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軍事理論和實踐上的獨特貢獻

　　周恩來為中國革命戰爭的勝利所建樹的豐功偉績，光照千秋。本文僅從幾個主要方面闡述周恩來在軍事理論和實踐上的獨特貢獻。

　　獨樹一幟，開創革命軍隊建設的基礎

　　１９３７年，毛澤東和英國記者貝特蘭談話時指出：“國民黨的軍隊本來是有大體上相同於今日的八路軍的精神的，那就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時代。”“那時軍隊有一種新氣象，官兵之間和軍民之間大體上是團結的，奮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滿了軍隊。那時軍隊設立了黨代表和政治部，這種制度是中國歷史上沒有的，靠這種制度使軍隊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紅軍至今日的八路軍，是繼承了這種制度而加以發展的。”①毛澤東這一論述一方面說明了中國共產黨軍隊建設史開始於大革命時期的軍事工作，另一方面說明了我軍政治工作優良傳統開始於大革命時期國民革命軍的政治工作。這實際上也就確定了周恩來在我軍建設史上的歷史地位，因為大革命時期我黨的軍事工作主要是周恩來主持的。

　　１９２４年１１月，周恩來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從此開始了國民革命軍政治工作的新局面，出現了毛澤東所說的那種新氣象。１９２５年元月，周恩來以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身份負責黃埔軍校的政治工作，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第一次領導軍隊政治工作。９月，周恩來出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同時兼任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這是中國軍隊設立政治部的開始，也是軍隊戰時政治工作的開始。在這一系列軍隊政治工作實踐中，周恩來總結制定的軍隊政治工作原則和制度，初步奠定了革命軍隊建設的基礎。

　　第一，確立了革命政黨對軍隊領導的原則。革命軍隊是革命的工具，必須堅持革命政黨對軍隊的領導﹔軍隊政治工作就是要保証革命政黨對軍隊的領導，使軍隊成為革命政黨實現革命目的的工具。這是周恩來確立革命軍隊建設的理論基礎和根本原則。周恩來指出，新型的革命軍隊必須堅持革命政黨的領導，要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眾曉得黨的理論主義政策，因為革命軍是黨的軍隊，革命軍的行動要依著黨的政策”。②所謂新型的軍隊，就是革命政黨領導的軍隊﹔沒有這種領導，革命軍隊便不可能完成革命的任務，就不成其為新型的革命軍隊，甚至還可能成為新的軍閥軍隊。這樣，周恩來就從根本上解決了黨的領導和新型軍隊的關系，堅持了革命政黨對軍隊領導的原則。周恩來在這裡所說的革命政黨還不是隻講中國共產黨，但其堅持革命政黨對軍隊領導的思想和一些基本原則，為中國共產黨確立對人民軍隊實行絕對領導這一根本原則奠定了理論基礎。

　　第二，在軍隊中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形成了政治工作的新制度。周恩來認為要保証黨對軍隊的領導，保証軍隊遵循黨的主義和政策，必須在軍隊中建立起革命的政治工作，形成新的政治工作制度。周恩來效法蘇俄紅軍，在軍隊開展政治工作，堅持向軍隊灌輸革命思想，“使革命軍隊確實其革命觀念”，形成鞏固的思想基礎。“使軍閥軍隊漸漸覺悟”，轉到革命方面來。為了加強黃埔軍官學校的政治工作，周恩來擴充了政治部，部內分指導、編纂、秘書三股﹔規定政治部的職責和任務是負責士兵政治訓練﹔要組織舉行學生政治討論，對學員進行政治教育﹔負責學員文化體育活動。還在各學員隊建立了黨代表制度，並對黨代表的職責范圍，各級黨部、黨小組會議，報告制度都做了明文規定。

　　在東征戰役前，周恩來主持制訂的《國民革命軍黨代表條例》明確規定：“黨代表與指揮官共同聽閱，如下級軍官之報告呈文，並決議問題，與指揮官共同署名，一切命令及發出之公文，凡未經黨代表共同署名者，概不發生效力。”在東征戰役中，發布了《戰時政治宣傳大綱》，對戰時政治工作內容、要求和方法都作了明確的規定。還組織了政治宣傳隊，在連營團設立了黨代表。要求軍隊政治工作人員要以身作則，身先士卒，起先鋒模范作用。

　　１９２５年１１月，由周恩來直接創建的共產黨領導的正規化革命軍隊——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建立了中共支部，各營連建立了黨的小組。這是中國共產黨在軍隊內組織制度的最新創造。對軍隊中的黨組織，周恩來還制定了嚴密的工作制度。如“各連隊黨部每星期必須依章開會，黨代表及常務委員須負全責。”“各連隊黨部小組每星期至少須開會兩次……黨代表須親往參加會議”。各連隊黨部小組會議須注意從實際問題上解釋主義之理論的根據﹔報告重要時事及黨務﹔士兵生活之改良﹔同志間互相批評，以黨的見地為中心。

　　第三，樹立政治工作的優良作風，為我黨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軍事人才。周恩來在黃埔軍校中強調，軍隊政治工作人員比一般人員要有更高的要求。“在軍隊裡做政治工作，要以身作則，嚴守紀律，常常表示勇敢的態度，比士兵更要勤苦”﹔要言行一致，起模范帶頭作用。政治工作人員必須深入實際，了解情況，做思想工作，密切與士兵的關系。１９２５年５月，為了加強北伐軍的政治工作，周恩來專門舉辦了一期軍隊政治干部培訓班，並親自給學員們講授軍隊政治工作課，培訓了一大批政治工作骨干。７月，周恩來又在國民革命軍舉辦的戰時政治訓練班作《國民革命及軍事政治工作》報告，對政治工作的必要性，政治工作制度作了全面的總結和闡述，為政治工作人員從事軍隊政治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導。

　　在周恩來的言教身傳和領導下，一大批優秀的治軍人才在斗爭實踐中成長起來。葉挺、聶榮臻、徐成章、曹淵、蔣先雲、盧德銘、許繼慎、周逸群、周士第、張際春等人就是在周恩來直接領導和幫助下，成長為優秀的軍事干部。周恩來又通過這批優秀的人才，去建立我們黨直接掌握的武裝力量。如 １９２４年11月，周恩來商得孫中山的同意，籌組了大元帥鐵甲車隊。這是第一支由中國共產黨人直接掌握的武裝力量。１９２５年１１月，周恩來以原鐵甲車隊為基礎，指導組建了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團設黨支部，連有黨小組。黨支部由廣東區委軍事部直接領導。這是第一支由中國共產黨人掌握的正規的革命軍隊。

　　當機立斷，打響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

　　在大革命失敗的嚴峻關頭，周恩來在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這個關鍵問題上，作出了關鍵性決斷和卓越貢獻，他組織和領導了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開創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和創建革命軍隊的新的歷史時期。

　　蔣介石叛變革命后，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６日，周恩來等致電中共中央提出，應“下決心討伐，迅速出師，直指南京”。③這是中國共產黨內最早最明確提出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建議。

　　１９２７年４月底，中國共產黨在武漢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這次會議沒能作出挽救革命的正確決策。但值得一提的是，這一屆常委會作出了一個非常重要而正確的決定：任命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軍事部長，必要時可以參加常委會。周恩來本人沒有參加第五次代表大會。５月３０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建議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軍事問題。６月４日和２０日周恩來在中央常委會議上，兩次提出湖南暴動計劃，主張以發動湖南農民暴動來挽救革命。是時，湖南農民運動的力量很大，並且擁有不少武裝﹔由共產黨掌握的葉挺部隊正駐軍湘鄂邊境，而唐生智的主力還遠在河南，這是一個挽救革命的極好良機。可惜的是這個計劃最后遭到共產國際代表的反對而沒有實行。

　　到１９２７年７月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確定了組織民眾武裝起義的新政策，著手制定湘、鄂、粵、贛四省秋收起義計劃。初步決定以賀龍、葉挺部為基礎，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周恩來為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７月２４日（或２５日），在周恩來的一再督促下，臨時中共常委會議最終決定以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名義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並確定起義部隊起義后立即南下，佔領廣東，取得海口，取得共產國際的援助，再舉行第二次北伐。

　　南昌起義，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的時期。這個新時期，就是毛澤東后來所說的，進入了創造紅軍的新時期。“這個時期是我們黨徹底地認識軍隊的重要性的極端要緊的時期。”④很顯然，這個新時期的第一槍是周恩來組織領導打響的，是中國共產黨人沒有採納陳獨秀的取消主義，而採納了周恩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主張而開辟的新時期。是南昌起義、是周恩來重新樹起了新的革命旗幟，使千百萬革命人民在經歷了一連串的嚴重挫敗后，又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舉起的火炬，燃起了新的希望，開創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

　　心悅誠服，全力推舉毛澤東為全黨的軍事領導

　　中國革命戰爭的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是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從勝利走向勝利，最后取得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偉大勝利。毛澤東在創造紅軍的新時期，開始還只是一支紅軍、一塊革命根據地的領導人，隻有確立他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確立他的思想成為全黨的指導思想，才能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周恩來對中國革命的一個重大貢獻，就在於毛澤東由一支紅軍、一塊根據地的領導人，成為全黨全軍的領袖這個關鍵性問題上，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全力推舉毛澤東為全黨的軍事領導，並心悅誠服地擁戴毛澤東的領導。

　　在黨內，特別是黨的高層領導中，是周恩來最早認識毛澤東的軍事才能。１９２８年１１月，周恩來起草的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寫道：“朱毛紅軍在湘贛邊境所影響之贛西數縣土地革命，確實深入了群眾。”周恩來起草的這個報告對共產國際產生了很好的影響。自此以后，“毛澤東”這個名字在蘇共中央的《真理報》上不斷出現。共產國際這一態度對后來毛澤東在不斷遭受“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情況下，起了一定的保護作用。１９２９年３月，周恩來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給賀龍並湘鄂西前委的信中，推廣介紹了毛澤東所創造的經驗。周恩來在信中指出：“在朱、毛軍隊中，黨的組織是以連為單位，每連建立一個支部，連以下分小組，連以上有黨委、團委等組織。因為每連都有組織，所以在平時及作戰時，都有黨的指導和幫助。據朱、毛處來人說，這樣組織，感覺還好。將來你們部隊建黨時，這個經驗可以備你們參考。”⑤９月，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仍由毛澤東擔任紅四軍前委書記，並囑咐陳毅：回去后，要請毛澤東復職，召開一次黨的會議，統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決議，維護毛澤東和朱德的領導。１９３０年１月，周恩來在《軍事通訊》創刊號上，要求各地紅軍、各地黨組織學習紅四軍的經驗。２月，給廣東省委的指示信中又說：毛澤東的復職，四軍的中心的政治領導已確立，“稍可使中央放心”。所有這一切都充分說明，是周恩來最早認識和肯定毛澤東卓越的軍事組織才干和由他創造的軍事斗爭經驗。

　　在毛澤東受到打擊、排擠時，又是周恩來堅持和維護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１９３２年６月，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總部，按常規理應恢復毛澤東的總政委職務。但是臨時中央對毛澤東不信任，中央局提議周恩來兼任總政委。周恩來沒有接受這一提議，並於７月兩次致電致信中央局，認為毛澤東的軍事決策“於實際於原則均無不合”，提議由他任總政委。經過周恩來的努力，中央局於８月８日才恢復毛澤東的總政委職務。１０月的寧都會議上，臨時中央、中央局后方成員集中批評毛澤東，把毛澤東反對打贛州，主張向敵人統治力量較弱的贛東北發展的意見，指責為對奪取中心城市的消極怠工，是純粹防御路線﹔把毛澤東在歷次反“圍剿”斗爭中克敵致勝的“誘敵深入”方針，指責為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並要毛澤東回后方工作。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堅持主張毛澤東留在前方指揮作戰。他認為對毛澤東的批評和指責是過分的，也是不應該的﹔毛澤東積累的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留在前方對戰爭有幫助。但由於中央局的錯誤決定，毛澤東隻好暫時請病假回后方休假。盡管如此，周恩來仍指示所起草的作戰文電要送毛澤東閱。這不僅是周恩來對毛澤東的尊重，更是對毛澤東軍事指揮才能的倚重。

　　周恩來全力推舉毛澤東為全黨的軍事領導。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央紅軍在長征初期的湘江戰役中又損失過半。嚴重的損失和嚴峻的局面，促使人們從根本上思考黨的軍事指揮問題。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２日，在湖南通道周恩來主持舉行了一次臨時性會議，討論紅軍的戰略轉移方向問題。李德仍然堅持到湘鄂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毛澤東力主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湘江戰役后實際擔當部隊指揮的周恩來採納了毛澤東的意見，決定中央紅軍向貴州前進。這就是有名的“通道轉兵”。“通道轉兵”是中央紅軍長征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因為中央紅軍糾正了原來錯誤的戰略方向﹔毛澤東實際上參與了中央紅軍的領導和指揮。

　　通道臨時會議后，又在黎平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周恩來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再次採納了毛澤東關於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意見，指揮紅軍向遵義前進。這次會議“開始轉變了我軍戰略方向，不再往敵人布置好的口袋裡鑽了，但領導問題不解決，我軍就難以徹底地由被動變為主動。”⑥。周恩來不斷地採納毛澤東的意見和建議，一方面削弱和排除了李德對紅軍的指揮權，另一方面加大毛澤東對中央紅軍指揮的分量，為遵義會議最后確立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創造了條件。

　　促使遵義會議的召開，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他第一個明確向毛澤東表示要把博古、李德轟下台﹔向張聞天談了要在遵義開會，總結黨的軍事路線問題。但是，沒有周恩來的同意和支持，會議也是難以召開的。周恩來不僅支持召開遵義會議並且實際負責會議的組織工作。

　　在遵義會議上，周恩來代表軍委作了副報告。他認為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主要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錯誤﹔在五次反“圍剿”中我們有著比以前更加充分取得勝利的一切條件，但未能取得勝利，其重要原因是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對軍事指揮的錯誤，周恩來主動承擔了責任，作了自我批評。周恩來報告后，張聞天作反對“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作了全面的深刻的切中要害的分析。當毛澤東的發言一結束，王稼祥就講：完全贊同張聞天、毛澤東的發言﹔紅軍應該由毛澤東這樣富有實踐經驗的人來指揮﹔取消李德、博古的軍事指揮權，解散“三人團”。王稼祥的提議受到凱豐的反對。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又作了關鍵性的發言，全力推舉由毛澤東來領導紅軍的今后行動。他講，隻有改變錯誤的領導，紅軍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周恩來全力推舉毛澤東來領導紅軍完全是自覺的並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為確立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鋪平了道路。

　　多謀善參，協助毛澤東指揮中國革命戰爭

　　遵義會議后，中央常委作了新的分工。周恩來是黨內委托在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會議決議是這樣定的，實際上周恩來自覺地主動地把自己置於與毛澤東相反的位置——毛澤東實際上負起了軍事指揮的責任，周恩來為毛澤東在軍事上的幫助者。

　　周恩來實際上成為毛澤東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但決不能認為，周恩來無主見無建樹，僅僅是組織落實毛澤東決策的“參謀長”，更不是某些西方人所說的，周恩來只是生活在毛澤東的陰影中。在中國革命戰爭中，周恩來以其雄才大略和多謀善斷，不僅參與了重大戰略問題的決策，協助毛澤東指揮革命戰爭取得偉大勝利，而且還以自己的理論建樹為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發展作出了杰出貢獻。

　　指揮八路軍實施戰略展開，初步總結了抗戰的經驗。１９３７年９月，周恩來以中央代表的名義赴山西抗戰前線。按中共中央原來部署，八路軍在以恆山山脈為中心的冀察晉綏四省交界地區開展游擊戰爭。后來根據華北戰場局勢的變化，毛澤東致電八路軍應將三個師分別部署於晉東北、晉西北和晉南太岳山脈，這樣才能在戰略上立於主動地位。當時山西的閻錫山對八路軍進入山西心存戒心。他企圖將八路軍留在正面戰場打陣地戰，以達到他消耗八路軍的目的。周恩來洞察閻錫山的用心，他利用閻錫山作戰計劃不完備和抗戰信心不足的弱點，建議八路軍一一五師開赴五台、靈丘地區，在平型關東北地區側擊日軍，支援晉軍正面防守平型關。結果八路軍旗開得勝，取得了平型關戰斗的勝利，也順利地在晉東北地區實施戰略展開。９月２４日，周恩來致電中央，建議一二0師開赴晉西北，一二九師速開正太路，然后向西南山地轉移。１０月下旬，周恩來向中央提出必須發展綏遠游擊戰的戰略性建議。他指出，敵人已進入包頭，轉瞬將達五原，西北門戶洞開，欲保陝甘寧邊區及爭取蒙、回族，聯系新疆、內蒙，必須發展綏遠游擊戰爭。周恩來這些建議均被中央採納，八路軍各師旅分別挺進到晉東北、晉西北、晉東南和晉西南敵后戰場，一部挺進大青山地區，完成了戰略展開，為爾后抗日游擊戰爭的發展，抗日根據地的創建打下了基礎。

　　周恩來在山西直接領導抗戰，雖然隻有短短的八十天，但他對抗戰戰略方針的探索，對發展和豐富毛澤東軍事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６日，周恩來在《目前抗戰危機與堅持華北抗戰的任務》中提出：“堅持抗戰必須以堅持華北戰爭為中心。華北抗戰能持久，日寇將無法實現其全部陰謀。”⑦並具體分析了華北能夠持久抗戰的原因：敵人的兵力沒有可能統治全華北，不僅是鄉村佔不了，城市也佔據不了太多﹔華北特別是山西的山地最便於我活動、存在與擴大﹔人民群眾的反抗和民眾武裝，根據地的發展﹔八路軍堅持在華北作戰，推動和領導華北持久作戰。“這一切有利的條件，將決定著華北持久戰的極大可能。這個抗戰的性質，在極困難的時候，將成為以游擊戰為主體，來堅持華北抗戰。”⑧周恩來不僅比較早地明確提出持久戰的思想，而且分析了能夠持久作戰的原因以及持久戰與游擊戰的關系。這些論述對１９３８年毛澤東撰寫的《論持久戰》無疑是有幫助的。

　　確立抗日戰爭的戰略方針。關於抗日戰爭的戰略方針問題，在１９３７年８月的洛川會議上，形成三種意見：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獨立自主的游擊運動戰﹔獨立自主的運動游擊戰。周恩來是主張“運動游擊戰”的，即“部署敵后方游擊戰爭，必要時集團力量消滅敵人”。到山西抗戰第一線后，周恩來很快加深了對游擊戰戰略地位和戰略作用的認識，提出“以游擊戰爭為主體，來堅持華北抗戰﹔游擊戰將有勝利的前途﹔它要在持久戰中，壯大自己，武裝人民，恢復許多城鎮，破壞敵人交通，消滅部分敵人，最后得到全國生力軍的參加，可以轉到勝利的反攻，收復失地，驅逐日寇帝國主義出中國。”⑨並按“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戰略原則，組織、指揮八路軍三個主力師在山西實施戰略展開。同時，他又根據當時山西抗戰的實際，組織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配合友軍的正面作戰，推動了山西及整個華北抗戰的發展，增強了全國人民的抗戰熱情和決心，擴大了我黨、我軍的影響。周恩來在山西抗戰的實踐以及對抗戰經驗的總結，使我黨在洛川！會議上確定的軍事戰略方針得到進一步充實和發展。后來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把八路軍的戰略方針原則明確規定為：“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

　　參與解放戰爭轉入戰略進攻的決策，組織指揮人民解放軍轉人戰略反攻和進攻。毛澤東曾講過，胡宗南進攻延安以后，在陝北，我和周恩來、任弼時同志在兩個窯洞裡指揮了全國的解放戰爭。如毛澤東所言，周恩來作為軍委副主席和代理參謀長，參與了解放戰爭幾乎所有重大的戰略決策，這裡隻突出說說周恩來對轉入戰略進攻決策的貢獻。

　　１９４６年６月下旬，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當時毛澤東曾設想了一個外線作戰的方案。強調：“這一計劃的精神著重向南，與蔣軍的精神著重向北相反，可將很大一部蔣軍拋在北面，處於被動地位。”“這一計劃依靠老根據地，逐步向南，穩扎穩打，並不冒險。”毛澤東這一設想無疑是具有獨創性的並為以后的戰略反攻，轉入外線作戰播下先聲。但是當時廣大中間人士和國統區的群眾對和平還抱有幻想﹔人民解放軍尚未完成從游擊戰向大規模運動戰的轉變﹔解放軍作戰還不能離開解放區的依托。根據這種情況，周恩來於１０月１５日致電中共中央，提出軍事戰略應與政治相配合，主張在國大召開前后，解放軍不宜打到外線，暫不實施外線作戰方針。毛澤東採納了周恩來的建議，於１２月２０日給陳毅、粟裕的電報中明確提出：“在內線多殲滅幾部分敵人，再轉外線作戰更為有利”的主張，其基本精神是先在內線作戰。

　　１９４７年春，毛澤東、周恩來又兩次考慮外線作戰問題。１月２４日，中共中央致華東野戰軍並告劉鄧的電報指出：“准備五月開始（包括休整時間在內）向中原出動轉變為外線作戰”。⑩５月４日，毛澤東、周恩來對轉入外線作戰作了初步規劃：劉鄧十萬大軍，休整后獨力經冀魯豫出中原﹔陳謝主力在現地待命，隨時准備入陝北配合彭德懷軍殲滅胡宗南及其他雜頑。７月１９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再次商定陳謝集團的出兵戰略方向，經商定改由西過黃河進陝北為南下渡黃河經略中原，在豫陝鄂邊實施戰略展開，配合劉鄧大軍向中原出動。７月21—２３日的小河村會議，正式形成了劉鄧大軍直出大別山，陳謝、陳粟兩翼配合，大舉經略中原的戰略反攻的英明決策。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精心策劃，精心組織下，我三路大軍在中原大地成“品”字形展開，勝利地轉入了戰略反攻。

　　總結戰爭經驗，為人民軍隊作戰提供理論指導。周恩來對軍事問題有深刻的研究和理論建樹，１９４８年春撰寫的《軍事原則》提綱就是代表。《軍事原則》提綱是解放戰爭基本經驗的理論總結，對毛澤東提出的十大軍事原則作了概括和發揮。《軍事原則》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總結歸納了十條人民解放軍基本作戰原則：１、避強就弱。先打分散之敵、孤立之敵，后打集中強大之敵。２、先面后點。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及廣大農村，后取大城市。３、殲敵為主，略地次之。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及地方為主要目標，后者是前者的結果，往往需要反復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奪取之。４、一點兩面的包圍戰，殲滅性打擊。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兩倍、三倍、四倍、有時甚至五倍、六倍於敵之兵力），四面包圍敵人，力求全殲。５、無准備、無把握不打。不打無准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每戰都應求有准備。６、發揚勇敢戰斗，不怕犧牲，不怕疲勞與連續作戰（即短期內不休息地連續打幾仗）的作風。７、力求在運動中殲滅敵人，同時注意陣地攻擊戰術，奪取敵人的據點及城市。８、一切敵人守備薄弱的據點城市，則堅決奪取之﹔一切敵人有中等程度之守備而又為環境所許可之據點及城市，則相機奪取之﹔一切敵人完備強固之據點及城市，則等條件成熟時，然后取之。９、主要補充在前線。１０、善於利用兩個戰役之間的間隙，休息與整訓部隊，休息時間一般不要過長。第二部分主要講了正規戰與游擊戰，野戰軍與地方軍，正規軍與民兵的關系﹔內線與外線的關系﹔奪取敵人裝備，加強自己，以提高技術和戰術﹔大踏步前進、后退和機動，發動群眾創造戰場﹔節省人力、物力及彈藥等五個方面的問題。第三部分對蔣介石可能採取的作戰原則進行分析，也有十條。

　　周恩來在《軍事原則》提綱中所體現的精神實質和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提出的十大軍事原則是完全一致的。他們兩人在指導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實踐中，不管是重要的戰略決策，還是戰爭經驗的理論概括，大致是三種情況。一是毛澤東首先提出某一設想，然后在與周恩來，有時還有任弼時的商討過程中使之完善。二是周恩來首先提出某一設想，然后加以提高和完善。三是他們在共同商討過程中形成新的戰略思想和決策。不管在那種情況下，周恩來都能做到多謀善參，以自己的思想和才干協助毛澤東指揮中國革命戰爭，為中國革命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

　　注 釋：

　　①、④《毛澤東選集》第２卷，第３８０頁、第５４８頁。

　　②《周恩來在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舉辦的戰時政治訓練班上的講話》。

　　③、⑤、⑦、⑧、⑨《周恩來選集》上卷，第６頁、第１６頁、第２４頁、第８５頁、第８６頁。

　　⑥《聶榮臻回憶錄》（上），第２４２頁。

　　⑩《毛澤東軍事文集》第３卷，第６３８頁。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