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因何事批評熊向暉：弄得人家無話可說就算你勝利了？

　　周恩來是我們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同時也是當代中國和世界最有影響的外交家之一。新中國成立以后，周恩來長期從事並直接領導了新中國的外交事業。在外交戰線上進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形成了一整套外交思想和獨特的外交風格。其中，求同存異思想在周恩來外交思想體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它集中體現著周恩來的外交風格。本文僅就其求同存異的思想，談一下自己的認識。

　　周恩來是我們黨求同存異外交思想的倡導者

　　我們有些學術著作一提周恩來的求同存異思想，就簡單地引用他在１９５５年亞非會議上的補充發言，似乎周恩來關於求同存異的思想與實踐僅僅局限於這次國際會議。實際上周恩來在這次亞非會議上的即席發言，只是他對求同存異思想的一次集中闡述，在此前后，周恩來對求同存異思想都有不少論述。可以說，求同存異的思想是他的一貫思想，它貫穿於周恩來外交實踐的始終。

　　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建立了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大后方直接領導統戰工作的周恩來，就表現出了善於在矛盾中求同的思想風格。他認為隻要大目標一致，就可以求團結，一些小問題看法不一致不影響團結。抗戰時期與周恩來一起在大后方搞統戰工作的夏衍曾回憶道：抗戰時期在重慶曾與一些民主人士看法不一致，我便去向周恩來請教。周恩來對我說，干革命，人越多越好，為了團結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異。①這是周恩來最早提出求同存異這一主張，並把它用於處理同民主黨派領導人的關系上。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任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直接領導策劃新中國的外交工作。從廣義上講，外交也是一種統戰工作，朋友越多越好。但是，也要看到，國與國之間在政治上不能沒有差別，在民族、宗教、語言、風俗習慣等方面是有所不同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和人之間尚有不同，何況國家、民族呢？我們應當通過相互接觸，把彼此思想溝通。②要做到思想溝通，就要通過多接觸，努力尋找和擴大雙方的共同點，避免和減少雙方的分歧，求同而不是求異。１９５４年８月，周恩來在一次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明確表述了這一思想。他指出：“我們和英國是有同有不同的，我們的態度是求同而不求異。”我們和英國“有不同的地方，例如，我們是新民主主義國家，正在努力建設社會主義，逐步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我們這種立場、思想是不必諱言的。但是，也不要跟他們爭論馬克思主義學說，爭論社會主義制度的問題。”“總之，我們要互相尊重，不擴大爭論，擴大爭論就會對立起來，那是不利的。”③

　　１９５５年４月，第一次亞非會議在萬隆舉行。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出席，針對會議上出現的所謂“共產主義威脅”、“新殖民主義”、“顛覆活動”等不和諧音符，他決定把原定的發言稿作為書面稿印發給與會者，自己則利用午間的短暫休會時間起草了一份補充發言稿．並干當天下午做了關於求同存異思想的著名發吉。他指出：“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我們共產黨人從不諱言我們相信共產主義和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是好的。但是，在這個會議上用不著來宣傳個人的思想意識和各國的政治制度，雖然這種不同在我們中間顯然是存在的。”“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在我們中間有無求同的基礎呢？有的，那就是亞非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自近代以來都經受著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這是我們大家都承認的。從解除殖民主義痛苦和災難找共同基礎，我們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慮和恐懼、互相排斥和對立。”他接著說：“我們的會議應該求同而存異。同時，會議應將這些共同願望和要求肯定下來，這是我們中間的主要問題。我們並不要求個人放棄自己的見解，因為這是實際存在的反映。但是不應該使它妨礙我們在主要問題上達成共同的協議。我們還應在共同的基礎上來相互了解和重視彼此的不同見解。”④周恩來在發言中還舉例指出，中國代表團本來可以在會議上提出台灣問題和中國在聯合國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問題，但是為了不使會議陷入對這些問題的爭論，我們並沒有這樣做。接著，他就不同意識形態和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相互了解、友好合作的問題、宗教信仰問題及所謂“顛覆活動”問題，闡明了我國的政策，通情達理、心平氣和地解答了一些代表的問題與疑慮。

　　周恩來的這個講話集中體現了他的求同存異思想。這一思想引起了與會代表的共鳴，終於使會議達成了一致見解，形成了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萬隆會議十項原則（亦稱萬隆精神）。這是繼日內瓦會議之后，周恩來對新中國外交政策和風格的又一次成功的展示，引起了各方面的關注和好評。出席會議的巴基斯坦總理蘇拉瓦底事后對周總理說道：你出席萬隆會議，毫無疑義對會議的成就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你的合作態度改變了會議的整個氣氛……你使我們感覺到，中國真誠地和迫切地要同別的國家友好相處並且共同求得發展。⑤美國黑人學者杜波依斯曾對王炳南說：“非洲大陸人們的解放事業受到國際廣泛注意，正是周恩來總理在萬隆會議上的精辟講話所引起的。”⑥就連當時任芝加哥《每日新聞》駐亞洲記者的鮑大可也評論道：大會上他既沒有去刻意爭取對共產主義的支持，沒有做或鼓動他人做激烈反美、反西方的言論，也沒有去破壞或削弱西方的反共防務聯盟。但他達到了此行的重要目的，即使許多代表相信了他是一個心懷善意、通情達理而真摯誠懇的人，並相當成功地使人相信了共產黨中國奉行和平的政策。⑦

　　萬隆會議后，周恩來在不同的場合又多次對求同存異的思想加以論述。１９５５年５月，他在會見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主席歐文妮·戈登夫人時，對世界母親大會要像亞非會議那樣發揚求同存異的精神表示贊賞，指出：“世界各國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各有不同，很難一致起來，我們要找共同點，把不同的保留，不發展爭論。”⑧１９５７年，針對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出現的一些問題周恩來指出：社會主義各國並不是對所有的問題都有一致的看法，在某些問題上的不同意見，對於我們各國原則一致的重要方面來說，畢竟處於次要的地位，而且這種不同意見是可以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同基礎上，通過同志式的討論和協商，逐步地求得一致的。即使暫時還不能求得一致，隻要團結關系受到珍重，保留這種不同意見也是正常的。⑨這也就明確了：“社會主義國家間也適用求同存異的方針。”⑩

　　六七十年代，亞非國家和世界格局發生很大變化。如何處理各國之間的意見和分歧，周總理始終強調要用求同存異的原則來解決。１９６３年，他在一次回答記者提問時指出：“求同存異的原則仍適用於第二次亞非會議。第一次亞非會議正是採用這條原則取得了成功，所以，第二次亞非會議如果召開，一定也會根據求同存異的原則解決問題。”１１ １９７２年，在毛澤東、周恩來的努力下，中美、中日關系出現根本轉機，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鬆、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相繼訪華。周總理在致兩國首腦的祝酒辭中，再次提倡求同存異，以促進中美、中日關系的發展。他指出：中國同美、日的社會制度根本不同，同兩國政府之間也存在一定的分歧，但這些不應成為兩國間平等相處的障礙，中美兩國“通過雙方坦率地交換意見，弄清楚彼此之間的分歧，努力尋找共同點，使我們兩國的關系能夠有一個新的開始。”中日兩國經過努力，充分協商，求大同，存小異，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定能夠實現。１２

　　從上面論述可以看出，是周恩來在其外交生涯中首創求同存異的方針，並在新中國的外交實踐中多次加以強調和實行。正如他自己所說：“為有利於導致糾紛的解決，有利於團結，為致力共同事業的合作開辟道路，求同存異應是最好的選擇。”１３

　　周恩來是實踐求同存異外交思想的典范

　　求同存異既是一種思想，也是認識問題、解決矛盾的一種基本方法。它是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共性與個性相統一原理的具體體現。同就是普遍、共性的一面，異是指特殊、個性的一面。在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上，求同就是努力去尋求、擴大雙方的共同點，存異就是正視並允許雙方有一定的個性存在。二者是統一的。一方面，求同是存異的目的。另一方面，存異是求同的條件。那種不允許任何個性存在的所謂求同隻能導致不平等的強權政治，最終隻能是進一步擴大差異，實現不了求同的願望。

　　周恩來不僅提出了求同存異的思想，而且在長期的外交實踐中，長期運用這一思想，解決回答了一些重要的原則問題，創造了多種不同的形式，使這一思想在實踐中充滿了活力與生機。

　　（一）回答了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能否求同存異和求什麼同、存什麼異的原則問題。就國家關系而言，他主張國與國之間應該而且必須求同存異。從大的方面講，求同就是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存異就是把兩種制度的矛盾“撇開”或“放在一邊”，隻有這樣才能做到和平共處。所謂“撇開”和“放在一邊”應包括：在相互關系中不主動挑起社會制度或意識形態的爭論﹔在交往中對“屬於挑撥性的話要擋回去”，但避開爭論﹔相互都不要把自己的制度和思想意識強加給對方，不要因制度和思想的不同而影響國家間的和平共處﹔外交的目的是推進國家關系的發展，而不是爭取對方在制度、思想上跟我們一樣。就社會制度本身而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並不是各自鐵板一塊。他曾用馬克思主義的形成過程來說明資產階級的某些學說也有可以吸取的合理的因素，社會主義國家有必要學習資本主義的長處，取長補短，才能在和平競賽中最終戰勝對方。

　　（二）根據不同情況和不同對象採取不同的做法，創造了求大同存小異、求同抑異、異中求同、存異待同等多種形式。如對同我國歷史遭遇大體相同，面臨反帝、反殖以及要求和平發展民族經濟共同任務的亞非拉國家，周恩來無論是在亞非會議上，還是在出訪或接待這些國家的訪問談話中，都是強調我們與這些國家有更多的共同語言，盡管中間也存在許多不同意見，但不應該影響我們所具有的共同願望。因此，總的來講應該求大同存小異，著重於求同。對於西方及日本等國家，我們堅持政治上和平相處，經濟上平等互利，科技文化上相互學習，但對其維護殖民利益，干涉別國內政的做法也予以揭露和批評，對這些國家可以說是求同抑異。對於美國我們一時採取異中求同的做法，如中美上海公報既在求同的基礎上達成協議，又對雙方的分歧不加回避，也不強求統一，協議中採取一種“你講你的，我講我的”的獨特風格，既闡明自己的原則立場，又不因分歧而破壞可能達到的統一。另外還有存異待同的方式。１９６３年４月，周恩來在同外賓的談話中指出：“要等待，不要將己見強加於人。當雙方爭執不下時，強加於人，反而容易壞事，最好的辦法是等待對方自己覺悟。”14“求大同存小異”、“求同抑異”、“異中求同”、“存異待同”，不同的矛盾用不同方法解決，這是周恩來求同存異思想的實踐藝術。

　　（三）周恩來善於協調各方面的不同意見，在復雜的矛盾中尋求一致。如 １９５４年第一次日內瓦會議上，印支問題的焦點最后集中到如何劃分交戰雙方集結區這一點上，越南堅持以１６度線為界，法國堅持以１８度線為界，各不相讓，談判幾陷僵局。美國企圖擴大戰爭，插手支那。剛上台的法國孟戴斯--弗朗斯政府則迫於國內人民要求和平的壓力及戰場失利的現實，希望早日解決印支問題。周恩來分析了形勢，提出了以１７度線為界的折衷建議。他一方面建議法國代表，另一方面又同越南代表協商，使雙方作出了讓步，達成了印支和平的協議，粉碎了美國的企圖。又如１９５５年亞非會議，周恩來通過兩次求同存異的發言，緩和了矛盾，端正了會議方向。在最后達成會議協議的問題上，周恩來更是顯示了他靈活應變、協調矛盾的本領。他提出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大家共同遵守的原則，當有的代表認為和平共處是共產黨的名詞時，他當即改用聯合國憲章中“和平相處”的提法，當有的代表不同意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措辭和數目時，他表示：“五項原則的寫法可以加以修改，數目也可以增減，因為我們所尋求的是把我們共同的願望肯定下來，以利於保障集體和平。”15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周恩來的多方協調，會議終於達成了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擴展起來的“亞非會議十項原則”。

　　（四）平等協商，互諒互讓，以理服人，在公平合理的基礎上化異為同。國家的對外行動，歸根到底都是以本國的政治、經濟利益為轉移的。不同國家的利益有一致的地方，也必然有不一致的地方。周恩來認為，正確的態度應該是既珍視自己的利益，也尊重對方的利益。為此，可以求同存異，並爭取化異為同達成妥協。當然這種妥協必須建立在公平合理的基礎上，通過平等的協商和互諒互讓才能實現。周恩來主張要善於求同，即使是嚴重對立的雙方，也要努力尋求雙方都能接受的妥協點。日內瓦會議后，他在一次非正式談話中頗有感慨地說，日內瓦會議本來可以不必花這麼多的時間的，問題在於美蘇兩國外交部長相持不下，莫洛托夫對什麼問題都用一個“不”字來對付，美國人提一個方案，他說“不”，英國人出來打圓場，他也說“不”。一切都不，那就沒有會談和對話的必要了。對於朋友則既要肯定大利益的一致性，也要善於調節具體利害的沖突。從日內瓦到萬隆，從中緬邊境談判到中美建交談判，無不表明周恩來是善於化異為同、解決難題的大師。

　　需要指出的是，求同存異並不是無原則的退讓妥協，而是原則性與靈活性的有機結合。新中國成立伊始，周恩來就重申新中國的外交，必須改變舊中國跪在地上辦外交的屈辱歷史，必須以保障本國獨立、自由和領土主權的完整，擁護國際的持久和平和各國人民間的友好合作，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為原則。１９５３年他又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是我們與其他國家求同的原則基礎。他要求在這方面要有政治空氣。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把原則變成教條來背誦”，並不是張口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才叫政治空氣濃厚。就是說，要堅持原則但不是我們所有的原則都要求別人接受，要允許人家有一定的個性存在，如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是共產黨，信仰馬列主義，不信神，人家是君主國，信神，信仰上帝和真主。這些“異”並不影響我們根本的外交原則，應該允許其存在。總之，求同存異中，求同是建立在根本原則基礎上的求同，而不是一味的妥協退讓，存異必須以不違背我根本外交原則為前提，超出這個前提，就要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另一方面，善於存異，相互容忍各種風格、個性、和思想意識的存在，才能有助於求大同。

　　周恩來使求同存異思想在實踐中充滿生機與活力，還在於他善於做外賓的工作，他在處理人際間、民族間、國家間的關系時無不顯示出一種量大容人的氣度，能夠在共同的基礎上允許各種風格、各種個性、各種思想意識的存在。１９６１年９月，英國退役陸軍元帥蒙哥馬利訪華，他在陳毅外長主持的歡迎會上發表講話，提出“和平三原則，即：1．都承認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２．都承認有兩個德國--東德和西德﹔３．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裝部隊都撤退到他們自己的國土上去。周恩來對此表示贊同和支持。但當蒙哥馬利參觀洛陽時，他不看當地為其准備的專場文藝演出。而是隨意闖進一正演《穆桂英挂帥》的小劇場。翻譯向他簡介了劇情。中間休息時他退場，說這戲不好，怎麼讓女人當元帥，當時陪同他訪問的熊向暉對他解釋說，這是中國的民間傳奇，群眾很愛看。蒙哥馬利說，愛看女人當元帥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愛看女人當元帥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中國紅軍就有女戰士，現在解放軍有位女少將。”熊向暉以為這樣能說服這位英軍元帥，沒想到蒙哥馬利更不以為然，說：我對紅軍、解放軍一向很佩服，不知道還有女將軍。這有損解放軍的聲譽。熊向暉一時興起，爭辯道：英國的女王也是女的，按照你們的體制，女王是國家元首和全國武裝部隊總司令。這一來蒙哥馬利不吭聲了。周恩來了解到這一情況，嚴肅地批評熊向暉說：你講得太過分了，你說這是民間傳奇就夠了。他有看法，何必駁他。他提出了和平三原則，難能可貴，你搞了這些年外交，還不曉得求同存異？弄得人家無話可說，就算你勝利了？隨后周恩來專門了解了蒙哥馬利的文藝愛好，並馬上打電話給有關部門要他們從已為蒙哥馬利准備的文藝晚會節目單中撤掉他可能反感的《木蘭從軍》，另加上他喜歡的雜技和口技節目。這不僅是對蒙哥馬利個人也是對他所代表的民族和國家個性的尊重。這給蒙哥馬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如在田中角榮訪華的宴會上，周恩來讓樂隊演奏了一首田中家鄉的民謠，田中感動得幾乎流下眼淚。這些都體現了周恩來外交藝術，它使周恩來在外賓面前有一種特殊的魁力，這種魅力除了與他的才華和經驗相關之外，也是和他的善於求同存異的寬廣胸懷分不開的。

　　周恩來求同存異外交思想是正確處理國際關系與共同事務的一個偉大思想。是指導我們團結最廣大的同盟者，有效化解矛盾沖突，共同為人類的進步事業而奮斗的強大思想武器。當年周恩來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求同存異的外交思想，為我國建立和發展同世界各國的友好關系，維護世界和平，為我國爭取一個有利於國內建設的周邊和國際環境發揮了重大作用。在我們實現了工作重點轉移，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這一思想仍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鄧小平在新的歷史時期對求同存異外交思想的恢復和發展

　　７０年代末，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實現了撥亂反正的根本轉變。我們在外交戰線面臨著一個與建國初期相似的根本任務，那就是努力爭取一個和平安定的周邊和國際環境，以便我們能夠集中精力搞自己的現代化建設。

　　為爭取一個有利於和平與發展的國際環境，鄧小平繼承恢復了周恩來求同存異的外交思想。他明確指出，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要從國家戰略利益出發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要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異同，不計較歷史的恩怨，不搞意識形態的爭論，按照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展同所有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實行對外開放，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科技合作與文化交流，促進各國的共同發展與繁榮。這些無不體現著求同存異的思想光輝。１９９５年１２月，錢其琛在一次關於鄧小平外交思想的講話中，指出鄧小平同志實事求是、求同存異、以理服人、不妄自尊大、不怕鬼、不信邪，在國際上樹立了我國新的庄嚴形象。這是對鄧小平外交風格的真實寫照。

　　鄧小平不僅繼承恢復了周恩來求同存異的外交思想，而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根據不斷變化了的國際國內形勢，又對這一思想不斷加以發展，主要表現在：

　　（一）實行對外開放戰略。他指出，在今天這樣一個科技飛速發展，經濟生活日趨國際化的社會裡，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毛澤東和周恩來在解放初期也曾設想過學習西方先進科技和管理經驗，和西方做生意，但由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們實行封鎖以及后來我們自己的失誤，我們曾經一度孤立於世界經濟發展大潮之外。總結歷史經驗，鄧小平指出，我們必須實行對外開放，實行全方位開放。而實行對外開放，沒有進一步的求同存異的膽略和勇氣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通過實行對外開放，加速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和綜合國力的壯大，使我們更具有抗干擾能力，又會增強我們實行求同存異的底氣和實力。因此，實行對外開放戰略是新時期對外求同存異的一大體現。

　　（二）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發展同所有國家的友好關系。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國際風雲劇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聯合制裁我國。鄧小平綜觀全局，指出，不管國際形勢如何變化，我們都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從容發展同所有國家的友好關系。要韜光養晦，少說多干。發達國家對我們始終是有戒心的，我們的態度是，朋友還要交，但心中要有數。不隨便批評別人，指責別人，過頭的話不要講，過頭的事不要做。為此，我們一不要做第三世界的頭，二也不要去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心的大旗，以免使自己陷入極其被動的境地。鄧小平的主張使我們避開了國際斗爭的風口浪尖，避免了意識形態領域的爭論和與西方世界的對抗，在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既堅持原則，頂住壓力，又務實靈活，求同存異，很快打開了新的外交局面，同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及東歐各國建立了新型友好合作關系，西方各國也主動緩解了同中國的緊張關系。我國的外交工作在國際風雲變幻的條件下不斷勝利前進，這是鄧小平在新時期求同存異的一大杰作。

　　（三）一國兩制。“一國兩制”是鄧小平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實現祖國統一的科學設計。“一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台灣、澳門都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兩制”是指中國大陸主體實行社會主義，香港、澳門、台灣與大陸統一后可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一國兩制”從本身來講就有同有異，同就是“一國”，即國家主權，異就是“兩制”，就是不同的社會制度。通過這一求同存異的構想來解決歷史遺留問題。香港的順利回歸，已經使這一構想變成了現實。周恩來把求同存異用於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上，鄧小平又成功地把兩種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意識形態的地區統一在一個國家體內，互利合作，共同繁榮與發展。前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把這一構想稱為“沒有先例的天才創造”。聯合國秘書長也盛贊此舉為其他國家樹立了一個解決歷史爭端問題的成功范例。

　　（四）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這是新時期鄧小平通過求同存異解決領土爭端的新思路。７０年代末，鄧小平訪問日本，在談到中日兩國在釣魚島歸屬問題上存在的爭議時指出：有些國際上的領土爭端，可以先不談主權，先進行共同開發。８０年代中后期，他在會見菲律賓客人時針對南沙群島問題又提出這一想法。這一想法的含義有：1．主權在我﹔２．對領土爭議，在不具備解決的條件下，可以先不談主權歸屬而把爭議擱置起來﹔３．對這些有爭議的島嶼，對其附近海域雙方可以進行共同開發﹔４．共同開發的目的是，通過互利合作增進相互了解，為最終合理解決主權爭議創造條件。

　　這一新思路得到了東南亞有關國家的積極回應。１９９５年７月錢其琛與東盟外長舉行會談時，闡述了中國的上述立場，印尼外長阿拉塔斯代表東盟７國發言表示，對中國提出的關於在解決分歧之前暫時擱置爭議、開展互助合作的立場表示贊賞。在此前后，我國先后與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三國達成一定的共識，取得一定的成效。實踐証明，鄧小平提出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求同存異主張是可行的。

　　（作者單位：中共河北省委黨校）

　　注 釋：

　　①、⑥《開國總理周恩來》第１８５頁、第３０４頁。

　　②、③、④、⑤、⑧、⑨、11、12、14、15《周恩來外交文選》第６頁、第81一８２頁、第１２１-１２２頁、第 １７５-１７６頁、第 １４５頁、第１９６頁、第３８０-３８１頁、第４９３-４９４頁、第３２７頁、第１２９頁。

　　⑦《周恩來在萬隆--亞非會議上中國共產黨的外交》。

　　⑩、13《研究周恩來一外交思想與實踐》第３５７頁、第４７頁。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