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处理“立三问题”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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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命回国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员由5万多人一下锐减到l万多人。经过两年的盘整，党组织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1929年，全国党员人数达6.9万多人，超过了大革命时期。

　　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发来了一封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已到了“革命高潮的初期”，“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 信中还提出了“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国内战争”的口号。

　　在这样的国内、国际背景之下，党内一些同志错误地认为新的革命浪潮已经到来。于是，原来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思想又恶性发展起来。1930年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立三提出要搞南京暴动。他在中央会议上要求军委对举行南京暴动进行讨论和部署。周恩来表示反对在南京举行暴动，但李立三坚持。于是，周恩来另外召集军委干部曾中生和党在南京负责军事工作的同志召开了一个小型的会议。大家全面分析了党在南京的工作情况，认为在南京举行暴动是困难的。周恩来也从敌我力量对比，认为南京不具备举行暴动的条件。最终，会议否决了李立三举行南京暴动的设想。1930年2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再次提出：组织一省或几省暴动。周恩来仍表示反对。他说：已有革命高潮并不等于就是有直接革命的形势。由于周恩来的反对，李立三搞暴动的设想一直没能实现。

　　1930年3月，周恩来从上海出发，前往莫斯科参加联共(布)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同时处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同共产国际间的一些分歧问题。

　　周恩来离开上海后，李立三着手发动南京暴动。他勒令曾中生领导的学兵营的党组织举行起义，攻打国民党中央党部，占领南京。曾中生反映说：这点力量根本是做不到的。李维汉也提出：暴动后还是把队伍拉到农村去吧。但是，李立三批评他们都是右倾。结果暴动使我党南京的地下组织暴露，全市被敌人逮捕的党员有一百多人，南京的党组织遭到了极大破坏。

　　随后，李立三又制定了一套以武汉为中心的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冒险计划。结果，刚刚恢复起来的白区党组织和革命力量又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同志惨遭杀害。如江苏省，从1930年4月到9月这半年中，被国民党杀害的党员就有三千多人。

　　1930年6月11日，李立三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并立即下达各地区支部。

　　远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心急如焚。他知道如果不尽快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党会遭到更大的损失。周恩来在莫斯科做了大量的工作，终于设法使共产国际研究了中共中央6月11日通过的决议。共产国际认为李立三对形势的估计过分夸张，他的否定革命发展不平衡、脱离群众的武装暴动计划等是错误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与周恩来、瞿秋白一起，拟定了7月23日决议。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中央6月1l日决议应该停发，武装暴动应该停止，但是肯定了“中共政治局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都犯了部分的错误”，要周恩来、瞿秋白回去纠正。于是，1930年8月，周恩来带着共产国际的精神动身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