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关于西藏工作的思想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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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西藏的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社会发展、政权建设诸方面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主要表现为：在和平解放西藏和实施民主改革过程中，确保国家对西藏主权的完整性和西藏社会的稳定性；在藏汉民族团结方面，提出藏族与汉族、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以及藏族内部都要实现平等相待的民族政策；在施政策略上，体现出中央政府的极大包容，包括宗教上宽容、文化上扶持、经济上倾斜、技术上援助等；在政权结构上，坚持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治制度，主张通过大量培养使用藏族等少数民族干部和做好藏区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来保证藏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行使自治权利。

[关键词]周恩来；西藏；国家主权；少数民族；民族平等；民族自治

周恩来是统一战线领域的重要决策者、领导者和执行者，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他在西藏的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平叛斗争、社会发展、民生改善、政权建设诸方面都倾注了大量心血。研究周恩来有关西藏问题的函电、批示、报告、讲话，深入了解和认识周恩来关于治理和经营西藏的思想与实践，对今天进一步促进藏族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不无启示。

一、首要任务是确保国家主权的完整

新中国成立前后，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企图乘国民党当局对西藏失控、人民解放军尚未进入西藏的间隙，加紧策划西藏独立的阴谋。由于历史、地缘的关系，西藏的解放有一定的国际因素，但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属于中国内政是中共中央始终坚守的底线。

1950年8月14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说明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提出约谈西藏问题的用意，并告拟于本周会见潘尼迦时的谈话内容：“只谈西藏为中国领土，我们很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但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必须退出西藏。”“不但中印之间可以和平相处，即连中印之间的尼泊尔及巴基斯坦等国与中国一样可以和平相处。西藏代表团是地方性和民族性的代表，他们应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来商谈和平解决的办法。”当天，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办。”（《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这个谈话体现了周恩来在解放西藏问题上确保国家主权完整的思路：底线是西藏为中国领土，解决的首选方式是和平商谈，前提条件是帝国主义势力必须退出西藏，西藏代表团的性质只体现地方性和民族性，谈判的地点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北京。但是，以大扎·阿旺松饶活佛为摄政的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并没有积极响应中央政府的倡议，拖延谈判，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低估中央的信心和决心，甚至低估解放军的实力，试图靠扩充藏军武装抗拒西藏解放。他们把藏军由14个代本扩充到18个代本（一个代本约500人），并将主力布防于昌都地区。1950年9月8日，周恩来致电我国驻印度大使馆代办申健，强调：“《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一章，是我们商谈的根据；解放军进入西藏，驱除国民党的影响，保卫国防，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及军事制度概维现状，达赖活佛的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是我们商谈的主要内容。”（《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77页。）电报有两个核心内容：一是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这是确保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基本保障，也是体现国家主权的象征；二是西藏社会制度暂时不予变更，这是考虑西藏特殊的地理、民族、宗教、社会、历史因素的特别方案（除台湾未解放外，西藏是全国特例）。

1950年10月6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至25日，昌都战役胜利结束。昌都战役极大地震动了西藏地方统治集团，也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1951年5月23日，西藏地方政府派出谈判代表和中央政府代表签署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标志着西藏的和平解放。5月25日，中央军委命令西南军区、西北军区派部队分路进驻西藏。周恩来坚决贯彻中央命令，指挥和协调各部队向西藏进军，并指示政务院各部委，认真做好进藏部队的粮食和其他装备的供应。还强调说：宁可内地的部队和机关缺一点、少一点，也要保障志愿军和进藏部队的需要。（参见降边嘉措：《周恩来与西藏的和平解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7页。）

1956年，中共中央、毛泽东作出“二五”计划期间（1958-1962）西藏不进行改革的决策，过6年后是否改革视情况而定，对西藏上层耐心等待、教育、争取，希望他们以大局为重，在中央领导下主动进行改革。但西藏上层中的反动分子顽固不化、推诿搪塞，不合作、不服从，甚至内外勾结、里通外国，阴谋策划武装叛乱。1955年，西康藏区开始叛乱，党中央保持了最大克制。1956年11月29日，周恩来在访问印度期间，与在印度参加释迦牟尼2500年涅磐纪念的十四世达赖喇嘛谈话时说：“您应该坚决摆脱极少数分裂分子的纠缠和包围，尽快返回西藏。藏族群众尊奉您为神，神就应该住在神殿里，您的神殿是西藏。离开西藏，您没有基础，没有信徒，也就没有什么作用了。”（降边嘉措：《周恩来与西藏的和平解放》，第308页。）1957年1月1日，周恩来再次同达赖谈话：“叛乱中跑出来的人，政府均应予以安置，使他们能够过得下去。但跑出来后搞叛乱是不允许的。”《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页。 随后又同达赖方面几个主要负责官员谈话，严肃指出：“关于西康，第一部分地区改得好不好，有何缺点、错误，我们正在检查；第二部分地区我们已派人去做善后工作，西藏也可派人去，把情况了解深刻，错误出在哪里，是中央的，中央改，是地方的，地方改。至于搞叛乱，反对国家，是不允许的。在西藏搞，我们要管，在噶伦堡搞，印度要制止。有人想把达赖留在印度，搞西藏独立，这是走不通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针对藏区的民主改革，周恩来强调逐步探索，有序推进，积累经验，总结教训，给西藏上层留足改革的时间和空间，但前提是不准搞叛乱、搞独立，达赖必须尽早回西藏。周恩来三次同达赖的谈话以及对其身边人员的警告，对于揭露阴谋、稳定局势起了关键作用。1957年5月，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成立“四水六岗”（泛指西藏及四川、云南、青海、甘肃等省藏族聚居的地区。）叛乱组织，随后又组织“卫教军”，在雅鲁藏布江以东、以北、以南煽动武装叛乱。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开始策动在拉萨叛乱，并在3月17日劫持达赖离开拉萨，叛乱失败后逃往印度。随后的几天，周恩来相继审核《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布告》、改定《中央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现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稿、签发《关于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这一时期，周恩来在争取达赖、揭露帝国主义和印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阴谋、平息叛乱、稳定局势、启动西藏民主改革进程中担负了主要的实际领导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