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到上鋼一廠視察 自己花錢買飯菜

　　周恩來總理是當代杰出的偉人。他作為我們黨、國家和軍隊的創建人、奠基人和主要領導人之一，在中國革命歷史上建立了不朽的功勛。我在1952年調到上海工作，直至1975年調離上海的二十幾年時間裡，從親身的接觸和大量的見聞中，強烈感受到周總理胸懷全局、高瞻遠矚的偉大風范，感受到他對上海各方面工作給予的熱情關心和支持，對上海廣大干部、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經常親切地關懷和教導。滔滔東海浪，激蕩萬人心﹔滾滾浦江水，難訴思念情。周總理雖然離開我們了，但他為黨和人民鞠躬盡瘁的崇高形象，至今仍然深深銘刻在我們心中。

　　他對上海寄予殷切的期望

　　周總理對上海有著深厚的感情。大革命時期，他作為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兼上海區委軍委書記，領導上海工人舉行了第三次武裝起義，在中國革命斗爭史上寫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抗戰勝利后，他率領中共代表團在南京、上海同國民黨進行了公開的和隱蔽的斗爭，揭露了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的陰謀。新中國成立，他是人民共和國的總理，政務繁重，日理萬機，但他始終關注著上海的建設和發展，對上海的工作給予重要的指導和支持。在上海的一次座談會上，周總理曾深情地說過：上海有廣大的工人群眾，有各方面的專家，希望上海成為帶動全國的先進城市。這表明了他對上海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視，對上海的干部和人民寄予殷切的期望。

　　建國后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為了改變當時我國工業大約70％集中在沿海的狀況，重點建設項目基本上都安排在內地，上海這個老工業基地沒有一個重點建設項目。上海歷來以輕紡工業為主，基礎工業比較薄弱。怎樣把上海這個老工業基地的作用充分發揮出來，成為當時上海市的主要領導陳毅、劉曉、劉長勝等同志反復思考的課題。1956年，毛主席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的重要講話，其中專門闡述了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根據這個講話精神，上海市委提出了“充分利用、合理發展”上海工業的方針，並經上海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周總理肯定了這個方針，並給予了許多具體的指示和支持，上海從此出現了有計劃發展工業發展新興技術的局面。在不算很長的時間裡，上海的廣大職工和科技人員，陸續制造出我國第一台萬噸水壓機、第一個雙水內冷汽輪發電機組﹔開始了氣象火箭、導彈、核電站以及人工合成胰島素等等重大研制工作﹔初步建設了嘉定科學城，建設了閔行、桃浦、彭浦、吳涇、高橋、吳淞 、漕河涇、安亭等等工業區﹔發展了電子、計算機、激光等新興工業。特別要提到的是，上海第一條黃浦江隧道的建設，是周總理親自過問過的。他還實地視察，對隧道的進口、出口以及長度、高度都作了具體的指示。籌建上海地下鐵路工程也得到了周總理的極大關注。地方出錢、中央幫助，每年搞一、二公裡的建設方針，就是他親自提出和批准的。他還到現場看過，對地下鐵路的通過路線作過具體的指示。大量事實証明，當年上海工業的發展和經濟建設的成就，無不凝聚著周總理的心血！

　　建設副食品生產基地，做好全市人民的生活供應、后勤服務，這對於我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來說，是一項穩定經濟、安定社會的重要任務。50年代末，上海隻有東郊、西郊、北郊等三個郊區，面積很小，要發展副食品生產，特別是要保証市區的蔬菜供應，比較困難。黨中央、國務院很重視這個問題，經過研究，最后由周總理親自批准，將與上海毗鄰的江蘇省鬆江專區和崇明縣劃歸上海，從此上海逐步發展為10個郊縣（現在撤銷了寶山縣，還有9個郊縣），使上海建設副食品生產基地有了更好的條件。上海人民當年很難想得到，在這樣一些事關上海全局利益的問題上，敬愛的周總理日日夜夜操了多少心啊！

　　1963年1月29日，周總理出席了上海市科委討論科學技術工作發展方向問題的會議，並在會上發表了重要的講話，第一次提出了科學技術在建設四個現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周總理以明快有力的語調對大家說：“我們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們祖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於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並強調指出“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的主要要求是：實事求是，循序前進，相互促進，迎頭趕上”。他語重心長地說：“上海，作為我國最大的工業城市和科學技術的重要基地，我們對上海科技界寄予深切的期望。希望上海的科學技術界在實現四個現代化中作出應有的成績。”我同當時在場的曹獲秋同志和許多干部、專家、科技工作者，都從周總理的講話中受到了極大的鼓舞，同時深感肩負著重大的責任。周總理在上海科技人員中有許多熟悉的朋友。他經常同他們親切交談，傾聽他們的意見，並且為他們創造必要的工作和生活條件。60年代，我們就是按照周總理的指示，進口了一批科研設備，改善和加強了上海的科研條件。

　　周總理對上海教育衛生事業的發展，同樣十分重視和關切。教育衛生方面的不少問題，幾乎都是在周總理的直接關心下順利解決的。50年代中期，中央決定把沿海地區的一些重要大學相繼遷往內地。同濟大學醫學院遷往武漢，上海醫學院分一部分搬到重慶，交通大學准備全部搬到西安。當時，交通大學要全部搬遷確有不少困難，還會直接影響某些正在順利進行中的科研項目。這些情況反映到中央，引起了周總理的重視。他召集上海市、陝西省和高教部的同志開會，最后由他決定，在上海和西安同時辦兩所交大，上海交大遷一部分系支援西安籌建新交大，並對做好內遷的教職員工及其家屬的安頓工作作了指示。如今，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都是國內外享有聲譽的重點大學，這是同周總理的正確決策和具體指導分不開的。60年代中期，周總理在聽取了關於上海計劃工作的情況匯報以后，指示我們要注意衛生事業的發展，還專門交代了試制避孕藥的任務。當時，上海市的人口出生率一直控制得比較好，曾受到周總理的表揚。這次談話時，他又強調了計劃生育的重要性，還要求在研制避孕藥時，注重藥效和質量，保証使用者的身心健康和安全。

　　在周總理的倡導下，當年有過一個著名的口號，叫做全國一盤棋，全國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國。上海是一個工業城市，工業生產的主要原材料，市區的糧食和許多副食品的供應，基本上依靠兄弟省市的支援。許多兄弟省市都把上海看作是全國的上海，對上海提供了極大的援助。1960年夏天，正是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我在北戴河參加中央第三次城市工作會議。當時上海嚴重缺糧，根據上海和各省協商的數字，大約還缺糧4千萬公斤至5千萬公斤。當我匯報這個情況后，周總理立即同意再幫助解決5千萬公斤，並決定請華東各省多支援一點。他還親自找幾個省的負責同志具體商談。江西省可以多給上海一點糧食，但那裡交通不便，運輸困難。根據周總理的指示精神，上海成立了華東調糧指揮部，並請解放軍部隊出動數百輛運輸卡車，把分散的糧食集中到鐵路線上，運來上海。對於上海支援全國，周總理同樣十分重視和嚴格要求，明確指示這是上海的一項重要任務。當年上海支援全國，一是物質產品，二是建設人才，三是遷廠遷店。僅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上海經過國營商業部門調往全國的工業品總值，就達到200億元左右。上海上繳給國家的稅利數額很大，每年上繳中央的財政收入（包括中央在上海單位的上繳數），約佔全國總收入的六分之一。這是上海對國家、對各地的很大支援，是上海人民對全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重大貢獻。

　　周總理組織和安排全國兄弟省市支援上海，同時要求和部署上海從多方面支援全國，都不僅僅是為了充分發揮上海這個老工業基地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著眼於全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大局，促進和支持全國經濟建設的更好發展。全國支援上海和上海支援全國是互相緊密聯系的，忽視哪個方面都不行。我們今天重溫周總理的有關教導和回顧他的偉大實踐，仍然深感它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他是堅持實事求是的楷模

　　周總理一貫堅持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態度，在這方面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他善於從實際出發，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指導，許多重要決策和原則指示都是在傾聽干部和群眾的意見，對實際情況進行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作出的。1952年3月，華東局給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反映當時青工技術力量薄弱的情況，提出了提高工人技術水平的建議。周總理基於對工業企業和工人隊伍狀況的深刻了解，對這份報告極為重視。他在報告上親筆批示，請李富春等中央負責同志迅速“研究其可能性及全國實施方案”。后來，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支持指導下，上海大力推行了提高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技術水平的辦法和措施，收到很大成效，這些辦法和措施也在全國各省市相繼實施，培養了一大批工人技術干部，普遍提高了廣大青工的素質。1956年7月前后，周總理冒著酷暑，風塵仆仆地來到上海進行調查研究。當他深入一家鋼鐵廠的轉爐車間視察生產情況時，看到車間爐前工人操作時汗流滿面，就非常關切地詢問車間負責人：車間的溫度有多高？車間負責人回答：有40多度。他馬上提出疑問說：我在夏天到過熱帶地區，那裡的溫度就有40幾度，但還沒有你們這裡這麼熾熱。他隨即指示要關心工人的疾苦，改善工人的生產條件，做好夏季防暑降溫工作。周總理回到北京不久，國務院就向全國發出了《工業企業必須認真做好防暑降溫工作》的緊急通知，並督促各地迅速做好這項工作。上海工廠企業的防暑降溫工作，很快得到了改善和加強。

　　周總理對農業生產的關切，對吃飯問題的重視，同樣在許多看來平常、具體的事情上表現出來。1963年4月間，周總理陪同外賓來到上海，在參觀馬陸人民公社時，他利用這一短暫時間，不但找於部了解實際情況，還深入田頭與社員親切交談，詳細詢問農業生產、農民口糧及公社經濟等情況，實地觀察油菜、小麥、棉花的長勢，鼓勵農民搞好生產，發展經濟，努力提高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周總理的親切關懷和指示當時傳遍了整個上海郊區，大大鼓舞了廣大農村干部和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周總理對上海科技、教育、文化、藝術、衛生等方面的重要情況，真是了如指掌，對這些方面工作提出的要求，總是那麼切合實際，這自然是同他注重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分不開的。1956年12月，周總理出席上海科技界的一次座談會，有人提出上海應當有一個科技活動的場所，他認為符合實際需要，當場表示贊同。后來，市委決定把南昌路上的一座花園樓房改建成科技人員的活動場所，周總理知道了很高興，並由陳毅同志題寫了“科學會堂”四個大字。50年代，周總理有一次來到上海，不久就了解到“大世界”游樂場有個揚劇演員顧玉君的唱功做功都很好。我們特地請這個演員到文藝會堂演唱了一場，並請周總理觀看。我們在上海卻不了解這位演員的情況，面對周總理如此細致入微的優良作風，不禁感到慚愧。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的頭條顯著位置刊登了一篇重要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這篇社論是根據當時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和周總理主持的國務院會議精神寫的。強調“在反對保守主義和急躁冒進的問題上，要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指出“正確的工作方法，就是要使我們的計劃、步驟符合於客觀實際的可能性”。從當時的實際情況來說，這篇社論很有針對性，也很有指導意義，充滿了實事求是的精神。然而，就是這篇社論，卻引起了當時那些總想“超越了客觀情況所允許的條件去計劃自己的行動，去硬辦一些一時還辦不到的事情”的同志的不滿。當時上海市委那位主要領導人也借機流露不滿情緒。由此可見，堅持實事求是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存在著尖銳斗爭的。

　　周總理經常告誡黨員干部要有勇氣面對現實，面對錯誤，有錯誤不怕揭露，要勇於承認和改正。他自己幾十年來更是一貫嚴以律己，言行如一，對工作中的個別失誤，總是認真檢查，從不強調客觀原因。這也正是他堅持實事求是精神的生動體現。1957年12月和1963年1月，周總理先后兩次在上海同參加第三次武裝起義的老工人和先進生產者座談。每當回憶到當時受到“左”傾路線的影響，使我黨和上海工人階級的力量遭到重大損失時，盡管事隔多年，周總理還是感到內疚，認為政治錯誤屬於領導者，“屬於我們這樣的人”。1962年2月，在北京召開了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當時全國仍未從三年經濟困難中完全擺脫出來，而各地又在搞大規模的基本建設，並且相互攀比，情況相當嚴重。上海不僅沒有堅決實行調整，而且還在強調不符合實際的超高速度，特別是1960年的工業總產值在前兩年已分別增長50％和40％的基礎上，又提出了增長45％的高指標，對其他省市產生了不良影響。針對這種狀況，劉少奇同志在會議一開始就在發給大家討論的報告稿中批評了上海。當時上海市委的那個主要負責人自己好大喜功，主觀自負，卻指責別人“保守”，對少奇同志的批評始終採取回避、沉默的態度。我和曹獲秋同志在會上再也坐不住了。在上海代表團會議上，我代表市委作了檢查，獲秋同志代表市政府作了檢查。周總理看了簡報深感滿意，很有感慨地說：“好久沒有聽見上海市委同志作自我批評了！”周總理在大會結束時作了發言，強調指出“不按客觀規律辦事，就要受客觀規律的處罰”，同時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評，把他在當時的客觀形勢下所作的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報告”中指標過高的責任歸於自己。他那情詞懇切的自我批評，實際上減輕了中央各部門和地方的壓力，同時也作了表率，希望各部門、各地能作自我批評，汲取經驗教訓。周總理的這種實事求是，光明磊落，對黨和人民的利益高度負責的高尚品格和思想作風，給了我們極為深刻的教育。

　　1957年4月下旬，上海《解放日報》刊登了記者採寫的《周恩來總理在杭州迎候貴賓時，笑談“城牆”與官僚主義》的重要報道。周總理當時指出：“領導人應該聯系群眾，別讓‘城牆’把自己和群眾隔開。”早在1956年7月周總理在上海市第一次黨代會上就曾強調提出“必須同官僚主義作斗爭，經常反對官僚主義”。他還說，“如果在中央呆久了，又不接觸群眾和實際，就會比地方容易犯官僚主義”。這就清楚地告訴我們，深入實際，調查研究，認真傾聽干部和群眾的意見，對堅持實事求是，減少和避免產生官僚主義，有著重要的意義。1963年5月，我國自行設計和制造的第一艘萬噸級遠洋貨輪，在航行日本的航程中沉沒，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關注。周總理得知這個情況后，立即趕來上海親自部署調查工作，並指示海軍艦隊和上海打撈部門的正職領導干部要參加一線調查。當時的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同志就作為領隊親自參加了調查。周總理還登上艦艇，看望參加出海勘察的人員，囑咐他們一定要把事實真相弄個水落石出，以有利於汲取經驗教訓，更好地發展遠洋運輸事業。

　　腳踏實地敢求是，心底無私境界高。周總理所以能夠在實事求是方面成為我們的楷模，正是因為他胸中毫無私心，而隻有黨和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周總理的最偉大之處就在這裡，我們向周總理學習的最重要之處也就在這裡。

　　他真誠地關心干部、知識分子，熱愛人民群眾

　　真誠地關心干部，關心知識分子，熱愛人民群眾，對周總理來說，包括他未擔任總理之前，真是數十年如一日，可謂澤被天下，感人肺腑。

　　周總理不僅關心在中央工作的干部，也關心在基層工作的干部﹔不僅關心擔負一定領導工作的知識分子，也關心各條戰線的廣大知識分子﹔不僅關心干部和知識分子的工作和思想，也關心他們的生活和健康。許滌新同志是個經濟學家，曾在陳毅同志和潘漢年同志的領導下，從事上海工商界的統戰工作和“五反”運動的具體工作。“五反”運動后期，滌新同志在北京開會。一個星期天，周總理特地約他一起去游頤和園，說他工作辛苦了，表示慰勞。滌新同志生前講起這件事，還總是要動感情。我們許多同志都遇到過類似的情況，都聆聽過周總理充滿革命情誼的話語，今天回想起來也都還禁不住心情的激動。1957年，周總理在上海縣視察時，碰到了一個當地農村黨支部的女書記。她那時27歲，還沒有結婚。周總理親切地對她說：“國家大事、支部工作要搞好，你自己的事也要考慮呀！”三年之后，周總理重來上海，還特地派秘書找到她，了解農村的生產情況，詢問她是否已經成家。周總理對民族工商業者同樣是廣泛聯系和經常關切。“五反”運動中，周總理多次問到上海工商界人士的情況和態度，運動結束階段，上海工商界一些頭面人物如盛丕華等先生的定性，都是由周總理最后親自批示同意的，團結了大多數，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周總理對廣大知識分子關懷備至，體貼入微，這是在黨內外一致公認的。建國初期，中央有關部門要調著名的歷史學家顧頡剛去北京中科院歷史研究所工作。當時出於誤傳，說顧頡剛先生要求每月薪金500萬元（指舊幣），不然就不去北京。這件事被周總理知道了，他不但不生氣，反而說：中國有幾個顧頡剛？他要500萬就給500萬嘛，但一定要請他到北京來。顧頡剛聽說這個情況后深為感動，向有關領導說明並無要高薪的意思，表示馬上進京。顧頡剛先生事后感慨地說：“我從周總理的身上，看到了團結大多數人一道工作的真正共產黨人的光輝形象。”1962年3月，周總理先后幾次談到知識分子問題，明確肯定了我國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是“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還指出要正確對待知識分子，信任他們，幫助他們，改善關系，要解決問題，要承認過去有錯誤，承認了錯誤還要改。他在上海的知識分子中有許多熟悉的朋友，每一次來到上海，他總要在百忙中抽出時間，找他們坦誠交談，了解情況，傾聽意見，還常常即席發表 自己對有關問題的見解，同大家商討。上海的文藝界，無論是文學、戲曲、音樂、舞蹈、美術、電影等等，建國以來創作的許多優秀作品和演出的許多優秀節目，幾乎都得到過周總理的關心和指導。許多著名的文藝工作者，都把周總理作為自己的知心朋友，把自己的喜悅和苦悶毫無顧忌地向他訴說。周總理也總是利用各種場合同他們接觸，還到他們家裡作客，勉勵他們更好地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周總理對新聞界同樣是十分關心體貼的。他每次在上海機場迎送外賓，總是為在場的記者提供方使的條件﹔一些記者在採訪重要會議時，周總理經常叫他們坐到靠近的地方，以便詳細記錄。上海不少記者撰寫的重要稿件，隻要是請周總理審閱，他都要親自拿起毛筆細心修改，連記者在匆忙中寫下的潦草字跡也不放過。上海新聞界一些同志的書櫥裡或影集中，至今還保存著周總理修改他們稿件的手跡，保存著周總理同他們的合影，成為他們努力做好新聞報道的力量源泉。

　　滴水可見太陽，偉大寓於平凡。在上海許多了解情況的干部和群眾中間，周總理熱愛人民的幾個故事，至今仍被廣為傳頌：

　　1956年7月和1958年7月，周總理先后四次到上鋼一廠視察並參加勞動。有一次，周總理在上鋼一廠視察生產情況，到吃午飯的時候，許多人都等候在准備好的飯桌旁邊，周總理卻不見了。大家焦急地到處尋找，找到工人食堂，沒料到周總理自己買了5分錢的卷心菜、1分錢的湯和2兩白飯，正在高興地邊吃邊和周圍的工人親切交談。准備好的飯菜隻好撤去。

　　這一天，周總理還來到這家廠的二轉爐車間，健步登上行車，對行車駕駛員說：“老師傅，我向你學習開行車來了！拜你為師。”話剛說完，他就真的在老師傅的指點下學著開了起來。1958年7月14日，我陪同周總理到上鋼三廠，看望戰斗在生產第一線的工人群眾。來到平爐爐台，他緊緊握住老工人的手，從學習、工作問到生活﹔從澆鋼場來到軋鋼機旁，他看到操作工人汗水直流，灰塵滿面，就從自己的口袋裡拿出手帕，親自給工人擦汗。當天深夜，周總理又一次來到這家工廠，視察工人創造的小、土機床加工中板軋機的大機架，熱情贊揚工人們的實干精神。

　　1965年7月30日，周總理到上海大中華橡膠廠視察，正好碰上瓢潑陣雨。他走下汽車，米黃色的紡綢短袖襯衫和淺灰色的長褲很快就濕透了。望著大雨中的周總理，職工中傳出了“快給總理送傘”的聲音。一位廠領導跑上前去給周總理送命，他抬起手把傘擋開，和藹可親地說：你們不打傘，我也不用！一位工人技術員又手持雨傘奔向周總理，他又揮揮手，對送傘的同志說：先讓后面的群眾撐！一位老工人急了，接過雨傘，躍出人群，奔到周總理背后為他撐傘，他再一次謝絕了，並說：給別人撐吧！周總理就這樣冒著大雨，穿過歡迎人群，視察了一個又一個車間，仔細地詢問了生產情況，親切地同工人交談。時隔8年，1973年的9月，周總理在上海虹橋機場冒雨為外賓送行后，又繞場同前來歡送的群眾揮手告別。他這時的健康狀況已不好，大家多次要給他打傘，但都被謝絕了。他還特地囑咐工作人員，一定要給雨中的群眾多喝點姜湯。當時誰會想到，這竟是敬愛的周總理同上海人民最后的一次揮手告別啊！

　　周總理對婦女工作是很重視的，對廣大婦女是很關心的。1957年12月下旬，周總理在上海市婦聯召開的座談會上發表講話，說主婦是一個家庭的內閣，她是管家庭經濟生活的“財政部長”，是把家裡打掃得干干淨淨的“衛生部長”，是關心裡弄治安工作的“公安部長”，又是管孩子教育的“教育部長”，還是搞社會活動的“外交部長”，除“國防部長”的事務要丈夫多管一些外，婦女在家裡是包辦內閣。他的話講得既深刻又風趣，引起了全場婦女干部的陣陣笑聲，大家都感到格外溫暖。1963年1月30日，周總理和鄧大姐一起出席了上海各界婦女的春節聯歡晚會，鄧大姐在講話中，希望婦女加強團結，和上海人民一起，在完成黨和國家提出的任務中做出出色的貢獻，再一次表達了他們對廣大婦女的愛護之情。

　　周總理對干部群眾的關心愛護，是同對干部群眾的嚴格要求緊密結合起來的，是以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為目的的。《周恩來選集》（下卷）中就有一篇關於《過好“五關”》的重要講話，對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提出了嚴格的要求。這個過好“五關”的問題，他在上海多次給廣大干部提出過，也同知識分子、民主人士和他們的親屬講過。周總理講的“五關”，就是思想關、政治關、社會關、親屬關和生活關。他說，一般總是講思想、政治兩關，我特別提出后三關，是因為中國這個社會極其復雜，我們還有改造社會的責任。他還指出，“對個人來說，這‘五關’不是一次就能過了的，而是長期的。我們的領導干部要認真對待，嚴格要求自己，一步一步地過好‘五關’”。周總理的這番話，真是苦口婆心，發人深思。周總理同時又大力倡導發揚民主，開展不同意見的爭論。他在1956年上海市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就提到唱“對台戲”問題。記得他當時說，應當“允許唱‘對台戲’，當然這是社會主義的‘戲’。我們共產黨人相信真理越辯越清楚”。他還說，“唱‘對台戲’就是從兩個方面看問題，來完成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他在1957年4月29日上海干部大會上的講話中還說到，“共產黨一方面是個領導的黨，另外一方面應該承認領導黨也還是有缺點的”，“需要人家幫助和督促。如果自以為是，自滿了，那就使黨要退化了”。周總理的這些話，強調了兼聽則明、發揚民主的重要性，說得何等深刻！一方面要求過好“五關”，另一方面允許唱“對台戲”，反映了我們政治生活中既嚴肅又活潑的辯証關系，今天對於我們仍然有著重要的啟示。

　　他是驚濤駭浪中的中流眼往

　　1966年，正當社會主義建設重新順利發展的時候，一場巨大的災難降臨到中國的大地上，“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周總理當時年近古稀，處於逆境，但為了黨和國家的命運，為了人民的利益，仍然官衣旰食、嘔心瀝血地處理各種大事，爭取盡量減少動亂造成的損失。

　　1966年9月上旬，北京不少“紅衛兵”南下，包圍並沖擊原上海市委的所在地，市委無法工作，面臨嚴重困難。在那些令人焦急的日子裡，我們多麼盼望聽到中央的聲音啊！就在這時，周總理對一支經他同意的南下“紅衛兵”堅定地表示：“上海市委是革命的！”周總理還在電話中具體指示，“不准紅衛兵進辦公室、機要室”。隨后，他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指示當時的華東局、上海市委並告北京市“紅衛兵南下兵團”、北京市各大中學校在滬的其他“紅衛兵”組織，迅速結束在上海的活動，返回北京。后來我們才知道，這一電文是周總理親自起草和批發的。為了保護上海的廣大干部，維護當時上海市委的工作秩序和上海的社會安定，周總理真是煞費苦心。

　　但是，動亂並未由此終結，而是越來越嚴重。上海不少工廠停工了，學校停課了，作為南北鐵路大動脈的樞紐--上海鐵路也癱瘓了。在“安亭事件”后的1966年12月31日下午，北京傳來消息，說中央決定要我出來工作，首先整頓鐵路秩序，總理將直接給我打電話。我當時還在病休中，但一聽說是中央的決定，周總理還要直接指示，我就立即趕到原上海北站了解情況，做各方面的工作，找制造鐵路交通中斷的人做工作。次日凌晨3時，我在北站鐵路公安局內聽到了周總理的聲音：“丕顯同志，你好嗎？中央決定要你出來工作，上海一定不能亂，南北鐵路交通一定不能斷……”我問候了總理，緊接著說：“我現在已在鐵路局了，我們正在做工作，力爭明天通車。”當時離天亮隻有兩個小時，雖然萬分緊迫，但第二天還是通車了。我在電話裡問候周總理的時候，他還說：“我就是睡覺太少了！”誰知這次通話以后，我就再沒有能直接聽到他那洪亮的聲音了！

　　在全國大動亂的日子裡，周總理警覺到許多負責千部、著名人士和各方面代表人物，很可能受到攻擊或傷害。他發揮出極大的機智和才能，想盡各種辦法保護他們。周總理這種對同志對朋友高度負責、赤誠相待的崇高精神，我們這些從動亂中活著過來的人，都有切身的感受。今天在《周恩來選集》中，我們就可以看到1966~1974年“關於保護干部的若干文電”的珍貴歷史材料。上海的一些知名人士和代表人物，例如著名音樂家賀綠汀等，當他們受到殘酷迫害的時候，周總理就曾問到他們的情況，為他們說過話。這些知名人士和代表人物能夠度過十年動亂，怎能不對周總理滿懷由衷的感激之情！

　　在驚濤駭浪之中，周總理還保護了許多知識分子、基層干部和普通黨員、一般群眾。“文革”初期，周總理就曾專門要上海市科委將應予保護的科學技術人員的名單送到北京，並要求逐一落實保護措施。上海有位戚鋅音同志，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下掩護過我黨領導人，並深知江青的底細，解放后曾在上海郊縣工作和生活。就是這樣一位對黨懷有深厚感情的同志，在十年動亂中也處境危險。周總理十分關心她，親自安排她到北京加以保護，使她免受沖擊。1966年12月，錦江飯店的“造反派”制造了一起停電事故，使外賓半天無法乘電梯下樓。“造反派”事后卻把破壞的罪名硬栽到當時當經理的任百尊同志頭上，並將他揪到北京批斗。周總理知道后，當面指出任百尊的情況他了解，要任百尊回上海繼續抓工作。一些作家、演員、醫生、護士和周總理熟悉的普通工作人員、服務員，隻要他們是為黨和人民做了工作的，在危難之際周總理都沒有忘記他們，都想方設法保護他們。

　　周總理雖然盡一切可能保護許多知名人士，保護干部和人民，但他們中間的許多人，還是沒有能夠免遭磨難。這是時代的悲劇。周總理雖然未能親手扭轉這場“史無前例”的動亂，但他卻以高度的堅毅精神，盡可能減輕了這場動亂造成的破壞和影響。這是歷史的結論。我們把周總理稱之為驚濤駭浪中的中流砥柱，他是當之無愧的。十年動亂時期是周總理艱難而頑強地走完了自己生命途程的最后十年。1976年1月8日，周總理不幸與世長辭。千秋功過憑誰說？億萬人民有定評！ 敬愛的周總理的骨灰雖然撒在了祖國的江河裡和土地上，但北京萬眾佇立長安街向他揮淚告別，全國和上海人民胸佩白花表達對他的無限哀思，正是表明不朽的偉人在不朽的人民心中奠立了不朽的豐碑！

　　他的崇高形象永遠銘刻在人們心中

　　翻開上海的歷史篇章，可以說許多重大的問題和決策，都曾受到周總理的關心、支持和指引。回顧我自己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也可以說凡是重要的歷史時期和轉折時刻，無不得到周總理的教誨，無不感受到他的強大精神力量的影響。

　　半個多世紀前的1932年，我在福建省團委工作時，第一次看到周總理，他已經是一個受到敬重的我們黨和軍隊的主要領導人，而我還是一個年僅16歲的青年。第二年，我到瑞金團中央工作。周總理是中央軍委主席，我經常有機會遇見他，感到他形象英俊，威望很高，對同志特別是對青年循循善誘，平易可親。抗戰初期的1938、1939年，我先后在武漢、重慶又看到過周總理，他在嚴酷的斗爭環境中泰然自若，不知疲倦地為黨和革命事業工作。建國前后，無論是在蘇中、蘇北、華中工委還是在蘇南、上海市委的戰斗崗位上，我和許多同輩人一樣，經常得到周總理的具體指導。

　　1966年春天，經醫院檢查，我被確診患“右側鼻咽部原位癌”以后，立即受到了周總理的親切關懷。當時，中央在收到上海市委3月2日關於我的病況和治療方案的請示電報以后，3日凌晨1時立即復電批示，“同意來電所提治療方案”，特別提到“在整個治療和間斷休息期中，望丕顯同志安心靜養，相信負責專家一定有把握將這初期鼻咽癌治好”。這個批示由魏文伯同志代表組織給我傳達時，我很感動，但還不知道這是出於周總理的親筆。直到最近，我看到了周總理批示電文的熟悉手跡，就仿佛看到了周總理深夜燈前伏案疾書的情景，激動之情久久難以平靜。同年5月，周總理和鄧小平同志路經上海，專門到醫院探望過我。同年8月，周總理又一次路經上海。他在機場還問我愛人謝志成：“阿丕在治療、病休中聽不聽醫生的話呀？”聽到回答“還是聽話的”，他才笑著說：“這我就放心了。”這當然不是敬愛的周總理同我個人的感情問題，而是他親切關懷和備加愛護廣大干部和同志的又一個生動的體現。終生遺憾的是，當周總理在十年動亂的后期病重住院的時候，我竟不能前往探望和問候，聆聽他的教導和囑咐。周總理不幸病逝后，我參加了向周總理遺體告別儀式和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追悼大會，面對披著黑紗的周總理遺像，實在悲痛得難以自持。

　　我和許多同輩人一樣，越來越感覺到：周總理是參天的大樹，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前輩，我們只是在他的培養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后人﹔周總理是德高望重的師長，我們只是在他的領導和指引下擔負一定工作責任的學生。敬愛的周總理過去是我們的學習榜樣，今天仍然是我們的學習榜樣。

　　鬆柏長青，精神不老﹔哲人已逝，風范長存。我們堅信，隻要認真學習和發揚敬愛的周總理的優良品格和思想作風，並且把它一代一代傳下去，我們黨的事業就肯定大有希望，上海和全國的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就肯定會取得勝利！

　　《我們的周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