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周恩來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貢獻

　　毛澤東軍事思想是關於中國革命戰爭和國防問題的科學理論體系，它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集體智慧的結晶。周恩來作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他在半個多世紀指導中國革命戰爭和人民軍隊建設與國防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創造性地運用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對人民軍隊建設、人民戰爭及其戰略戰術、國防現代化建設等方面的問題，都作了全面系統而又深刻的論述，為人民軍隊的發展壯大和中國革命戰爭的勝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勛，為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為確立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和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指導地位起了突出的重要作用。

　　（一）

　　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人中最早懂得武裝斗爭極端重要性、最早從事軍事工作的領導人之一。早在國共合作領導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就對革命軍隊的建設進行了寶貴的探索。大革命失敗以后，以他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組織領導的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開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和創建人民軍隊的新時期。在歷次革命戰爭中，他對人民軍隊的建軍宗旨和任務、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政治工作及軍隊的全面建設等方面，都有重要的理論建樹，在毛澤東人民軍隊建設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佔有重要地位。

　　毛澤東為我軍規定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建軍宗旨，是人民軍隊本質的體現，是我軍區別於剝削階級軍隊和一切舊式軍隊的根本標志。周恩來認為，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統治的舊中國，人民受著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打倒軍閥，推翻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的統治，實現人民的解放，既是革命軍隊的奮斗目標，也是實現這個建軍宗旨的具體體現。１９２５年，他就曾明確指出：“軍隊不是一個階級，是一種工具”①，它既可以作壓迫階級的工具，也可以作被壓迫階級的工具。革命的軍隊不是壓迫人民的，而是解放人民的武力，“打仗是為人民而打的”。他還深刻指出，人民軍隊的任務是根據建軍宗旨而定的，為了革命戰爭的勝利和人民的解放，它的任務就不能單純地限於打仗。

　　黨的絕對領導是人民軍隊建設的根本原則。隻有堅持這個原則，才能保持人民軍隊的無產階級性質和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我軍誕生后，他始終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在人民軍隊初創時期，他針對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削弱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錯誤傾向，在給紅四軍的“九月來信”中明確指出：“黨的一切權力集中於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絕對不能動搖”②。他認為，要保証軍隊戰斗力的提高，就必須“堅決地為黨的路線而斗爭”③，鞏固無產階級的領導，建立黨在紅軍中的領導制度和組織生活制度。新中國成立后，他進一步指出：“軍隊必須在黨的絕對領導之下，這就是軍隊的黨性和階級性”，是保持軍隊無產階級性質的問題。強調“我們軍隊如果沒有黨的領導，要使它成為一支既有高度軍事素養又有高度政治覺悟的革命軍隊是不可能的，因此一定要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④

　　政治工作是我們黨為對軍隊實施領導在軍隊中進行的思想工作和組織工作。早在大革命時期，周恩來就是革命軍隊政治工作的先驅。他曾對革命軍隊政治工作的各個方面作過許多論述。當時，他領導下的黃埔軍校和部隊中形成了政治工作的新制度和政治工作人員的優良作風。毛澤東在１９３７年同英國記者貝特蘭談話時，就曾高度贊揚周恩來在大革命時期主持的軍隊政治工作。他說：“那時軍隊有一種新氣象，官兵之間和軍民之間大體上是團結的，奮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滿了軍隊。那時軍隊設立了黨代表和政治部，這種制度是中國歷史上沒有的，靠了這種制度使軍隊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紅軍以至今日的八路軍，是繼承了這種制度而加以發展的。”⑤

　　在創建人民軍隊的初期，如何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影響，把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紅軍，建設成為一支無產階級的新型人民軍隊，是一個帶根本性的重要問題。為此，周恩來突出地強調紅軍的政治工作，要以政治教育使紅軍士兵自覺地向上，徹底糾正紅軍中存在的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念、絕對平均主義、唯心觀點、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盲動主義殘余等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他明確指出：“以革命主義為基礎的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軍隊的生命線和靈魂！”⑥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務是保証黨在現階段總任務的實現，保証黨對軍隊的領導，保証軍隊的自身建設沿著“革命化”的方向發展壯大。要結合新的歷史條件，貫徹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瓦解敵軍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則，恢復和發展政治委員、政治機關等基本制度。新中國成立后，他根據形勢的變化，強調軍隊的政治工作要有針對性，加強敵情觀念，加強軍政聯系，改進軍內關系，進一步提高軍隊的政治素養。這些論述，不僅指明了政治工作的方向，而且闡明了政治工作的方針、原則、內容和方法。

　　（二）

　　人民戰爭思想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核心和重要組成部分，是我軍克敵制勝的法寶。周恩來對人民戰爭的正義性和群眾性、建設農村根據地、建立武裝斗爭的統一戰線、人民戰爭的武裝力量體制和斗爭形式等問題，都有許多深刻闡述，對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

　　周恩來認為，人民解放軍所以能取得革命戰爭的偉大勝利，首先是由於它“所進行的戰爭乃是正義的愛國的人民革命戰爭，因為他代表了全國人民的利益，為全國人民的利益而戰”⑦。同時指出：“力量的源泉是人民，歸根到底，一切勝利的取得是依靠人民的力量。”⑧“沒有千千萬萬人民的決死支持，絕對不可能設想這樣巨大這樣迅速這樣徹底的勝利”⑨。工人農民和革命軍隊在利益上的根本一致，使他們有聯合的需要和可能。人民需要軍隊，革命軍隊來自人民，為人民打仗，因而能夠依靠群眾、動員組織和武裝群眾，並肩作戰，達到民族的解放和民主政治的實現。他深刻地論述了革命戰爭是人民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戰爭，隻有實行徹底的人民戰爭的指導路線，才能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配合，才能克服一切困難，奪取革命戰爭的勝利。

　　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這既是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也是實行人民戰爭的道路問題。毛澤東開辟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道路，是無產階級革命史上的一個偉大創舉。在這個問題上，周恩來認為，中國農民是主要群眾，佔人口的多數，是革命的主力軍，城市是敵人統治的中心，而農村卻是敵人統治的薄弱環節，在敵強我弱、敵佔大城市的形勢下，農村游擊戰爭是主要的斗爭形式。１９２８年６月，他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指出：“中國革命發展趨勢和反動勢力的加強，與中國不統一，以及革命不平衡性，証明中國革命有割據的可能。在南中國幾省目前就應該開始割據局面的准備”，從而較早地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后來，他還在著名的“九月來信”中指出：“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⑩他認為，農村根據地是實行人民戰爭的戰略基地，如果離開了農村根據地作為依托，就難以充分獲得廣大農村人民群眾的支援，革命戰爭就難以生存和發展。

　　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的三個相互聯系的基本問題。要實行人民戰爭，除黨的正確領導外，還必須建立廣泛的武裝斗爭的統一戰線。周恩來認為，統一戰線是個戰略問題，而不僅是個策略問題。早在大革命時期，他就提出了武裝斗爭的統一戰線思想。指出，帝國主義、新舊軍閥、封建余孽和買辦官僚是中國人民的共同敵人，全中國民眾是永遠站在同一條戰線上的。他非常強調在統一戰線中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重要性，曾形象地比喻說：“右的是放棄領導權，‘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來，成了‘無兵司令’、‘空軍司令’”11在軍事統戰工作上，他一貫主張團結友軍，共同對敵。既要爭取合作，又要堅持原則，對於破壞統一戰線的行為要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通過斗爭求得聯合。周恩來認為，統一戰線有著重要作用，戰爭的勝利要“依靠人民解放軍，依靠農民、工人、革命知識分子和一切愛國民主人士所形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１２。

　　在人民戰爭的武裝力量組織和斗爭形式問題上，周恩來主張以人民軍隊為主，採取正規軍、地方軍和民兵游擊隊相結合﹔以武裝斗爭為主，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各條戰線、各種斗爭形式相配合。

　　（三）

　　周恩來在長期領導革命戰爭的過程中，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不斷總結軍事斗爭的經驗教訓，就我軍的作戰指揮有過許多精辟論述。這些論述成為毛澤東戰略戰術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正確的作戰方針和原則是我軍克敵制勝的重要條件，而正確制定作戰方針和原則的前提，是對戰爭所面臨的客觀形勢要有深刻的認識。周恩來指導戰爭，一貫反對脫離客觀實際的“左”的或右的傾向。１９２８年初，他在起草《中共中央致雲南臨委的指示信》中就指出：“不能空想一個總暴動之來臨”，“暴動的時期也要依著環境情形、斗爭程度、革命情緒、組織力量如何而定”１３。在糾正立三錯誤路線時，他還強調：“當我們估計敵人力量的時候，不容許我們有絲毫過低的估量，不容許我們忘掉敵人的任何強點﹔當我們估計我們自己的力量的時候，不容許我們有絲毫夸大的估量，不容許我們有架空而不切實際的計劃”14。實事求是是周恩來戰略戰術思想的根本理論基礎。

　　實行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是毛澤東一貫的思想。周恩來堅決貫徹這一戰略方針，並補充了新的內容。紅軍時期，在第四次反“圍剿”斗爭中，他克服各種干擾，堅持實行毛澤東提出的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毅然決定撤圍南豐，在運動戰中打擊敵人，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在朝鮮戰爭中，他主張我軍仍應採取積極防御的方針，並指出“假如我們採取消極防御的辦法，那是不行的。”15當戰爭進入相互對峙階段時，他及時向毛澤東提出，志願軍應採取“持久作戰，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得到了毛澤東的贊同。

　　在抗日戰爭中他對實行持久戰戰略方針的必要性、可能性和途徑作了系統論述。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周恩來明確指出：“堅持抗戰必須以堅持華北戰爭為中心。華北抗戰能持久，日寇將無法實現其全部陰謀。”16他在從七個方面全面分析了堅持持久戰的可能性后指出：“在持久戰中，壯大自己，武裝人民，恢復許多城鎮，破壞敵人交通，消滅部分敵人，最后得到全國生力軍的參加，可以轉到勝利的反攻，收復失地，驅逐日寇帝國主義出中國”１７，充分闡述了華北持久戰的戰略意義。１９３８年１月，他又在《群眾》周刊上發表《怎樣進行持久抗戰》一文，對開展持久戰的具體辦法作了較為詳細的論述。

　　作戰行動應以消滅敵有生力量為中心，這是周恩來確定戰略戰術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他根據敵我雙方力量對比和我軍作戰實踐的經驗教訓，從紅軍時期起就強調，我軍的作戰行動應以消滅敵有生力量為主。早在１９３３年１月，他在指揮紅軍第四次反“圍剿”斗爭中就指出：“消滅敵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堅城的先決條件。”１８解放戰爭時期，他在《軍事原則》一文中更是明確將“殲敵為主，略地次之”作為我軍的基本作戰原則。周恩來重視消滅敵有生力量的思想，與毛澤東“以殲滅敵軍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地方為主要目標”19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我軍從小到大，由弱變強，其作戰形式和戰法必然要隨著戰爭態勢的發展適時相應轉變。周恩來在擔任我軍領導和協助毛澤東指揮全軍期間，根據敵我特點及其變化，相應提出了游擊戰、運動戰的作戰形式和集中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等戰法。紅軍創建初期，他針對我軍還十分弱小的情況，明確指出“紅軍應該是採取經常游擊的政策”20。為以較少的代價，消滅較多的敵人，周恩來在不排斥必要的陣地戰的同時，十分重視並倡導運動戰的作戰形式。在不同歷史時期，他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到要力求在運動中殲滅敵人。集中兵力，使我軍在局部戰場形成優勢，以保証戰斗的勝利，是周恩來一貫主張的重要戰法。早在１９３１年８月他就提出：“在軍事策略方面，集中紅軍主力，實行各個擊破敵人，這是我們的原則”21。直到朝鮮戰爭時期，他還向金日成積極推薦這種戰法。

　　１９４７年底，毛澤東根據我軍多年作戰經驗，總結出著名的“十大軍事原則”。周恩來於１９４８年春寫出《軍事原則》一文，進一步闡發了毛澤東的“十大軍事原則”，拓展了我軍軍事原則的內容。特別是他在《軍事原則》的第二部分，從戰略高度論述了正規戰與游擊戰，野戰軍與地方軍，正規軍與民兵的關系﹔內線與外線的關系﹔奪取敵人武器與加強自己的關系﹔大踏步前進、后退和機動，與發動群眾創造戰場的關系﹔節省人力、物力及彈藥與殲滅敵人的關系，反映了周恩來對我軍不斷勝利的軍事規律的深入認識。

　　周恩來的戰略戰術思想內容十分豐富，全面具體。除上述外，他還在奪取並保持戰場主動權，靈活機動地作戰指揮，賦予下級指揮員必要的獨斷專行的權力等方面有許多重要論述。

　　（四）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作為黨、國家和軍隊的主要領導人，對我國的國防建設傾注了大量心血，為建設和鞏固國防做了大量組織領導工作，有過許多精辟的論述，為毛澤東國防現代化建設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

　　周恩來認為，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必須建設強大國防。建國初期他就指出：“為了保衛我們民主、獨立的國家，就不能不加強我們的國防。”22在他看來，建設強大的國防要達到以下目的：第一，保障我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第二，保障我國人民“在和平而不受威脅的環境下來恢復和發展自己的工農業生產和文化教育工作。”２３第三，“使帝國主義不敢發動戰爭，萬一它發動戰爭，就叫它遭到失敗。”24

　　軍隊是國防任務的首要承擔者，我軍的建設狀況直接關系著國防的鞏固。建國后，周恩來把軍隊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放在國防現代化建設的中心地位，始終非常關心我軍的全面建設。在革命化建設方面，他要求我軍永遠保持人民軍隊的革命本色，要“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25。在現代化建設方面，提出要縮減陸軍，加強海軍、空軍和各特種兵的建設。要以戰爭年代創辦的軍事院校為基礎，改建新建適應現代戰爭需要的各類正規軍事院校，各軍兵種都要新建自己的各級專業學校。在正規化建設方面，新中國剛一成立，他就提出，解放軍“將隨之從戰爭狀況下轉入正規建軍的新時期”26。還親自落實了頒布新的“三大共同條令”的工作，等等。

　　歷史的經驗一再証明，離開了先進的科學技術，就沒有鞏固的國防，實現國防現代化，關鍵是用現代科學技術建設國防。周恩來深刻地闡明了現代科學技術與鞏固國防的關系。早在１９５６年１月，他就在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上，傳達並創造性地闡述了毛澤東關於“向科學進軍”的號召，指出：“科學是關系我們的國防、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的有決定性的因素”２７“隻有掌握了最先進的科學，我們才能有鞏固的國防”28。為了實現用現代科學技術建設現代化國防的目標，他尤其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提出：“要建設現代化的國防，就需要各種科學專家。”29

　　國防現代化建設與我們國家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毛澤東曾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對此進行過論述。周恩來作為總理，直接領導我國的經濟和國防建設，對協調發展國防、國民經濟及各行業有過許多重要論述。他十分注意根據形勢變化調整國防建設力度。抗美援朝戰爭正在進行時，他認為這時“不能不把加強國防力量同恢復經濟放到一個同等重要的地位上”３０。在朝鮮戰爭進入到停戰談判階段后則提出，“建設費應高於軍事費”31。隨著外部形勢的進一步緩和，１９５６年再一次強調：我們的財政支出必須首先保証經濟的發展，要繼續減少軍隊。他認為，包括國防現代化在內的四個現代化，要同時並進，相互促進。

　　建國后，周恩來由於擔任多方面的領導職務，對軍事以外其他斗爭形式在國防中的作用有深刻認識，認為鞏固國防可以採用多種形式。新中國建立初期，他就提出：“應該在和平斗爭中鞏固國防，加強經濟力量”32，使帝國主義不敢發動戰爭。他特別重視外交斗爭在鞏固國防中的重要作用。他從外交等方面加強國防的實踐和思想，是對“積極防御”戰略方針的全面運用，拓展了“積極防御”戰略方針的內容，豐富了毛澤東的國防建設思想。

　　（五）

　　周恩來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不僅在實踐和理論上作出了杰出的貢獻，而且由於他長期擔任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重要領導職務，以及他在黨和紅軍中的崇高威望，還對確立和維護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和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指導地位，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黨的六大以后，周恩來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軍委書記等職，他對毛澤東、朱德領導的紅四軍的經驗非常重視，非常注意推廣紅四軍的經驗，指導其他根據地的紅軍建設和游擊戰爭。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５日，他就曾向賀龍介紹了毛澤東、朱德提出的包括“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十六字訣在內的游擊戰爭經驗。后來，還在《軍事通訊》上，要求各地紅軍、黨組織學習紅四軍的經驗。

　　由於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和黨內也存在著削弱黨對軍隊的領導、單純軍事觀點和流寇思想等錯誤傾向，紅四軍黨的七大上，毛澤東未能繼任前委書記。周恩來聽了陳毅的情況報告后作了許多指示，又親自審定了陳毅根據他的思想起草的中共中央致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對紅四軍黨內存在的一些原則問題作了正確回答。他還代表中央宣布仍由毛澤東擔任紅四軍前委書記，並囑咐陳毅回紅四軍后，“要請毛澤東復職，並召開一次黨的會議，統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決議，維護毛澤東和朱德的領導。”33在毛澤東的主持下，紅四軍黨的九大，根據“九月來信”的精神和紅四軍建設的經驗，作出了“古田會議決議”。周恩來將這個決議迅速轉發各地紅軍。

　　紅軍長征出發前，在研究留人名單時，中央對毛澤東去留問題最初有爭論，在周恩來的竭力堅持下，毛澤東才得以隨隊長征。在長征初期召開的幾次會議上，周恩來作為會議的主持者，多次支持毛澤東的建議，否定博古和李德的意見。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等系統地分析批評了“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周恩來作為會議的實際組織者，在代表軍委作了副報告以后，又作了關鍵性的發言，“堅決支持毛澤東同志對“左”傾軍事錯誤的批判，全力推舉毛澤東同志為我黨我軍的領袖”３。４周恩來的思想和行動，不僅使黨中央的最高領導核心——“左”傾的“三人團”發生瓦解，而且影響到政治局其他成員轉向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方面，加速了“左”傾教條主義宗派集團的分化。遵義會議重新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選舉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確立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周恩來從中起了舉足輕重的關鍵作用。應當指出，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能夠確立他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最根本的原因是由於包括軍事思想在內的毛澤東思想的正確。但周恩來對毛澤東軍事實踐和軍事理論的推崇，支持和採納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和主張，抵制“左”傾教條主義者對毛澤東的排斥和打擊，心悅誠服地全力推舉毛澤東為全黨的軍事領導，在當時的條件下不能不說起了關鍵的作用。

　　在遵義會議后的幾十年中，周恩來長期戰斗在軍事領導崗位或軍事斗爭的第一線，作為毛澤東的主要助手和“參謀長”，參與了決策和組織指導中國革命戰爭，以及新中國成立后的軍隊建設和國防建設。他“才兼文武”，雄才大略，多謀善斷，不僅對貫徹落實毛澤東軍事思想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以自己豐富的實踐經驗和理論創造，為充實和發展毛澤東軍事思想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六）

　　周恩來對毛澤東軍事思想所以能作出重要的貢獻，除了客觀的需要和條件以外，還同他勤奮刻苦的斗爭精神和主觀努力，具有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豐富的軍事實踐經驗、高尚的思想品德、淵博的學識和超人的智慧等自身條件是分不開的。

　　周恩來早在１９１７年時，就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在“五四運動”中，他站在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前列，並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為武器，結合自己的實踐，思考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問題。１９２０年他前往西歐，進行社會考察，把馬克思主義與各種社會思潮進行反復比較，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決心走俄國革命的道路，並准備從事武裝斗爭，為共產主義獻身。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他適應時代變化、革命戰爭發展和國家安全的需要，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相結合，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實事求是地觀察、分析和解決問題，把革命精神和科學態度高度地統一起來，創造性地進行軍事理論的探索，因而能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重大的貢獻。

　　周恩來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革命軍事生涯中，長期擔任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領導職務，處於統攬全局的關鍵地位，這是他作出巨大軍事理論貢獻的實踐基礎。他參與領導了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全國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后又參與領導了反對外敵入侵和支援友好鄰邦的戰爭，以及國防建設事業，既有武裝奪取政權的實踐，又有國防建設和國防斗爭的實踐，既有游擊戰爭的實踐，又有正規戰爭的實踐，既有同國內敵人斗爭的實踐，又有同國外敵人斗爭的實踐，豐富的軍事斗爭實踐經驗，使他有條件從實踐到認識，又從認識再到實踐，不斷總結軍事實踐的經驗，進行軍事理論的創造，並把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軍事理論有機地結合起來，全面地系統地豐富和發展毛澤東軍事思想。

　　周恩來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楷模，是為革命事業鞠躬盡瘁的榜樣，是始終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優良作風的典范，是艱苦奮斗的表率。他的光輝思想、高尚品德和優良作風，使他能夠勇於獻身革命武裝斗爭和軍事工作的實踐，刻苦鑽研馬克思主義的軍事理論，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指導軍事實踐，科學地總結軍事斗爭實踐的經驗，最大限度地集中黨和群眾的智慧，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探索軍事領域的客觀規律和指導規律，從而為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不斷作出新的貢獻。

　　周恩來的軍事思想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全黨全軍的寶貴財富，它對新時期的軍隊和國防建設以及未來的反侵略戰爭，仍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

　　注 釋：

　　①周恩來：軍隊中政治工作（第一講）》，１９２５年６月２ 日，《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同學紀念冊》。

　　②、⑥、⑦、⑩、11、12、16、17、20《周恩來選集》上卷第４０—４１頁、第９３頁、第 ３４７頁、第 ３２頁、第 ２２０頁、第 ３５０頁、第 ８４頁、第８６頁、第３３頁。

　　③《周恩來在紅軍全國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致詞》，１９３４年２月７日。

　　④、⑧、⑨、15、２３、25、27、28、29、３２《周恩來選集》下卷，第２７７頁、第２７４頁、第 ３２頁、第 ５１頁、第 ３７頁、第８５頁、第２７６頁、第１８１頁、第１８２頁、第１６０頁、第８５頁。

　　⑤《毛澤東選集》第２卷，第３８０頁。

　　１３、18、２１《周恩來年譜》１８９８—１９４９，第１３６頁、第１８６頁、第２４１頁、第２１２頁。

　　19《毛澤東選集》第４卷，第１１９９頁。

　　22《周恩來經濟文選》第６４頁。

　　26、30、31《周恩來年譜》1９４９—１９７６上卷，第４９頁、第１８２頁、第２３８頁。

　　３３《周恩來傳》第１９５頁。

　　34《遵義會議文獻》第１１７頁。

　　３５《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重要文獻選編》第２５２頁。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