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善於解決問題

　　原標題：周恩來善於解決問題

　　“善於解決問題”是周恩來的一大特點。周恩來經歷了中國共產黨從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興起、進而從苦難走向輝煌的那段革命歷程﹔經歷了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從一窮二白到一步一步走向繁榮富強的執政歲月。其中，善於解決問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周恩來善於解決問題中所秉持的立場、提出的觀點、採取的方法，為共產黨人解決問題、改造世界提供了寶貴經驗。

　　為了理想大處著眼

　　周恩來在長期的領導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堅持站在實現黨和人民整體利益、實現黨的既定目標和遠大理想的政治高度和歷史高度，用大視野認識問題，用大格局處理問題，使得許多充滿艱難的事情、許多他人一時難以解決的問題，在他手中得到妥善解決。

　　黨的六大以后，妥善處理和解決順直省委存在的問題，就是一個生動的例子。大革命失敗后，黨的力量遭受到嚴重破壞。面對嚴峻的革命處境，一些保存下來的黨組織內部，產生了對上級不信任，許多人相互埋怨等嚴重問題。1927年李大釗犧牲后，順直省委也發生了類似問題，特別是個人意氣之爭和派別成見，甚至認為“順直黨的基礎已經落伍了，腐爛了”，提出要“取消省委”。

　　1928年11月9日，周恩來從蘇聯回國后第一次參加中央常委會議就提議：“順直殘留的斗爭直到現在，主要是缺少政治的指導，這一點中央要特別注意。”他強調：“主要是政治的說服”“不應是兩條路線”。最后，解決順直問題的任務落到了當時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周恩來身上。

　　1928年12月中旬，周恩來前往順直省委所在地天津。在進行一番緊張深入的調查研究后，他於12月18日在順直省委出版的油印黨刊《出路》第二期上發表了《改造順直黨的過程中的幾個問題的回答》，提出了本著“從積極工作的出路上解決過去一切糾紛”的基本工作思路，並著重指出：順直黨內固然存在不少問題，但那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造成的，隻要多做工作，完全可以改變過來。要是認為順直黨的基礎全都要不得，“自然很容易走到你攻擊我、我攻擊你、互不信任、互相猜疑、誰都不服誰、誰也不切實去做群眾工作的地步”“正確的辦法是要在現在還存在的舊基礎上，深入群眾，積極工作，發展斗爭，吸收新同志來繼續不斷的改造順直的黨，逐步產生新的斗爭。”

　　此后，周恩來堅持從教育入手，幫助大家正確認識極端民主化與民主集中制的區別、命令主義與說服群眾的區別、懲辦主義和鐵的紀律的區別，開展切合實際而又充分說理的批評。在逐步統一思想的基礎上，最后順直問題得到解決。

　　順直問題發生后，當時中央也曾經幾次進行過解決問題的努力，但直到周恩來去順直后才取得明顯的效果。正是周恩來把問題置於大革命失敗后的大背景中去認識，放到共產黨人為實現革命目標的大邏輯中去認識，使得他能夠在這一棘手問題面前，確定了積極引導的工作方式，從而有效統一了思想，最終求得問題的妥善解決。

　　洞察機樞抓住關鍵

　　周恩來善於在許多頭緒紛繁、錯綜復雜的事情中，較早或者及時發現解決問題的機樞和關鍵，從而把握住解決問題的關口和時機，進而有效解決一個個事關全局、事關勝利的重大問題。

　　周恩來在正確處理西安事變，並最終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35年10月，在戰役中被俘的東北軍團長高福源在紅軍中生活了兩個月后，思想起了變化，一天他向李克農提出願意回去勸說張學良同紅軍聯合抗日。當李克農向周恩來匯報后，得到了他的立刻同意。這個“立刻同意”，反映了周恩來對這個具有全局意義信息的高度重視和正確判斷。此后，李克農先后三次與張學良進行了會談。這些談判，最后促成了1936年4月9日張學良和周恩來在延安的會談。在這次會談中，張學良談到希望蔣介石抗日﹔並主張他在裡面勸，共產黨在外面逼，促使蔣改變錯誤政策，走上抗日道路。這是促成中共中央四個月后作出“逼蔣抗日”決定的一個重要因素。正是由於周恩來的高度重視和親自布置，西北軍一名被俘團長的一個舉動，最終演變成為中共高層與張學良的直接接觸。

　　西安事變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會議，進行了討論。周恩來在會議的發言中明確提出了“在政治上不與南京對立”，應爭取蔣之大部等具體建議，同時還充滿預見地提出“我們的黨應准備走上政治舞台”。1936年12月17日，周恩來在西安會見張學良。會后，周恩來將當晚情況報告給中共中央，提出對蔣介石的處置建議，准備“答應保蔣安全是可以的，但聲明如南京兵挑起內戰，則蔣安全無望”。這一建議，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認可。

　　注重細節實處用功

　　曾經有一位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參加政務院工作的黨外人士談到體會時說：政務會議不論我多麼忙，身體怎麼不好，總要參加。這是為什麼呢？不是政務會議上的什麼事我都有興趣，也不是這個人那個人的講話我都喜歡聽，而是有一點深深地吸引了我。每次政務會議上，周總理總有一篇講話，得到的教益很深很深，對我就像是上了一次大課，所以我舍不得不來。周總理的講話見解精辟，綱舉目張。然而他最大的特點還不在於此，在於周總理的講話中把其他人發言時哪怕有一點可取之處，也吸收進去，加以肯定。同時對包括我在內的其他與會人員發表的並不正確的意見，採取極其高明的方式實際上加以糾正，使人真正心悅誠服。

　　細節關乎大局、關乎成功。正是周恩來在政務院會議這樣一件正常的工作中，用“每一星期開一次會”“把其他人發言時哪怕有一點可取之處，也吸收進去，加以肯定”“對與會人員發表的並不正確的意見，採取極其高明的方式實際上加以糾正”等具體的方式和方法，將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大方略落到了實處。

　　周恩來之“細”，不僅是細微之處見精神，見大局，而且“細”得實在，“細”得管用，值得我們學習。

　　（摘編自《世紀風採》2022年第3期 趙一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