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嚴守保密紀律 未向鄧穎超透露研制原子彈情況

　　1925年，我在家鄉參加革命活動時，就知道周恩來是第一次大革命的領導人。大革命失敗后，我在上海從事地下黨工作，他又是我們黨中央的領導人。

　　1930年，我在紅十四軍，在一次戰斗中左手腕被打斷，地下黨江蘇省委秘密把我送到上海治傷。傷愈后，我請求到江西蘇區繼續參加紅軍，省委把我的關系轉到中央軍委。軍委派來的聯絡員帶走了我的請求，幾天后他來對我說：“恩來同志的意見，你的手受了重傷，不宜再當紅軍，還是留在上海繼續做地下斗爭為好。”我抑制不住急切的心情，伸出手給他看：“我的傷已經好了。再說，受傷的是左手，即使左手斷了，還有右手，不妨礙打槍作戰。”然而中央軍委領導人的意見怎麼能隨意改變呢！我不得不准備留在上海。

　　不料，一個星期后那位聯絡員又來對我說：“恩來同志同意了你的意見，他祝你一路順風！”

　　我被深深感動了，恩來同志竟然能理解一個青年人要求到蘇區紅軍去的迫切心情，並幫助這個與他意見相悖的青年實現意願。這成為我以后在漫長的革命道路上能夠從事軍隊工作的一個關鍵。

　　后來，在江西瑞金我又見到了那位軍委的聯絡員--紅軍學校政治部主任歐陽欽同志。我向他打聽恩來同志，希望能早日見到他。

　　1932年，聽說恩來同志到了瑞金，我便跑去看他。映人眼帘的首先是一把大胡子。這是一張十分年輕英俊的面容。

　　“你就是……？”

　　“我是周恩來。”他握著我的手說：“請問，你是哪一位？”

　　“我是在上海請求你批准我到江西來的左手受傷的張愛萍。”

　　“噢！原來是你。”他拉起我的左手，撫摸著，打量著：“完全好了嗎？”

　　“全好了，可以打籃球、攀單杠。”

　　“呢？好！”他捋著長髯，朗朗地笑了。

　　后來得知由於國民黨反動派認識他的人很多，為了便於隱蔽留了大胡子，人稱美髯公。

　　中央蘇區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后，我調到少年先鋒隊中央總隊部任總隊長。少先隊的總黨代表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同志兼任。從此，我和他在工作中有了直接接觸，親身受到他的教益。當時，形勢緊張，恩來同志十分繁忙。我們這些年輕的同志都決心多做工作，盡可能不加重他的負擔。可第一天的深夜，他就打來電話找我過去。當我來到他那座落在竹叢樹林間的小屋時，他剛剛處理完軍委的工作，臉上滿是倦容，我想簡明扼要地匯報完工作好讓他早點休息，可他卻一點一點問得很細，還很認真地談他的意見。在我們結束談話時，窗櫺上已經映照了曙光。此后，我便常常在夜裡他來電話后，從小山坡向他那間閃耀著熠熠燈光的小屋走去，常常在搖曳的竹影裡和他一起迎來黎明。

　　我把恩來同志不顧疲勞，徹夜工作的情景講給少先隊的同志們聽，全隊同志都深深感到總黨代表的關懷，並從他的工作精神中得到極大的鼓舞和力量。

　　按照恩來同志的意見，我們開展了“保衛蘇維埃、保衛土地革命的勝利果實是每一個蘇區公民的神聖職責”的思想教育，使少先隊員們更加自覺地擔負起全蘇區的警戒和戰爭勤務工作，並動員隊員參加紅軍，成為紅軍的后備軍，積極配合紅軍和當地游擊隊作戰。

　　同時，針對少先隊員大都是貧苦青年農民、工人的特點，恩來同志指導我們掀起學習文化的熱潮，廣泛開展識字運動、文藝體育活動，以青年們喜聞樂見的生動活潑的形式提高他們的素養。歌詠比賽、文藝會演、體育競賽，在蘇區的青山綠水間熱火朝天地開展起來。1933年還舉行了全蘇區少先隊的政治、軍事、文藝、體育大檢閱。無論是平時還是檢閱期間，恩來同志總是擠出時間來到少先隊員中間，一起高歌，一道歡樂。

　　第五次反“圍剿”時，恩來同志特別強調，少先隊要動員以骨干組成的模范隊，整班、整排、整連、整營加入紅軍。后來黨中央決定赤衛隊中的工人隊員組成工人師，少先隊的模范隊員組成少共國際師。恩來同志又提出少先隊整團、整師加人紅軍的號召，少共國際師得到發展壯大，生機勃勃，從此名聞邀邇。

　　恩來同志擔負任何工作從來不肯只是挂個名兒，他不僅沒有象我們最初想的那樣少管一點少先隊的工作，反而比我們都更操心更勞累。他是我們少先隊崇敬、信賴的總黨代表。

　　多少年來，那閃爍在山巒叢林中的燈光，永遠點燃在我的心間。

　　后來，我到紅軍大學上級指揮科學習，畢業后分配在紅三軍團。驛前誓師，踏上了漫漫長征路。

　　1935年5月，紅軍主力兵分三路渡金沙江，我們三軍團在前往洪門渡的進軍途中接到軍委急電，由於軍團先遣部隊的浮橋被大水沖斷，軍團主力改由絞平渡渡江，於是我們改后衛為前衛經過半天急行軍翻上了絞平渡南岸的大山，山下渡口是千軍萬馬渡江的一派繁忙景象。

　　軍委傳來命令，要我火速帶領一個營和偵察排、電台立即渡江，到北岸渡江司令部領受任務。正在渡江的兄弟部隊把所有的六條渡船騰給了我們，用洪亮熱烈的歌聲、口號聲送我們踏著滔滔金沙激浪奔向北岸。在岸邊等待我們的周恩來副主席和彭德懷軍團長迎了上來，他倆握著我的手向設在一孔石窟的司令部走去，一路上關切地詢問部隊的情況。周副主席蓄著大胡子的臉更加消瘦了，但身板挺挺的，依然十分精神。不容我向他問候，他使簡明地講戰局分析敵情，又嚴肅地說：“愛萍同志，現在交給你們一個特殊的任務。”

　　我們的任務是沿江北岸西進，迅速到達元謀以北的龍街渡口，阻擊沿昆明通川康大道向北追擊的滇軍，掩護我軍渡江。同時，還要沿江找到與軍委失掉了無線電聯絡的一軍團，向他們轉達軍委命令，讓他們改變從龍街渡江的計劃，火速沿江南岸趕到絞平渡去渡江。恩來同志說：“江北岸盡是山林無路，又有懸崖陡壁，但你們必須不離江邊一直向西走去，隻有這樣才能發現江對岸的一軍團並轉達軍委的命令。這當然是非常艱難的，但更艱難的還是你們到龍街后，要穿過北岸黔軍和民團的間隙，可能要阻擊滇軍主力渡江。如果發生這樣的情況，就要靠你們孤軍作戰，突破敵人的圈子，北上追趕主力部隊……”

　　我領受了任務后，立即指揮部隊出發。我們追逐著太陽，迎著浪濤的轟鳴，如同一把尖刀向西挺進，戰士們步伐堅實，渾身是力量，想到恩來同志的囑托和厚望，還有什麼艱險能把我們攔擋！

　　長征到達陝北后，我奉命到軍委騎兵團工作。我們騎兵團在鹽池、定邊、靖邊、榆林一線的長城內外馳騁，配合紅軍主力東渡黃河開辟抗日戰場。這支鐵騎在完成任務奉命調回瓦窯堡休整的行軍途中，得悉我邊區縣政府遭國民黨並岳秀部襲擊，立即追擊敵人，並獲得勝利。不料，在原路返回時，突然遭到另一支敵軍的伏擊。盡管擊潰了敵人，但我們也遭到不應有的損失，我自己也負了傷。

　　我懊惱極了。回到瓦窯堡后，周恩來副主席叫我去，我向他承認由於自己指揮上的錯誤，打了敗仗。他對我說：“你們過去的伙都打得不錯。本來，戰斗中偶有失利不足為怪，但是這次由於你的魯莽，在打勝仗的同時又吃了敗仗，使部隊遭受不應有的損失，這是不能原諒的。況且，這支部隊的基礎是陝北紅軍，而你則是中央派去的干部，我們對中央的干部必須更嚴格的要求，所以不得不對你進行嚴肅的處理。希望你不要背思想包袱，相信你會記住這件事，很好地吸取教訓，從中增長才干，今后把事情做得穩妥。”后來中央軍委給我通令撤職的處分，我完全同意這樣處理。這件事我牢記終生，時時向我敲著警鐘。同時，我更欽佩恩來同志在革命工作中講求原則不徇私情，對自己熟悉的部下更加嚴人一等，既不姑息同志的錯誤，又十分體諒犯錯誤同志的心情，溫暖地給你希望，鼓勵你前進。

　　抗日戰爭爆發后，1937年夏，我奉命去上海江浙省委主持軍委工作，路過南京，在八路軍辦事處又見到恩來同志，他當時是中央代表團負責人。他對我們如何完成黨中央、毛主席賦予的在京滬杭開展敵后游擊戰任務，開展統戰工作，作了重要的指示。1937年12月，我調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工作，又得以追隨恩來同志左右。

　　恩來同志仍是那樣一如既往地日夜工作，看到他終日勞累，我們總是想方設法減輕他一些負擔。可從全國各地源源不絕涌來許多青年，幾乎都非要求見見周恩來不可。為了不佔他更多的時間，我們隻好能推則推，能擋就擋。恩來同志知道后，對我們說：“他們投身我黨，堅決要求抗日，我們理應熱情相迎，我盡可能見他們。”從此，二層樓的會客廳便成了熱鬧的場所。恩來同志象會見親人似的來到青年中間，解難答疑，侃侃而談。他迎接著一批又一批的熱血青年，又把他們送往為民族生存浴血奮戰的八路軍、新四軍中去。目睹這樣的場面，我不僅嘆服恩來同志超越常人的充沛的精力，常常通宵徹夜不眠卻毫不倦怠，更嘆服他以報效國家民族為己任的博大胸懷，事無巨細都盡力去做，沒有絲毫的懈怠。

　　在辦事處這一段不平凡的日子裡，我受到恩來同志親自教誨指導，獲益非淺，深深感到幸運。那時，我和一些年輕的同志初涉統一戰線工作，恩來同志總是耐心細致地教我們，從整個形勢的分析到對待具體人的態度，一點點地扶植。同時又放手讓我們在實踐中去提高能力。

　　1964年，原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偕夫人歸來。陳毅元帥和張茜同志在四川飯店設宴招待，讓我和又蘭出席作陪。李宗仁先生握著我的手說：“我們很面善哪，是在什麼地方會過？”我逗趣道：“總統大人是貴人多忘事呀！在台兒庄戰役前……”還沒等我說完，他猛然記起：“啊！對對對！你是當年周恩來主任派來的那位高參！”

　　事情是這樣：“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對日本的侵略採取不抵抗主義，使日軍在中國土地上為所欲為。蘆溝橋事變后，日軍更是驕橫不可一世，長驅直入把魔爪伸向中國的南方。恩來同志和長江局的其他領導同志認為必須打擊日寇的囂張氣焰，而在東部應是李宗仁先生麾下的桂系軍隊擔當主力。他們曾在武漢和白崇演將軍議過此事，白將軍應允赴前線向李宗仁先生面陳。當時津浦路的形勢日趨緊迫，尚不明李宗仁先生的最后決策，蔣介石的嫡系軍隊置敵於不顧向南退縮以保存實力，但在他的戰區裡還有各色部隊，他們是否能同仇敵愾，共赴國難？更主要的，這些部隊同武器裝備精良乘勝勢勇的日軍對陣，是否有取勝的把握？這些他都不得不有所考慮。恩來同志和劍英同志決定派我前去再做些工作並了解情況。恩來同志把形勢和我們掌握的確切情報一一向我講了。他認為，李宗仁先生抗日愛國，桂系軍隊驍勇善戰，擔當此任是有把握取勝的。

　　我到了徐州，按照恩來同志的布置，向李宗仁先生轉達了恩來同志的意見，並與之分析了有關此次戰役的主要情況，大意有以下幾點：蔣介石採取不抵抗主義隻想保存實力，置國土淪陷人民涂炭於不顧，失去了民心。司令長官崇尚民族氣節，廣西軍隊又以雄武善戰名揚四海，其他地方軍來到前線，也是為了抗日，亦可揚眉吐氣，故求戰心切，曉之以大義，定能同仇敵汽，協力奮戰。日軍如此蠻橫耀武揚威，實在欺中國無人。但驕兵必敗，且孤軍長驅直入乃兵家所忌，正是予以打擊之良機。濟南徐州一線地形復雜，乃伏兵之地。據我們所知，以司令長官統率的兵力在此布陣定能獲得勝利，我八路軍在華北區還可作戰略配合，殲敵寇揚國威振民心垂青史，萬望勿失此良機。

　　“請轉稟周主任，”李宗仁平靜的顏面上泛起激奮神情，慷慨地說：“請他候我捷音！” …………

　　回想起來，我從心底裡生出一種意念：在艱難的革命中，含辛茹苦清貧安身的恩來原來是最富有的，他以自己的無私無畏和赤熱坦誠贏得了深厚的友情和廣泛的尊重。

　　1955年，我被調到北京，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又有了時常見到恩來同志的機會，真讓人高興。

　　夜半時分，勞累了一天的京城沉靜了，從總參謀部大樓裡欣賞與天上星群連成一片的北京燈海真是一天工作之余的享受，給人以神奇的美，給人以向往和力量。從北海隱隱的波光向南望去，我時時瞻仰中南海的燈光。

　　到北京后，我又時時在這個時刻接到電話，然后穿越燈群向那裡趕去。當我坐在恩來同志身邊的時候，我的心總是象在瑞金蘇區竹叢林樹間的燈光下一樣激動。雖然這時我們的話題已經變了，談的是向科學文化進軍的規劃，是研制戰略核武器的進程，但他的熱情，他的嚴謹，他的執著，他的坦誠，都和原來一樣，從昨天到今天，又從今天向明夭，他在溝通中央大政方針與第一線同志的實踐，他在編織一張從理想到現實的網絡，他在謀劃一件一件為國為民造福的事，一步一步去獲取成功。

　　為了捍衛民族的生存和發展，黨中央決心研制戰略核武器，並將此重任放在了恩來同志肩上，他兼任起黨中央專門委員會主任。他沒有辜負國家和人民的殷切希望，用最快的速度在極困難的境況下取得了震撼世界的成功。

　　恩來同志知人善任。為了完成研制戰略核武器的艱巨任務，他集中了一大批組織者和實干家，把這些領導干部和科學家們團結在中央的周圍，聽取他們的意見，解決他們的難題，使他們各得其用武之地，在各自的崗位上努力奉獻。

　　他對整個研制過程實行嚴格的領導。對各種試驗他都要求做到“萬無一失”，又對如何達到“萬無一失”做了許多具體指示。我和劉西堯同志把恩來同志的指示提取成為一個口號，即：“嚴肅認真，周到細致，穩妥可靠，萬無一失！”實踐証明，恩來同志的這個精神深深地刻在國防科技工業戰線每個人的心上，成為工作准則和從勝利到勝利的重要保証。他絕不滿足僅僅是傳達大政方針和布置任務，而是要親身參與具體計劃的制訂，一直把工作抓到底。他要求部下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這是一種具有無比威力的領導作風。在原子彈的研制、試驗過程中，他規定有很嚴格的保密紀律，不允許向任何人包括自己的親屬透露一點情況。在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后，鄧穎超大姐歡迎我們從試驗基地返京時，激動地對我說：“我真為你們取得的成功高興。你們做這麼大的事，我一點也不知道。聽了廣播，驚喜異常啊！”恩來同志就是這樣模范地遵守紀律，自己規定的事，首先身體力行。

　　恩來同志最體恤下情，關心同志。他不僅是宏觀的而且是微觀的好領導。從大的戰略規劃到具體組織實施，以至同志們的吃穿住行，他都過問得非常仔細，一絲不苟。60年代初，全國都在困難中苦斗，我們在戈壁大漠裡自然就更艱難一點。恩來同志聽說我們的生活情況后，立即設法從各地調撥生活物資支援我們。不久，原子彈試驗基地運來了大米、面粉，還有治療浮腫病的藥品，年節時，我們還吃上了雲南火腿，喝上了貴州茅台酒。他在電話裡囑咐：要讓科學家們、技術工人們、軍隊的干部戰士們吃飽，不能讓他們餓著肚子研制原子彈。

　　1964年10月16日15時，當我在試驗現場用電話向恩來同志報告：“蘑菇雲已經升起，原子彈試驗成功！”我聽到他激動的聲音：國家為你們驕傲，人民感謝你們，請代表黨中央毛主席，祝賀大家，慰問同志們！並說他立刻到人民大會堂向全體參加國慶演出的同志報告這一特大喜訊。

　　在原子彈爆炸的春雷震撼蠻荒大漠時，我們的歡呼聲不僅抒發了我們勝利后的喜悅，也表達了內心對自己的領導人的由衷欽佩和尊敬。

　　在國防科技工業有長足發展的今天，我們更深深地懷念恩來同志。象他那樣始終把自己赤誠的心貼著中國大地，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居高位而不驕，負重任而不躁，實在難能可貴。我為自己曾是他麾下的一名老兵而感到榮幸自豪。

　　“文化大革命”把整個中國都拖進了沉重的災禍裡，當時我也和許多老同志一樣，受沖擊，挨批斗，遭綁架，繼而又被投入監獄，在四壁漆黑的四室裡抗爭五度春秋。

　　恩來同志如同保護許多同志一樣竭盡全力拯我於水火。在羅瑞卿同志突遭厄運時，恩來同志派我去大西北基地指揮第三次原子彈試驗，這當然是工作的需要，但也有很濃的保護色彩。在揪斗成風時，他又任命我為總理聯絡員在國防科技工業領域處理部院合並的事宜，這雖然也是事在必行的變革，但也有讓我避開風口浪尖的意圖。可是，我終於在他力不能及的情況下被投入了一個秘密監禁人的地方，被扣上了一長串置人於死地的大帽子。后來聽別的同志說，他曾在一次大會上講革命歷史還提到紅十四軍的干部如今就剩下張愛萍、黃火青、劉瑞龍三個人了！……無論在當時還是到今天，每想到這些，我心裡總是熱乎乎的。出於對革命的責任心，他努力熟悉了解自己下屬的同志，努力培育幫助自己的同志。回憶幾十年裡與他的接觸，我從他那裡得到的是關懷，是信任，是愛護，是支持，是深厚的情誼，是不盡的溫暖。

　　林彪死了以后，我被准許離開國室，出來治療被折磨跌斷的腿。后來得知是葉帥把我的情況告訴了總理，總理指示立即把我送301醫院治療。我渴望能見到恩來同志，可直到被正式宣布“解放”了，才和鄧穎超大姐聯系。大姐說：“他病了，中央規定不讓見。我替你轉告，等他身體好些，你們再見面。”我隻有忍下思念之情，投身於中央交付給我的新任務裡，默默地決心學習他的榜樣，在紛亂復雜的局勢裡努力為國為民多辦實事，以好的成績再去見恩來同志。

　　不想，1976年1月 8日，傳來恩來同志逝世的噩耗。我難以接受這嚴酷的事實，悲痛不已。在醫院的病房裡含著熱淚低吟了一首《滿江紅》為他送行：

　　愁霧彌天，

　　江海水、怒號翻滾。

　　舉世慟，

　　追思勛業，

　　馬列開逡。

　　為國為民孺子牛，

　　任勞任怨絕代尹。

　　艱難際，大任系安危，

　　何駕雲！

　　驚雷震，

　　天地念，

　　朔風烈，

　　淚雨淋。

　　四十六年前，

　　重軍路引。

　　難忘少年諄教誨，

　　常憶征途親指領。

　　提勁旅，打破核壟斷，

　　攀萬仞。

　　歲月並沒有把人民給恩來同志的殊榮厚愛沖淡，他永遠活在億萬人民的心中。

　　《我們的周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