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周恩來答問錄》一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部答問錄，收錄了周恩來同志1936年至1971年期間接受中外記者採訪以及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談話、答問、散發的聲明等文稿64篇，約30萬字﹔書中同時收錄83幅珍貴歷史圖片，圖文並茂。
本文原載於《世紀風採》 兩起美國間諜案 震驚美國朝野 1954年11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軍事審判庭開庭審判兩起美國間諜案，控訴包括11名美國人在內的22名罪犯。當天，首都各界的數百名群眾來到最高人民法院軍事審判庭上旁聽，罪犯的罪証陳列在一邊，手槍、沖鋒槍、卡賓槍、收發報機、空取器等赫然在目。
1972年5月，周恩來在檢查身體時發現尿中有癌細胞，隨后被確診為膀胱癌，但他不僅繼續擔負著常人難以承受的繁重工作，而且承受著來自黨內外巨大的政治壓力，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在批判極“左”思潮、“組閣”、“反對經驗主義”等重大問題上進行了頑強的斗爭。他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逐步推舉鄧小平重新走上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成為自己的接班人，為中國今后的前途和命運作出了重大貢獻。
【論點摘編】 孫佔元、張文臻在《周恩來的民族復興思想與實踐》（刊於《河北學刊》2017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周恩來在探索民族復興之路的征程中，青少年時期提出“為了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強調中華民族欲圖自救必須推翻軍閥和國際帝國主義，抗日戰爭時期提出為“復興我們中華民族”而戰並深刻闡明“民族至上”“國家至上”的真正含義，新中國成立后提出團結一切力量，調動全國人民的積極性共同“建設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周恩來在關於民族復興奮斗目標的探索中，先后確定了實現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戰略，為中國的工業化和“一五”計劃的實施嘔心瀝血，繼而提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的號召。
作者：吳文瓏（單位：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 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領導發動了震驚中外的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作為中國共產黨獨立開展革命武裝斗爭的起點，南昌起義之所以能夠順利地發動和進行，與起義領導者尤其是周恩來對情報工作的高度重視和周密部署是分不開的。
作者：中共雲南省委黨史研究室 楊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作為共和國總理的周恩來，對生態環境保護工作非常重視，他經常強調：一定要重視環境保護，不能因發展經濟而犧牲環境，不要做對不起子孫后代的事。周恩來曾20多次蒞臨祖國西南邊疆雲南，他對雲南的生態環境保護工作作出了不少具體指示和要求。
《紅岩春秋》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在艱苦卓絕的抗戰歲月中，時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周恩來肩負歷史使命，積極奔走於西安、杭州、廬山、南京、武漢、重慶、延安等地，深入大后方城市的街道社區和硝煙彌漫的前線戰場，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團結、凝聚各方面力量，為最終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基礎。值得一提的是，這期間，周恩來還走出國門，遠赴蘇聯，在治療臂傷的同時，進一步介紹宣傳中國的抗戰情況，加強中共與蘇聯的直接交流和聯絡，為中國抗戰爭取了大量援助，增強了中國持久抗戰的力量。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總理兼管國家民族事務，他高度重視民族工作，尤其是對民族干部隊伍建設有著深刻的認識，走出了一條民族地區干部隊伍建設民族化與各民族干部交流合作之路。 一、培養民族干部是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應普遍而有計劃地進行 周恩來非常重視民族工作與民族干部隊伍建設，每當論及民族工作，“幾乎都要講到民族干部問題”（周恩來生平和思想研討會組織委員會：《周恩來百周年紀念——全國周恩來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834頁）。
陳毅元帥生前說過：“廉潔奉公，以正治國者，周總理也。”周恩來的黨性原則和人格魅力，不僅彰顯在內政外交和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而且體現在正心、修身、齊家等方面。
一 四年調整時期（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６４年）是新中國成立后的一個重要時期，也是新中國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中的重大轉折。周恩來在這關系我國國民經濟盛衰的關鍵時刻，同當時中央其他領導同志一起，作出了永銘人心的卓越貢獻，為國民經濟經過“大躍進”的挫折而恢復發展，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
周恩來（1898∼1976），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和外交家，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建人之一。原藉浙江紹興，1898年3月5日生於江蘇淮安...[詳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