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平
周恩來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本世紀20年代初，他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活動。從1927年起，他一直是中共中央核心領導成員，長達半個世紀之久。他為中國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社會主義事業奮斗一生，在黨和國家工作的各個領域都建立了不朽功勛，他的光輝業績永遠銘記在中國各族人民心中。我這裡著重就周恩來領導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情況談幾點看法和體會。
新中國誕生后，周恩來擔任開國總理，長達26年。這26年，我們黨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上，進行了艱辛的探索，領導人民經過艱難曲折的歷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初步建立起了較為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周恩來為之耗費了大量心血。在黨中央和毛澤東領導下，周恩來肩負著新中國經濟建設主要組織者的重任，陳雲、鄧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譚震林等同志是他領導經濟工作方面的得力助手。
建國初，為了收拾國民黨政權遺留下來的財政經濟的爛攤子，周恩來向黨中央建議，把陳雲從東北調來北京，主持全國財經工作。他積極支持陳雲等同志大刀闊斧地開展穩定物價和統一財經的重大斗爭，結束了自抗戰以來連續十二年使我國人民深受其苦的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的局面，財政收支接近平衡，為安定人民生活，恢復和發展工農業生產創造了有利條件。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后，周恩來堅決執行“邊打、邊穩、邊建”的正確方針，有力地保証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進行，並在短短三年時間奇跡般地完成了恢復國民經濟的艱巨任務。在此基礎上，開始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組織實施了以156個大型項目為主體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在國家經濟建設順利發展的情況下，一度出現急躁冒進的現象。周恩來等同志及時覺察到這一情況，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並採取措施，保証經濟建設繼續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到1956年底，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前完成，為國家工業化初步奠定了基礎，並順利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中國人民幾年時間在經濟建設上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了舊中國的一百年。
從1957年9、10月間的八屆三中全會，到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周恩來等同志反對急躁冒進的正確主張，接二連三地受到批判。隨即，黨內脫離實際、急於求成的“左”傾思想急劇膨脹，“大躍進”運動迅速興起。僅僅過了一年，就受到了客觀經濟規律的懲罰，國民經濟嚴重失調，到1960年，陷入了極度困難的境地。為了扭轉這種局面，周恩來在國務院審議國家計委報告時，確定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調整國民經濟的八字方針。在毛澤東支持下，他同劉少奇、陳雲、鄧小平等同志一道，採取一系列正確政策和果斷措施，排除重重困難和阻力，對國民經濟進行大調整。1962年底，全面調整工作初見成效，國民經濟在連續兩年大幅度下降后開始上升，到1964年全面好轉，出現了欣欣向榮的景象。周恩來領導經濟建設的卓越才干，在這一時期又一次得到了充分發揮。
1966年開始的長達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給黨和國家造成嚴重災難。在極端險惡的環境中，周恩來殫精竭慮，苦撐危局，運用高超的斗爭藝術，同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進行大智大勇的斗爭，努力減少嚴重內亂對國民經濟造成的損失，保証國計民生最基本的需要，維護國家機器的運轉。同時，千方百計地保護一批黨政軍領導干部、著名民主人士和專家學者。林彪反革命政變陰謀被粉碎后，周恩來沖破“四人幫”的阻撓，力促鄧小平出來工作，經毛澤東同意，終於恢復了鄧小平的領導職務。他堅決支持鄧小平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亂局面，大刀闊斧地進行全面整頓，收到顯著成效，得到了全黨全國人民的衷心擁護。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度過了他的最后歲月。他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奮斗到最后一刻，確實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正如陳雲所說：“沒有周恩來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設想。”
周恩來對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杰出貢獻是難以一一列舉的，可以說，建國以后26年中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每一重大成就，無不凝聚著他的心血。周恩來在領導經濟建設過程中，形成了十分鮮明的特點和風格。
第一，始終把經濟建設放在極其重要的位置上。周恩來提出，“生產是我們新中國的基本任務”，不抓生產，“沒有飯吃，其他一切都沒有辦法”。他認為，要從政治上使我們的新中國鞏固起來，就要靠軍事來保衛，而軍事的基礎又是經濟建設。因此，任何時候都不能放鬆經濟工作。建國初期，可謂百端待舉，百廢待興，國內局部地區還在打仗，朝鮮戰爭烽煙又起。他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領導才能駕馭全局，堅持國防與建設並重，妥善處理了戰爭與建設的關系。當國內局勢穩定下來，朝鮮戰爭即將結束的時候，他就不失時機地提出，經濟建設工作在整個國家生活中已經居於首要的地位，是我們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也是經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樣嚴重內亂的情況下，他也不放鬆經濟工作。他以極其焦慮的心情對一些同志說：“經濟基礎不亂，局面還能維持﹔經濟基礎一亂，局面就沒法收拾了。所以經濟一定要緊緊抓住，生產決不能停。”他不顧“四人幫”“以生產壓革命”的指責，盡最大的努力來維持生產和供應，使國民經濟在某些時候和某些領域還有所發展，在尖端科技領域甚至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
周恩來最早提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思想。他在 1954年 9月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我國經濟原來是很落后的，如果我們不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我們就不能擺脫落后和貧困，我們的革命就不能達到目的。這個思想后來被寫進八大通過的黨章。以后，周恩來又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關鍵在於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1964年，他進一步明確提出，要“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他積極倡導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並同許多著名科學家建立了密切的聯系和友誼，吸引了一些旅居海外的科學家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他主張勒緊褲帶也要把一些高技術項目搞上去，並親自抓“兩彈一星”的研制工作，極大地提高了我國的科技水平和國際地位。
周恩來主張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加強同世界各國的交往，學習別國的先進技術，爭取可能的外援，用以發展我們自己。但是帝國主義嚴密封鎖，從各方面給我們制造困難。周恩來想盡一切辦法打破封鎖，譬如利用東西方陣營的矛盾開展工作、發展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友好合作、通過第三方發展轉口貿易、同國外科技界建立廣泛聯系、開展同日本等國的民間貿易等等。七十年代初，他協助毛澤東審時度勢，作出重大決策，打破了中美關系的堅冰，實現了同日本邦交正常化，恢復了我國政府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同西歐、北美和南太平洋許多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促進了同這些國家在經濟、貿易、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極大改善了我國的國際環境。
第二，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首先是要從中國的基本國情出發。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人口多，底子薄，經濟發展必須同國力相適應。周恩來認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應該有一個較高的速度，這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所決定的。但是，我們所爭取的應該是有現實可能和實際意義的發展速度，不能脫離實際，盲目蠻干，甚至虛報浮夸，自欺欺人。他建議要算兩筆帳，一個除法，一個乘法。一是把生產增長的數字除以6億5千萬人口，增長就不多了﹔一是把每人多吃的數字乘以6億5千萬，那消費就不少了。我們應該把計劃放在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基礎上，“按照我們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根本要求和國家物力、財力、人力的可能條件，實事求是地規定各種指標”。當經濟建設出現冒進后，他提出要“保証重點，適當收縮”。他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說：“現在有點急躁的苗頭，這需要注意。社會主義積極性不可損害，但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領導者的頭腦發熱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些。各部專業會議提的計劃數字都很大，請大家注意實事求是。”當發展速度超過現實可能，造成國民經濟嚴重失調時，他提出必須堅決進行調整，要舍得傷筋動骨，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六十年代初的調整，壓縮了一大批基建項目，精簡了2000多萬在“大躍進”中進城的職工。由於精簡人員的安置和生活問題基本上得到了妥善解決，沒有引起大的社會震蕩，從而渡過了最困難的時期，使國民經濟重新走上了健康發展的軌道。實踐証明，對國民經濟進行合理調整，改善結構，能夠帶來新的發展。
經濟工作如何做到實事求是，周恩來特別強調要搞好調查研究。隻有通過認真細致的調查研究，才能做到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同時，調查研究本身也要實事求是，事實是對的就說對，不對的就說不對，結論放在后面。1962年初，在“七千人大會”期間，周恩來參加小組會時，聽到下面同志反映強迫命令、搞浮夸、講假話等壞作風給黨的工作和黨群關系造成嚴重危害，他感慨地說：這幾年來，黨風不純，產生了浮夸和講假話的現象。我們要提倡說真話。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首先要領導上喜歡聽真話，反對說假話。大家都說假話，看領導的顏色說話，那不就同舊社會的官場習氣一樣了嗎？他提倡要“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反對強迫命令、形式主義那一套東西。並嚴肅指出，從現在起，不要亂壓任務、亂戴帽子了。
第三，統籌全局，全面安排，正確處理經濟工作中的重大關系，做到協調發展。周恩來認為，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隻有首先保証全國人民的基本消費，使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才能有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才能調動群眾的積極性，更好地進行建設。也就是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能夠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這是一切歷史的一種基本條件。周恩來十分注意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處理好積累與消費的關系、工業與農業的關系、經濟建設與發展教育科學文化事業的關系、物質生產與人口生產的關系等，堅持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他曾經概括了一副對聯：“先抓吃穿用，實現農輕重”，橫批是：“綜合平衡”。他主張按照解決吃穿用，加強基礎工業，兼顧國防和突破尖端的次序來安排經濟計劃。
工業和農業是兩個最主要的經濟部門，處理好二者的關系至關重要。周恩來提出並堅定不移地執行以“農業為基礎”、“工業領導農業”的經濟建設思路。他認為，發展工業，首先必須抓好農業，農業穩定是全國穩定的基礎，因而始終把農業放在極其重要的位置上。水利是農業的命脈。為了改變我國水利基礎設施薄弱，水患連年，給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歷史狀況，建國伊始，他就十分重視水利建設，主張要下決心興修水利，根治水患，並親自抓大江大河的治理。在工業方面，周恩來注意處理好重點建設與全面安排的關系，用極大的力量抓好對國民經濟起舉足輕重作用的大型骨干項目的建設。他認為，像我們這樣經濟比較落后的大國，資金短缺是一個長期困擾我們的問題，必須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集中力量辦成幾件大事。我國在“一五”時期建成投產的許多重點項目，至今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仍發揮著重要作用。他十分強調加強企業的內部管理，積極推廣“鞍鋼憲法”，倡導大慶“兩論起家”、“三老四嚴”經驗，增強職工主人翁責任感和創造性。他強調要搞好各方面的綜合平衡，特別是要搞好財政、信貸、物資三大平衡，並要留有必要的物力、財力后備，以保証國民經濟比較均衡地發展。在抓經濟工作的同時，他十分重視教育、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主張根據國家財政狀況和可能，從資金上予以優先安排。他比較早地注意到我國人口增長須與經濟發展相協調的問題，強調在增加生產和實行計劃生育的基礎上提高人民素質和消費水平。早在1956年4月，他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提出，我們應該做到有計劃生育。但在當時情況下，這一正確意見未能得到有效貫徹。
地區之間經濟發展不平衡也是我國的一個基本國情。我國少數民族地區面積廣大，資源豐富，但長期以來經濟發展比較落后。周恩來十分關注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認為這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要求國務院各部門從政策上和投入上加以重點扶持。他對貧困地區人民的關懷也是十分令人感動的。1973年，甘肅中部持續大旱，使本來就很貧困的這一地區的人民雪上加霜，許多群眾缺食少衣，飲水都十分困難。周恩來得知這一情況后，心情十分沉重。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時說：解放20多年了，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裡，那裡群眾生活還這樣困難，我作為國務院總理，工作是失職的，對不起那裡的人民。隨后，他迅速派出國務院七八個部委組成的工作組，赴甘肅災區緊急救濟，調查研究，並幫助干旱地區找出發展經濟的路子。直到今天，甘肅人民仍然銘記著周總理的親切關懷。
第四，自覺堅持民主作風，認真並善於聽取各方面意見。周恩來經常提醒大家，我們的權力是相當集中相當大的，如果處理不好，就容易忽視民主，獨斷專行。他說，光有集中，沒有民主，就成為官僚主義了。“所謂多謀善斷，‘多謀’來自民主，‘斷’就是集中。”他主持會議和處理各種問題時，從不唱獨角戲，而是努力營造輕鬆和諧的民主氣氛，鼓勵和啟發大家各抒己見，特別是鼓勵發表不同意見，從中汲取正確的成份。即使人家提出的意見有錯誤，也不橫加指責，而是耐心聽完，然后循循善誘，用事實和道理闡明自己的觀點。有時討論重大經濟問題，他專門交待要請有不同意見的同志參加，請民主黨派的同志參加，讓大家都講心裡話。他說：允許有不同意見，這才是社會主義的自由，才有心情舒暢。他常舉唐太宗能聽魏征的不同意見，做到兼聽則明的例子教育干部。
三年國民經濟困難時期，為了解決緊迫的全國性糧荒問題，周恩來單獨約見有關部門負責人商談，就達115次之多。當時，許多重大決策和具體措施，就是在這種坦誠的討論與磋商中逐步形成的。這樣，一方面從中了解了更多和更准確的情況，便於科學決策，保証出台的政策和措施的正確﹔另一方面，溝通和統一了思想，增強了凝聚力，使大家能夠同心協力地為共同的目標而奮斗。他以自己的言行，為全黨樹立了發揚民主的楷模。
第五，嚴謹細致，一絲不苟。這是周恩來的一貫作風，很多接觸過他的同志，對此都留有深刻的印象。建國后，我在國家計委工作。計委送給他的重要報告和材料，他都認真審閱，凡涉及國民經濟的一些重要數據，往往要親自核算。如有疑問，有時半夜把我們找去查對，直到徹底核實清楚為止。審議某些重要項目，他總是認真聽取各方面的意見，組織專家充分論証，從項目的原料、材料供應，產品需求，運輸狀況，資金、技術保証，乃至環境保護、地震資料等等，他都要一一了解清楚，從不放過一個疑點，有時還親自到實地考察。他常說，我們共產黨人是人民的勤務員，要誠誠懇懇、老老實實地為人民服務，經濟工作要越做越細，不能有半點馬虎。周總理日理萬機，仍然如此嚴謹精細，充分體現了他對黨和人民事業的高度責任感和赤膽忠誠。
第六，正確處理政府工作和黨的領導的關系，始終把政府工作置於黨的領導之下。周恩來說：我們已經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了國家政權，而我們黨在政權中又居於領導地位。黨的領導，是說黨要管大政方針、政策、計劃，不是說一切事情都要黨去管。如果什麼都管，反而把大事丟掉了。小權過多，大權旁落，黨委勢必成為官僚主義、事務主義的機構。他善於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變為政府的法令和決定，然后頒布實施。他要求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的請示報告制度，規定政府工作中重要的方針、政策、計劃和重大事項，均須事先請示中央，加強中央對於政府工作的領導。他經常向黨中央有關領導同志說明政府工作中形成的重要文件和提出的重大問題的有關情況，以供中央決策時參考。從土地改革法的實施、統一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的提出，到社會主義改造的具體政策的頒布、第一個五年計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的制訂，再到調整國民經濟八字方針的貫徹，都是如此。
今天，我們面臨的情況和任務已發生了很大變化，周恩來的經濟思想和他在領導新中國經濟工作中的成功經驗，仍然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和借鑒。周恩來的思想、作風和品格，是我們黨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將鼓舞全黨全國人民繼續前進。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