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關心保護敦煌莫高窟軼事

1964年10月16日，在中國西部，距離絲路名城敦煌幾百公裡的羅布泊上空，升起了一朵震驚世界的蘑菇雲。“我國自行制造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了！”當電波把這一特大喜訊傳到中南海時，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興高採烈，心潮澎湃。但不一會兒他又濃眉緊鎖，一語不發，像在沉思著什麼重大問題。他嚴肅地在辦公室踱來踱去，好久之后才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你馬上讓國家文物局的王冶秋同志和敦煌聯系，問一下敦煌人民受到影響了沒有？莫高窟損壞了沒有？”不久，正處在狂歡喜慶之中的中共敦煌縣委領導和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常書鴻便先后接到了來自北京的電報。當大家得知這是周總理指示發來的電報時，心情更激動了。很快，在中南海，工作人員向周恩來及時做了匯報：“據電傳，敦煌人民目前未受影響，莫高窟也安然無恙。”周恩來這才舒展雙眉。隨后，他先后派出10批由北京醫療單位專家及醫護人員組成的醫療隊趕赴敦煌，深入到敦煌城鄉和莫高窟，給人們檢查身體治療疾病，並設立了專門的防疫機構——省紅十字會，隨時監測可能由核輻射引發的疫情。周恩來同時還指示鐵道部，要加快正在進行的敦煌莫高窟大規模加固工程進度，確保這座藝術寶窟能完整保存下去。

雖然周恩來日理萬機，生前一直沒能親自去敦煌視察參觀，但他卻高瞻遠矚，以博大的胸襟和超人的遠見卓識關心著敦煌藝術，給我們留下了不少難忘的往事。至今，敦煌研究院的老專家們還念念不忘他當年對莫高窟保護和研究工作的關懷和支持。

興致勃勃 兩次參觀敦煌畫展

1945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在重慶七星崗中蘇友好協會舉辦了一次小型敦煌壁畫臨摹藝術展，向社會各界廣泛介紹莫高窟自北魏以來，歷代連續開鑿創造出的燦爛輝煌的藝術成果，同時也表達他們對國民黨當局無理撤銷成立不到兩年的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抗議。瑰麗多彩的敦煌藝術轟動了山城，參觀的人絡繹不絕，展出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一天，參觀的人群中突然有人高呼“共產黨的周副主席來了”，人們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了中共中央駐重慶代表周恩來、董必武、林伯渠以及文化界著名人士郭沫若等一行人的身上，周恩來神採奕奕，微笑著向大家招手致意，走進了展廳。

他一邊仔細地觀賞著敦煌壁畫臨摹本，一邊認真地聽著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常書鴻的講解。聽著常書鴻濃濃的浙杭口音，周恩來親切地問：“常先生也是浙江人？”當聽到常書鴻是浙江杭州人時，周恩來高興地說：“常先生和我算是老鄉了，我的老家在浙江紹興，和杭州相距才百余公裡，我們今天是老鄉遇老鄉，兩眼淚汪汪啊！”他幽默風趣的談吐讓正處在抗戰困難時期的敦煌藝術研究所工作人員感到了一種溫暖和親切。

參觀欣賞了敦煌壁畫臨摹展后，周恩來對畫展給予了高度評價，對常書鴻等人在艱苦環境中保護敦煌藝術表示由衷的敬意，他勉勵他們不要屈服，要堅決同反動派倒行逆施的行徑做斗爭，最終將贏得廣大群眾的支持。短短的一席談話，使在國民黨當權派面前受盡白眼的敦煌藝術研究所工作人員備受鼓舞，他們沒有想到在這裡遇到了知音，共產黨人對文物保護工作如此重視。此后，經廣大愛國人士和著名學者向達、夏鼐、傅斯年和常書鴻等人的奔走呼吁，敦煌藝術研究所終於在1948年5月得以恢復。而此后，周恩來也一直沒有間斷對敦煌藝術的關心和關注。

1949年9月28日敦煌解放，歷經劫難的敦煌莫高窟終於迎來了光明。在周恩來的關心下，敦煌藝術研究所直接歸屬到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教委員會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改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書鴻任所長。

1951年，為了配合抗美援朝運動中的愛國主義教育，周恩來指示在北京舉辦一次大型敦煌藝術畫展。這一年的元月，常書鴻接到政務院文教委員會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鄭振鐸的電報，要他將文物研究所內歷年完成的全部壁畫臨摹本帶往北京展出。這對於剛剛成立的敦煌文物研究所來說又是一次極大的鼓舞。常書鴻和全部工作人員馬上收集整理好所有的壁畫臨摹本，連夜趕往北京。

遵照周恩來的指示，鄭振鐸親自任“敦煌藝術畫展”籌備委員會組長，常書鴻任副組長。大家經過4個多月的辛勤工作，展覽於1951年4月下旬籌備就緒，准備在故宮午門城樓上展出。

就在展覽會開幕前的一個星期天上午，常所長和女兒常沙娜與歷史博物館的張秘書正在對整個展品做最后的檢查校對時，忽然接到中南海打來的電話，說有一位中央首長要來畫展會場參觀。聽到這個突來的消息，常書鴻顯得有些慌，他為難地說：“今天是星期日，同志們都不在會場。”對方問：“你是哪位？”常書鴻報了名字。說：“隻要你來接待就可以了，請你在下午3時准備接待，不要外出。”

這天下午2點，常書鴻和女兒沙娜與張秘書早早來到午門樓上等候。當時天下著蒙蒙細雨，2點半時，常書鴻看到一輛小轎車從端門朝著午門開過來，最后停在午門城樓下。警衛員先從車中走出來，把一件淡藍色雨衣，披在下車的首長身上。常書鴻和張秘書馬上走到前樓台階上迎接。這時，下車的首長已邁著矯健的步伐登上了台階。當周恩來那張慈祥而又熟悉的面孔出現在他倆面前時，常書鴻快步向前激動地緊緊握住總理的手，哽咽著說不出話來。周恩來看到他們沒有拿傘，站在細雨中時，馬上把披在肩上的雨衣脫下來交給警衛員。他熱情地說：“七星崗看過你們的敦煌壁畫摹本展覽，已經五六年了，那次隻有20多件展品，這次規模大得多了。”常書鴻說：“當年您對我們的鼓勵和支持堅定了我們信念，使我們更有信心繼續堅持工作。”

在布展會場，周恩來一邊興致勃勃地觀賞，一邊和常書鴻交談，詢問了他們解放前的工作和生活情況，以及敦煌藝術的歷史、淵源和這次展出的有關內容。看著1120件精美絕倫、惟妙惟肖的歷史壁畫和彩塑摹本、實物、圖表以及攝影資料，他高度贊揚了常書鴻他們舍身藝術、保護國寶的可貴精神和已經取得的可喜成績，他說：“看了這麼多展品，使我大開眼界，相信敦煌藝術的發展，一定會有一個全盛時期。”

看到常書鴻的女兒常沙娜臨摹的敦煌壁畫展品時，周恩來高興地對常書鴻說：“你的女兒繼承了你的事業，敦煌藝術可有傳人了！”當聽說常沙娜剛從美國波士頓留學回到北京就參加了這次“敦煌藝術畫展”時，周恩來鼓勵常沙娜說：“國家正需要你們這樣有學問有才能的年輕人，回來建設新中國很光榮啊！要到國家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正因為有了周恩來的這句話，本來打算和父親同去莫高窟工作的常沙娜后來來到正缺少師資力量的清華大學營建系做了一名助教，把敦煌藝術搬上了大學講台。后來她還參加了新中國十大建筑的設計工作，把敦煌藝術廣泛地運用到了建筑實踐中。

在參觀第三陳列室——《帝國主義者劫奪敦煌文物罪証》，看著被劫掠到英、法、俄、美等國的敦煌文物清單表格和文書照片時，周恩來說：“這很好，這些鐵一般的証據，雄辯地說明了帝國主義者近百年來用各種方法，巧取豪奪我們祖先遺留下來的文化遺產。我們必須同仇敵愾，舉國動員起來進行抗美援朝斗爭，你們這個畫展必將起到激發我們愛祖國、愛祖國燦爛文化的作用。”

周恩來還親切詢問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難。常書鴻如實地匯報了莫高窟年久失修、千瘡百孔、亟待搶修，以及專業人員需要補充等問題。周恩來仔細聽取了匯報，指示有關部門想辦法解決，鼓勵他們做一輩子敦煌文物的保護和研究工作。他對敦煌藝術的關切之情溢於言表。

展覽取得了巨大成功，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群眾競相參觀。在周恩來的親切關懷下，外交部還專門抽出一天時間用來接待外國駐華使節和國際友人，將我國敦煌學的研究成果第一次推向世界。當時，全國正在開展抗美援朝的群眾運動，這次展出起到了推動愛國主義和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的巨大教育作用。全國多家報紙、雜志都紛紛撰文介紹敦煌藝術。

展覽結束后，中央人民政府舉行表彰大會，周恩來親自簽文批准，給敦煌文物研究所全體工作人員頒發了獎狀和獎金。郭沫若親筆書寫了獎狀：“敦煌文物研究所全體工作人員在所長常書鴻領導下，長期埋頭工作，保護並摹繪了一千五百多年來前代勞動人民輝煌藝術偉利，使廣大人民得到欣賞研究的機會。這種愛國主義的精神是值得表揚的。特頒獎狀，以資鼓勵。”

困難歲月 兩次撥款搶修敦煌石窟

自從1951年參觀“敦煌藝術畫展”，聽了常書鴻關於敦煌莫高窟亟待搶修的情況匯報后，周恩來心裡一直惦記著這件事。

這年6月，在他的高度重視下，政務院派出北大、清華的教授趙正元、莫宗江及古建筑學家余明謙、陳明達實地考察了莫高窟的文物保護工作，並制定出了治本與治標相結合、臨時與永久相結合、由洞外到洞內分步驟保護的方案，獲得了中央的批准。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在當時財政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周總理指示首先撥款2億元（當時的舊幣約合現在人民幣2萬元），修復了5座岌岌可危的唐宋時期木結構窟檐。還撥款改善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問題，配備了吉普車，購置了發電機，莫高窟破天荒地第一次安裝了電燈照明。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對莫高窟進行的第一次搶救性的維修工程。

1961年3月4日，國務院公布敦煌莫高窟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62年，敦煌文物研究所為了進一步推進文物保護工作，向中央文化部呈交了《關於加強保護莫高窟群的報告》，提出防止鳴沙山山體向前移動，造成石窟岩壁倒塌，使敦煌壁畫彩塑毀於一旦的具體加固意見。報告呈送國務院后，受到周恩來的高度重視，國務院派出由文化部副部長徐平羽率領的10余名專家學者，組成敦煌工作組前來莫高窟進行考察考証。

維修這座歷經1600多年、規模宏大、屢遭人為嚴重破壞和風雨侵蝕的石窟，耗資巨大，而當時我國剛剛度過3年天災人禍的困難時期，內憂外患，財力十分拮據。為此，專家們制定了一個先搶救最危險地段，再分期分段實施全面保護的長遠規劃。

1962年，周恩來親自主持召開了國務院會議。會上，赴敦煌考察論証的專家學者們和常書鴻向周恩來全面匯報了敦煌莫高窟的情況和搶修的具體方案。會上，周恩來表情嚴肅，他語重心長地說：“敦煌莫高窟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寶貴的文化藝術遺產，已有一千數百年的歷史了，解放前已遭受過帝國主義者殘酷的劫掠和破壞，現在我們一定要保護好它，否則，我們這些人不能向后世交代。”當時，國家財力特別困難，全國各地已停止修建樓堂館所，全力以赴發展工農業生產，但周恩來仍然果斷做出決定，批准撥巨額專款100萬元，一步到位，用於大規模搶修敦煌莫高窟，實施保護工程。

這樣，在周恩來的關心重視下，新中國第一次敦煌莫高窟的大搶修拉開了序幕。這項工程是集開鑿隧道、支撐懸崖絕壁夯實基礎、加固岩壁等於一體的結構復雜的浩大工程，因此中央決定由鐵道部承擔重任。消息傳來，極大地鼓舞了長期從事研究保護敦煌藝術的專家和工作人員，同時也鼓舞了敦煌人民支持這項千秋事業的決心。

搶修工程自1963年秋季施工，歷時3年，在鐵道部職工和敦煌搬運社工人披星戴月、風餐露宿的奮戰下，攻克了一道道難關，於1966年竣工。整個工程在石窟群的南北區總計4040米的長廊中，加固了195個石窟，制作了7000多平方米的檔牆砌體和梁柱，對363米的岩壁做了徹底的加固，並安全地解決了400多個洞窟上下4層之間的往來交通。修筑的鋼筋混凝土和花崗石砌體代替了唐代文獻記載的“虛欄”。層層疊疊、巍峨壯觀的堅固棧道為工作人員和中外游客提供了安全舒適、暢通便捷的交通通道。這使敦煌莫高窟成為了我國著名的四大石窟中迄今保護最好的石窟，也成為周恩來關心和保護敦煌藝術的不朽豐碑和歷史見証。

十年動亂 親簽文件保護莫高窟

1964年，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期間，周恩來利用做政府工作報告的休息間隙，邀請常書鴻到休息室，向他詢問了敦煌莫高窟正在進行的搶修情況和有待解決的問題。常書鴻向周恩來匯報說：“莫高窟進行的大搶修工程一切進展順利，同志們加班加點，夜以繼日，力爭在1966年莫高窟建窟1600周年紀念活動時完工。”周恩來點點頭說：“這很好，在那時候完工，莫高窟將又是一個新面貌向世人展示，敦煌文物保護和研究又是一個新的開端。”他認真地叮囑常書鴻說：“在搶修時一定要注意保護好文物，不能讓敦煌壁畫和塑像受到損壞，一千幾百年了，保留下來不容易，一定要小心謹慎。”常書鴻沒想到周恩來在百忙之中，連開會期間還這樣惦記著敦煌藝術，他心情激動地聆聽著周恩來的諄諄教導。周恩來還說：“敦煌工作不是一輩子所能做完的，必須子子孫孫都在那裡繼續努力工作，才能完成。”常書鴻向周恩來保証說：“請總理放心，我一定把您的指示帶給敦煌全體工作同志，一定要把敦煌文物工作當作祖祖輩輩一代接一代的事業干下去！”

1966年2月份，歷時3年的敦煌莫高窟大搶修工作基本完工。面對修繕一新的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全體工作人員精神振奮，喜上眉梢。大家在常書鴻的領導下加緊了壁畫臨摹和文物研究工作，為擬定舉行的紀念莫高窟建窟1600周年活動做積極准備。

3月，為了籌備舉行敦煌莫高窟建窟1600周年紀念活動，常書鴻來到北京向文化部匯報了籌備情況，期間，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郭沫若接見了他。常書鴻向郭沫若匯報完工作后，懇請郭沫若親臨敦煌主持紀念大會。當時已年過70的郭沫若高興地答應了常書鴻的邀請，並很熱情地說：“周總理對敦煌文物工作很重視，希望你們不要辜負總理的厚望，再接再厲更上一層樓，把敦煌文物保護和研究工作搞得更好！”並現場欣然揮毫，為莫高窟寫下了“石窟寶藏”、“三危覽勝”的題字。

在北京匯報工作期間，常書鴻還把拍攝的一整套敦煌石窟維修加固后的照片和一本自己編輯的《敦煌壁畫藝術》畫冊通過文化部的同志轉交周恩來，向他匯報敦煌石窟的維修加固情況，並表示希望周恩來有機會來敦煌指導工作。讓常書鴻又激動不已的是，就在他離開北京的前一天，文化部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專門打來電話說：周恩來收到他轉交的照片和書很高興，鼓舞他進一步干好敦煌的文物工作。周恩來說，敦煌是西出陽關的名城，是他向往已久的地方，有機會他一定去敦煌參觀莫高窟，看望大家。

然而，就在常書鴻和文物研究所的同志們正熱情百倍地投入工作，籌備即將舉行的敦煌莫高窟建窟1600周年紀念活動時，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破四舊，立四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使一批珍貴文物古跡瞬間變成了宣傳封建迷信的大毒草。在這種形勢下，本已籌備好的敦煌莫高窟建窟1600周年紀念活動也隻好停止舉辦了。

1966年10月，江青在接見首都紅衛兵時公開叫囂說：“敦煌藝術沒什麼可以繼承的東西。敦煌藝術是精神鴉片！”這無疑給敦煌藝術判了死刑。

於是，被煽動起來的紅衛兵從北京、從蘭州、從酒泉、從敦煌，氣勢洶洶地殺向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專家學者一一被揪出來批斗，研究所的工作陷入了困境。然而，更嚴重的是，一場滅頂之災危及敦煌莫高窟了。

1967年夏天，敦煌縣武裝部、公安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同時接到蘭州大學敦煌籍學生拍來的電報：蘭州大學的部分紅衛兵已准備起身前往敦煌，和在敦煌的紅衛兵匯合，計劃搗毀莫高窟的壁畫和彩塑，請設法阻止。

敦煌莫高窟已有1600年歷史了，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規模最大的佛教藝術寶庫，共計有45000平方米的歷代精美壁畫，有3390身精美彩塑，是中華民族的寶貴文化藝術遺產，一旦被搗毀破壞，那將是人類文化史上的一場巨大悲劇。敦煌縣委縣政府和敦煌文物研究所感到事態嚴重，情況危急，馬上向甘肅省委省政府和國家文物局做了匯報。

敦煌的緊急匯報很快上呈到了國務院，匯報給了周恩來。中南海的總理辦公室裡一片沉悶，在這敦煌莫高窟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周恩來濃眉緊縮，神情嚴峻。他沉思片刻后，果斷地對身邊工作人員說：“立即讓國家文物局和甘肅省採取措施，保護敦煌莫高窟，不能讓這座人類文化寶窟受到損壞。”

他還親自簽發了國務院“關於敦煌莫高窟第一批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在文革期間一律停止對外開放，任何人不得沖擊破壞，確有問題的待后期清理”的文件。這份文件很快就電傳到了敦煌。

就在國務院電傳緊急文件到達敦煌的第二天清晨，從蘭州趕來的紅衛兵大軍已坐火車來到了敦煌，他們和在敦煌的紅衛兵頭頭一接觸，馬上開始肆無忌憚地大規模破壞敦煌文物。他們首先來到敦煌縣城附近著名的鳴沙山月牙泉風景區，掄起鋤頭、榔頭把那裡的一大片明清古建筑徹底搗毀，然后喊著口號，浩浩蕩蕩向莫高窟進發。

聽到消息后，敦煌縣武裝部部長張雙虎帶領解放軍和公安人員立即趕到通往莫高窟的必經之地——文化路口阻截。當紅衛兵大軍氣勢洶洶地到達后，他們以周恩來親自簽發的文件為“尚方寶劍”，和文物所的工作人員共同向紅衛兵宣傳國務院的指示，並向紅衛兵講述敦煌莫高窟的文物藝術價值和保護到今天的艱難歷程，特別向紅衛兵們講述了周恩來是如何關心重視敦煌藝術的事。

“周總理不讓我們打毀？周總理在保護莫高窟！走吧！撤吧！”紅衛兵們紛紛小聲議論著。最后，他們隻好灰溜溜地撤走了。

敦煌莫高窟終於有驚無險，免遭了一場劫難，而且憑借周恩來親自簽發的這份國務院文件，敦煌莫高窟奇跡般地平安度過了十年動亂歲月。在改革開放的年代，敦煌被列為第一批對外開放的城市，莫高窟以其光輝燦爛的古代文化藝術吸引了五湖四海的學者，敦煌藝術終於迎來了周恩來預言的全盛時期。當敦煌人民再一次面對綠樹掩映、巍峨壯觀的石窟群以及馳名中外、絢麗多彩的敦煌藝術時，更加緬懷周恩來30多年前為保護敦煌文化遺產所付出的滿腔心血和所做出的杰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