的重要原則之一，並對這個古老的命題進行了富有創新意義的闡發。在對文藝人民性的認識上，更有其深刻之處。長期以來，人們對文藝人民性的認識和理解，偏離了經典作家們的一貫主張，其主要表現是把人民性當成評判文藝遺產的專用名詞，並將階級性與人民性嚴重對立起來。周恩來從文藝為人民服務這個根本性原則出發，既分析了人民性的歷史性，也論述了人民性的現實性，既分析了人民性與階級性之間的一致性，又論述了兩者之間的不同性，特別強調文藝的人民性與文藝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這兩者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在社會主義文藝中努力追求、實現“今天的人民性”是當今文藝家的重要使命。

　　（六）反復地強調社會主義文藝在處理中外關系時要從中國國情出發，堅持走民族化的道路

　　周恩來在這一時期的不少論著都論述了文藝要正確處理好中外關系、走民族化道路的問題。如《在音樂舞蹈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將論述的“中外問題”、“高低的標准”歸結為“是個民族化的問題”﹔認為 １４年來文藝戰線上有很大的建樹，但“總有疙瘩，沒有完全解開”。這個“疙瘩”就是在某些方面沒有處理好中外關系，沒有更好地堅持文藝民族化。為此，深刻地論述了民族化關系到大眾化，兩者之間是可以畫等號的﹔民族化和國際化是統一的，互相結合的﹔民族化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兩者具有顯著的不同性﹔堅持民族化，是體現文藝客觀規律的一個重要內容。周恩來還從正確處理好中外關系、實現文藝民族化的高要求出發，提出了應遵循的一些重要原則，即堅持內容與形式相統一，堅持一切都是為了今天的創造，堅持“以中為主”，堅持在學習外國文化時要“加以溶化”，堅持切實尊重中國人民的藝術趣味和民族的審美愛好、欣賞習慣。在正確處理中外關系、實現文藝民族化的過程中，要首先認真地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把中國的東西弄懂弄通，打牢根基。要有開放的眼光和膽略，積極開展中外文化交流，不斷吸收和借鑒外國文藝的寶貴經驗和新穎獨到的藝術手法。同時，還要在不失時機地深入新的社會生活中不斷探索、創新，因為這是實現文藝民族化的現實基礎。

　　（七）科學地理清黨領導文藝的基本思路，要求切實提高執政黨的領導社會主義文藝的水平

　　周恩來在這一時期的黨領導文藝的思想，集中到一點，就是堅持了既要加強又要改善的原則。他首先強調共產黨應該領導文藝工作，也能夠領導好文藝工作。黨領導文藝工作既是我黨的光榮傳統，也是由我國社會主義文藝的性質所決定的。與此同時，還重點強調了黨成為執政黨以后如何更好地領導好文藝工作的問題。這是因為，由於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面臨的情況與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大不相同，加上文藝工作的特殊性，從而使得黨領導文藝工作的情況更為復雜了，任務更加艱巨了，要求更高了。恰恰在這一問題上，我們黨的不少領導同志認識膚淺，總結、探討不夠，出現了令人痛心的失誤。對此，周恩來認為領導文藝是一項復雜而又難度很大的工作，有著很高深的學問﹔執政黨要切實掌握如何領導、管理、協調、組織好文藝工作的規律﹔在組織文藝創作時，一定要根據文藝的特點，正確處理好宏觀與微觀、多與少、快與慢、優與劣的關系問題。他在《論知識分子問題》一文中，就黨領導文藝工作的范圍和應掌握的原則，提出了要弄清楚大權與小權的區別，組織與個人的區別，上級與下級的區別。這三個區別，不僅澄清了多年來在領導文藝工作中存在的一些模糊認識，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大的方面科學地理清了黨領導文藝工作的基本思路。具體地說，黨領導文藝工作，必須首先是通過制定和落實方針、政策來進行，因為方針、政策能管宏觀性、根本性、長遠性的問題，是保証文藝方向正確、事業發展的重要基礎和前提條件。要把握文藝界的輿論導向、思想動態，著力做好思想和組織工作。要抓好重頭作品的組織實施和重大典型的推廣工作，充分發揮它們的示范和引導作用。要在文藝界廣交、深交朋友，與他們保持親密無間、小心相印的關系。這些思想，表明我們黨對領導文藝工作的認識有了新的提高，積累了新鮮經驗。

　　三

　　從上面的簡要論述中可以看出，周恩來在６０年代前期這個特定環境條件下所形成的文藝思想，無疑有著豐富深刻的內容和巨大的理論價值。用歷史的、比較的、全方位的眼光加以審視和評判，更感到周恩來在這一時期文藝思想的杰出貢獻，具有裡程碑性質的歷史意義。

　　首先，從在周恩來文藝思想發展歷程中所佔的重要位置看。周恩來的文藝思想，經歷了６０多個春秋。它萌生於“五四”前后的文化革命的浪潮之中，標志著破土而出的萌芽是１９１４年１０月在《敬業》創刊號上發表的詩作、散文和文藝論文。隨著以后的革命實踐活動和參與文藝領導工作，相繼發表了有關文學革命、中外文化相互借鑒、文藝要“切合人生”、在文藝界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宣傳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重要論述，而標志著周恩來文藝思想形成的則是他在１９４９年７月發表的《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這篇重要文獻，總結了“五四”以來３０年文藝發展的歷史經驗，闡述了確立毛澤東文藝思想在社會主義文藝中的指導地位，初步提出了社會主義新文藝應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則。直到５０年代末，雖然也在文藝工作中有過許多精辟論述，但基本上是上述政治報告內容的具體展開和不斷深化，諸如進一步論述了文藝改革、文藝家要取得新的為人民服務的觀點和落實黨的“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方針等。周恩來在歷時 １０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四人幫”的反動文藝思想和極左文藝思潮作了堅決斗爭，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用特有的形式和辦法，保護了一些文藝家和優秀作品。同上述各個歷史時期相比，我們不能不驚喜地感到，周恩來６０年代前期的文藝思想，是一個更加成熟、更加完善、更加系統化、更加閃耀其馬克思主義思想光輝的階段，也是一個周恩來對毛澤東文藝思想作出重大發展的階段。周恩來這一時期的文藝思想，不僅抓住有利時機，對社會主義文藝發展過程中的許多重大問題進行了認真、系統的探索，而且也是他一生在文藝方面深厚的藝術功底、豐富的實踐經驗、卓越的領導才能的一次猶如群體性井噴的總爆發。

　　其次，從在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中國化過程中所處的歷史地位看。在中國運用馬克思主義文藝學說科學地研究和闡釋文藝現象方面，作出卓越貢獻者，應該首推毛澤東。以他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把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觀——毛澤東文藝思想確立起來，並推向前進。其中，周恩來是一個佼佼者。這就是說，周恩來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主要貢獻者之一，其文藝思想，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把周恩來文藝思想放到中國現當代文藝發展史和毛澤東文藝思想整體格局中進行考察，貢獻最大的是三個人，一是毛澤東，二是周恩來，三是鄧小平。毛澤東在文藝方面雖然在建國以后也提出了一些很有價值的東西，如論述了“雙百”方針、“兩結合”、共同美等，但由於５０年代后期以后指導思想的失誤，因此在６０年代前期理論建樹不多。恰恰在這一時期，周恩來的文藝思想表現了非凡的才能和勇於創新的理論勇氣，從而既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精神，捍衛了毛澤東正確的文藝觀點，又對毛澤東在文藝方面的失誤作了最大限度的抵制和糾正，從實際情況出發提出了許多新的文藝理論主張。這一現象告訴我們，從某種意義上說，周恩來這一時期的文藝思想，正是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中國化過程中又一個大放光彩、再度輝煌的時期，不僅保持了延續和加快發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毛澤東文藝思想發展的歷史進程，而且也指明這個歷史發展進程的努力方向。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創立了中國當代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作為這一理論的重要部分的鄧小平文藝思想形成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其標志是《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鄧小平文藝思想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毛澤東文藝思想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它的關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的觀點，關於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重申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觀點，關於發揚政治民主、藝術民主的觀點，關於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的觀點，關於正確認識和處理文藝界反傾向斗爭的觀點，關於黨如何領導好文藝工作的觀點，等等，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個性特色。然而，隻要我們把它同周恩來文藝思想稍加進行比較、分析一番，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鄧小平文藝思想是比較明顯地、也是重點地繼承了周恩來６０年代前期的文藝思想，是一個毋庸爭辯的事實。由此可見，周恩來６０年代前期的文藝思想，在社會主義時期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中國化的過程中起到了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紐帶和橋梁作用，即直接承前和繼往於毛澤東文藝思想，啟后和開來於鄧小平文藝思想，是連結５０年代后期以前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文藝發展、毛澤東文藝思想發展的偉大橋梁和閃光紐帶。

　　再次，從在社會主義文藝發展進程中所產生的巨大影響看。周恩來６０年代前期的文藝思想，在當時就產生了很大影響。它給文藝界帶來了一股清新之風，文藝家們無不顯露出欣喜之情。他們為周恩來論述的深刻性和民主作風所折服，在大是大非面前界限明確了，文藝界形成了較為民主、和諧、寬鬆的風氣，大大解放了藝術生產力，調動了創作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正確的理論指導，良好的環境條件，使這一時期的文藝出現了小陽春的氣候，形成了佳作迭出、人才涌現的良好局面，是中國當代文藝史上文藝繁榮發展的最好時期之一。這種影響作用，還同樣表現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７０年代末，經黨中央批准在《文藝研究》、《文藝報》上公開發表了周恩來當年的“三篇講話”及同時期的其他文藝論著，一時間在文藝界形成了爭相學習、座談、研討和運用、落實的熱潮，從而為這個階段的真理標准討論、撥亂反正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並在近２０年來的文藝實踐中充分發揮了重要的理論指導作用，迎來了百花盛開、萬紫千紅的文藝春天。這一文藝現象，充分說明周恩來６０年代前期的文藝思想不僅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巨大的理論價值越來越被更多的人所認識，所接受，而且也體現了其影響的廣泛性、深遠性所在。可以斷定，周恩來這一時期的文藝思想，一定會在邁向新世紀的社會主義文藝實踐中繼續產生巨大的影響作用，因為它既具有強烈的時代感，又具有鮮明的民族性，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文藝實踐相結合的光輝結晶，是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藝術哲學。

　　（作者單位：中共山東省委宣傳部、山東師范大學）

　　注 釋：

　　①、②、③、⑥、⑦、⑧、⑨、⑩《周恩來論文藝》第８５頁、第１０３頁、第７９頁、第１０５頁、第９４—９５頁、第１７頁、第１８３—１８４頁、第９５頁。

　　④《周恩來書信選集》第４１頁。

　　⑤《周恩來選集》下卷，第３５０頁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