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8日,萬隆會議在印尼開幕。這一會議引起新老殖民主義者特別是美國的不滿和反對。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然而,毛澤東此時的心情並不輕鬆,中國原本是個半殖民地國家,復雜的世界能否承認這個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 10月2日,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葛羅米柯受蘇聯政府委托致電周恩來外長—— 由於力求與中國人民建立真正友好的始終不渝的意願,並確信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是絕大多數中國人民意志的代表者,特通知閣下: 蘇聯政府決定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並互派大使。 10月3日周恩來總理兼外長即給蘇聯政府回電—— 莫斯科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外交部副部長 安德列·葛羅米柯先生: 我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很榮幸地收到閣下本年10月2日來電,關於蘇聯政府決定建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外交關系的通知。
本文摘自《解讀抗美援朝戰爭》,姜廷玉 主編,解放軍出版社出版 1950年10月8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在發布組成中國人民志願軍命令的同時,派周恩來總理秘密訪問蘇聯,向斯大林等蘇聯領導人通報中共中央決策出兵情況,並商談蘇聯給予中國軍事援助和向志願軍提供空軍掩護問題。 周恩來到達莫斯科后,便前往蘇聯高加索黑海邊的克裡米亞,與在此休養的斯大林會談。
周恩來是新中國外交禮賓工作的奠基人。他作為總理兼外長近10年,即使不擔任外長期間,在中央也一直負責外交工作。
在中國與緬甸建立外交關系並互派大使的請示上,周恩來就翻譯工作出的批示。 1967年,作者(左一)在周恩來接見外賓時參加合影 1965年,我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外交部教育司翻譯處(現為翻譯司)工作,與我同時進入翻譯處的有10多個年輕人。
(《中華魂》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周恩來十分重視發展中日兩國友好關系,他在26年總理生涯中,為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整整操持了23年﹔中日兩國建交后,他為締結中日友好和平條約,又操心了3年,直至他與世長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周恩來宣布:“我們主張恢復與世界各國的正常關系,特別是與日本的正常關系,”他分析所具備的客觀條件指出:“中日兩國人民有著友好的新條件,即解放了的新中國和戰后要求和平的日本。
原標題:周恩來與基辛格1971年密談中的台灣問題及日本因素——基於美國解密檔案的考察 [摘 要] 1971年7月中美北京密談的主要目的是籌備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及就包括台灣在內的雙邊、地區和國際問題交換意見。中國領導人在會談之初訂立“互惠”原則,迫使美方為實現總統訪華而必須在台灣問題上作明確表態。
本文摘自《紅牆知情錄:共和國外交軼事及兩岸風雲》,尹家民 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10 從阿爾巴尼亞飛往加納時,出了一個意外事件。 (1964年)1月2日,加納發生了謀刺恩克魯瑪總統的案件。
本文摘自《大智周恩來》,胡長明著,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 文史頻道轉載本文隻以信息傳播為目的,不代表認同其觀點和立場 赫魯曉夫患上了大國沙文主義的不治之症。1956年,他在波匈事件上跌了跤子,但並未痛定思痛,猛然回頭。
有這樣一位美國軍官,他在中國全面抗戰初期,在八路軍從敵人手裡奪回的地區裡,縱橫走訪了好幾個月,足跡遍布中國北方5個省份,行程5000余公裡,成為訪問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民主根據地的第一位外國軍官。他把考察途中所見所聞,八路軍和新四軍內奇跡般的事跡,毫不隱瞞地公布於世界,甚至為擺脫美國政府的限制,而堅決地辭掉軍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