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不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而且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思想家和哲學家。對於前者,已經是全世界所公認的了﹔對於后者,則還不太被人們所了解。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來之不易,除了戰場上的直接較量,關於停戰談判的斗爭也進行得十分艱苦。周恩來作為當時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軍委副主席和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直接領導和指導了停戰談判工作,為推動談判進行並取得理想結果付出了艱苦努力。
(《世紀風採》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初期,周恩來率領中共代表團,常駐國民黨統治區,並先后擔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南京局書記。在此期間,他按照黨中央的決定和指示,親自創建和領導《群眾》周刊,堅持在國民黨統治區出版,發揮黨刊的輿論陣地和宣傳武器作用。
(《世紀風採》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中日貿易是中日兩國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它對於我國的經濟建設起到了積極作用,對於發展中日友好關系起到了推動作用,為中日邦交正常化和睦鄰友好關系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中日貿易關系的設計者和推動者是周恩來。
(《福建黨史月刊》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周恩來是蘇區時期我黨中央紅色交通線的奠基者。大革命失敗后,黨的八七會議決定要逐步建立全國性的秘密交通網。
《世紀風採》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在中國工農紅軍二萬五千裡的長征隊伍中,有這樣一位特殊的“罪犯”被押解著參加長征。他被監視使用,備受煎熬,但仍然樂觀豁達,積極參加宣傳工作,后經周恩來解救才重獲自由。
生計維艱的大后方文藝界 抗戰爆發后,在被譽為“東方的敦刻爾克大撤退”中,高校、科研院所、文化機構等紛紛內遷,在以重慶、昆明、桂林為代表的大后方雲集了文藝界、教育界等各界人士。1938年10月,武漢失守,抗戰進入相持階段,雖然打破了日本帝國主義“速勝論”的論調,但悲觀情緒在大后方甚為彌漫。
紅軍川南游擊縱隊當年寫的標語 在二渡赤水之前,中央紅軍在川南組建了中共川南特委和中國工農紅軍川南游擊縱隊。這支游擊縱隊在川滇黔邊區20多個縣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開展了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英勇地完成了牽制敵人的任務,保証了中央紅軍順利長征北上,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勛。
作為中共中央的軍事領導人,周恩來高度重視情報工作。 周恩來在1928年春建立的第一個反間諜關系楊登瀛(鮑君甫),是陳立夫的親信、國民黨中央的駐滬特派員。
新中國成立后,面對每一場突如其來的重大災害,作為一國總理,周恩來都能以人民利益為重,在第一時間作出決斷,調動國家資源,全力以赴做好救災賑災工作,力求把損失降到最低。更為重要的是,他在大災之后認真吸取教訓,銘記前車之鑒,在挫折中反思,傾心謀定治本之策、長遠之計,讓同樣的問題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