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臨終前的台灣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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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他自幼即以“中華崛起”為己任，投身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后更是把富民強國作為自己終生奮斗目標。然而從新中國誕生直到他重病纏身，離他的強國夢似乎還有著一段很長的距離，特別是台灣還未能回歸祖國，這就使他多少有點遺憾。因此越是到他的生命最后，台灣問題越是縈繞著他的腦海，成了他臨終前最關注的一個最大情結。

一、讀《參考消息》

連寫四個“托”

周恩來臨終前，仍堅持看中央文件和主要報紙、雜志。

1975年9月4日，周恩來看到3日出版的《參考消息》上轉載有香港《七十年代》編輯部的一篇專稿：《訪蔣經國舊部蔡省三》。在這篇文章裡，蔡省三針對四月份蔣介石的去世，分析了台灣的局勢，介紹了將成為蔣介石接班人的蔣經國的經歷等其他情況。周恩來看了很感興趣，特意用鉛筆把報紙批給羅青長和錢嘉棟，要求他們了解蔡省三的談話內容，並進行分析，最好再找王昆侖、屈武等人弄清真相。當時周恩來已經進入到自己生命的最后階段，寫字時他的手抖得很厲害，可他卻在簽上自己名字后，顫抖著手連寫了“托、托、托、托”四個“托”字，可見他對這篇專訪文章的重視，也充分體現出他對台灣問題的關切。

周恩來的這一批示雖然很短，但內涵豐富。特別是其中的人物身份，讀者清楚了就更能了解周恩來的良苦用心和思維的慎密。

羅青長時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在周恩來身邊工作了40余年，長期分管對台工作。錢嘉棟時任周恩來的主要秘書，后來曾是中國參加世界貿易組織談判的第一任首席代表。王昆侖早年投身國民革命，1926年起就任黃埔軍校潮州分校的政治教官，曾任國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1941年就參與中國民主同盟和三民主義同志會的籌組。1931年又加入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后任北京市副市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等職務。由於他的身份地位特殊，對台灣國民黨上層軍政人員情況非常熟悉。屈武是辛亥革命元老於右任的女婿，1924年就參與了馮玉祥的北京政變，曾任國民政府陸軍大學教官，立法委員，1949年是李宗仁任命的參與國共和談的國民政府代表團顧問。李宗仁拒絕在和談協議上簽字后，屈武由南京出走香港，然后輾轉到新疆，參與了新疆和平起義。后曾任全國人大副秘書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等職，他也是十分熟悉台灣事務的人。

周恩來批示中的蔡省三這個人比較復雜和特殊。蔡省三多才多藝，年紀輕輕時就追隨蔣經國，升任少將總隊長，他身兼數職，風光無限。1949年蔣家王朝敗逃台灣，蔡省三卻執意不走，堅持潛伏反抗。他東躲西藏，數度逃亡，九死一生，苦苦熬了五個多月，終於被人民政府抓獲。在監獄裡一呆就是25年。盡管他的思想還是那個反共的思想，但人民政府寬大為懷，於1975年全部特赦所有在押戰爭罪犯時也特赦了他。這是蔡省三自己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他當時在台灣沒有任何親人，但他自認為對他有知遇之恩，便斷定老上級蔣經國將是他在台灣的唯一“親人”，所以還是選擇去台灣。為此，他在北京時還用政府發給他的路費到王府井買了一幅刺繡，好送給他的老上級蔣經國，並想像著度盡劫難之后再見到蔣經國、並與之談心敘舊的激動場景。然而，台灣方面卻太絕情：就在蔡省三和原國民黨中將軍長王秉鉞、陳士章等十人來到香港，等待赴台灣時，台灣方面卻對包括蔡省三在內的所有十位剛被大陸人民政府特赦釋放而申請去台灣的人說了一聲“不！”還說，“因為這些人已經被中共洗過腦，是中共的統戰工具。”於是，蔡省三滯留在了香港，一些反共的人權組織找到他，希望他能公開發表一個反共講話，然后可以把他帶到世界上除中國以外的任何一個國家，並供養他一輩子。蔡省三拒絕了，他說：“我是個中國人，我死也要死在中國！”他就呆在香港，毅然抓起手中的筆，靠筆杆子養活自己。1975年春，蔣介石去世，蔣經國即將執掌台灣軍政大權。對於台灣今后的政治走向，施政方略等等，蔡省三對來訪者分析得很透徹，所以，重病之中的周恩來看了之后引起了極大重視，就顫抖著手，一連寫下四個“托”，其對台灣和台灣人民的關切，今人讀起來也無不為之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