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都會議氣氛緊張真相：並非因周恩來和毛澤東對立

　　中共蘇區中央局於1932年10月上旬召開的寧都會議，“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的斗爭”，而且把矛頭突出地指向毛澤東。因此，會議氣氛緊張，爭論非常激烈，對立面明顯。

　　本文摘自《毛澤東史實80問》，田樹德著，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共蘇區中央局於1932年10月上旬召開的寧都會議，“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的斗爭”，見1932年10月21日《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而且把矛頭突出地指向毛澤東。因此，會議氣氛緊張，爭論非常激烈，對立面明顯。

　　那麼，對立的雙方，主要是誰與誰相互對立呢？對此，有的著作記載，寧都會議氣氛緊張，主要是周恩來與毛澤東的對立。這樣講，無疑是錯誤的。

　　1932年10月21日《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紅旗飄飄》第18期發表的王稼祥撰寫的《回憶毛主席革命路線與王明機會主義路線的斗爭》和中央文獻出版社於1996年8月出版的《毛澤東傳》(上)記載，寧都會議的斗爭，從根本上說，是在敵強我弱、敵大我小的情況下，王明“左”傾盲動主義的所謂“積極進攻戰略”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積極防御戰略”斗爭的總爆發。因此，會議爭論的焦點是前線的作戰方針問題。

　　對前線的作戰方針，當時的臨時中央和在后方的蘇區中央局成員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與在前方的蘇區中央局成員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的意見，是有嚴重分歧的。所以，在寧都會議上便出現前方中央局成員為一方，后方中央局成員為一方，其陣營分明的對立局面。

　　對這次會議，應首先說明，寧都會議剛開始時，因為周恩來在前線沒有到會，所以，會議先由任弼時主持召開。

　　在任弼時的主持下，后方中央局的一些人因為會前得到臨時中央的支持，所以氣勢很盛，咄咄逼人，一時佔為上風，逼迫會議“一致同意中央長信指示”。

　　所謂“中央長信”，即臨時中央於1932年7月21日給蘇區中央局和閩贛兩省委要求堅決執行“進攻路線”，“奪取中心城市”，“爭取江西首先勝利”的長信。

　　會議在對中央蘇區自2月攻打贛州以來的全部工作進行總結時，把矛頭指向了毛澤東，開展了蘇區中央局從未有的反傾向的斗爭。

　　面對這種情況，毛澤東沒有屈服，據理反擊。而后方中央局的成員們認為毛澤東態度不好，“承認和了解錯誤不夠”，見1932年10月21日《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於是進一步對毛澤東橫加指責。毛澤東對后方首腦們的批判極力反駁，並且得到王稼祥等人的支持。就這樣使會議陷入僵持的局面。

　　正在這時，周恩來從前線趕到。他是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所以到會后便由他主持會議。

　　在會上，周恩來針對會議斗爭激烈的情況，首先以溫和的態度，批評說：前方領導人“有以准備為中心的觀念，澤東表現最多，對中央電示迅速擊破一面開始不同意，有等待傾向”。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對毛澤東橫加指責，認為后方個別同志對毛澤東的批評過分了。因此，引起后方同志不滿，並上書中央，說周恩來替毛澤東“解釋掩護”，搞“調和”。

　　在研究對毛澤東的處理和工作安排時，后方蘇區中央局成員不顧周恩來、王稼祥的反對，極力主張將毛澤東“召回后方”，專做政府工作。

　　而周恩來對這種主張堅決反對，不同意將毛澤東召回后方。他說：“澤東積多年的經驗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果他在前方，則可以吸引他提供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因此，他堅持說：“一種是由我主持戰爭責任，澤東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種是澤東負指揮戰爭全責，我負責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見1932年10月21日《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

　　周恩來提出的這兩種辦法，都意在把毛澤東留在前方。王稼祥、朱德同意周恩來的意見。

　　但是，后方蘇區中央局成員認為，若讓毛澤東仍然留在前方主持戰爭，“在政治與行動上容易發生錯誤”，所以堅決主張調毛澤東回后方。

　　面對這種情況，毛澤東感到非常氣憤，於是，便違心地提出請“病假”的要求。

　　毛澤東這樣提出請“病假”的要求，顯然是違心而無奈的。豈知，會議最后表決結果，卻通過了周恩來的第一種意見，並批准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

　　從上述情況來看，寧都會議的斗爭，是毛澤東與堅決執行王明“左”傾盲動主義進攻戰略的后方蘇區中央局成員的尖銳對立，而主要不是與周恩來的對立。若把寧都會議的斗爭，描寫成主要是周恩來與毛澤東的對立，就不符合歷史的真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