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揭秘：周恩来为何选择悬挂宫灯方案？【2】

那么，张仃、钟灵是不是宫灯的设计者呢？

我们可以从布置工作的程序上来分析。当时负责天安门城楼布置和天安门广场改造的是国庆筹备组总负责人之一、华北军区宣传部部长张致祥。他本人亲自到天安门城楼考察一番后，就把城楼的布置与设计工作交给了他熟悉的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前身为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战友文工团）的舞美队，具体负责的就是舞美队队长苏凡。苏凡则交给了舞美队的日本籍美术家肖野、森茂。这是一个很顺畅的工作程序，何况当时张仃、钟灵的主要工作在政协那边，即使两个人参与了城楼宫灯的设计意见，但很难称得上是主要设计者。

张致祥将任务交代给苏凡时，距离举行开国大典的日子只剩下二十天了。苏凡马上让毕业于日本美术专科学校，当年四十多岁的肖野和三十多岁的森茂开始设计。

肖野是一位左翼美术作家，上世纪三十年代因受迫害，逃亡到中国。他先在北平日伪电影公司当美工师，后与北平地下党有了联系，通过华北敌工部，辗转到张家口人民剧院工作。这个剧院实际上就是晋察冀军区的抗敌剧社，“张家口人民剧院”是对外的公开名称。我本人也是从这里走进革命队伍的，只不过比肖野还要晚十来年。

森茂走出校门后，成为一名日本华北驻屯军宣传部的文艺兵。他的任务是绘制反共宣传画，结果因是共产主义理论的信徒，最终投奔了八路军。

他们虽然早就参加了八路军，可让他们设计开国大典这么重要场合的灯笼，在当时还是引来了一些人的反对。反对者说，为什么要找日本人不找中国人，中国人又不是没有自己的美术家？后来，这事经过周恩来特批后，才定了下来。据说，周恩来还批评了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

肖野和森茂非常珍视这份荣誉。他们为了便于工作，当时就住进了城楼里的西厢房，不分白天黑夜地忙活开了。很快，他们就设计出了二十幅不同样式的宫灯草图。

张致祥亲自把这些草图送到周恩来办公室。由周恩来从中选定了八盏圆形（象征太阳）宫灯的设计。

天安门城楼共九个开间，中间最大，又是人流的出入口，为了留给人物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尤其是中间位置，通常是重要人物的活动区域，更需要一个开阔的空间背景来烘托其重要性。大红的宫灯是烘托气氛的道具，它是为活动着的人服务的，当然不能喧宾夺主。另外，也方便讲话、挥手、拍照、合影、交谈等公共活动。因此，只在两侧各四个房间，悬挂八个大红灯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