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关于西藏工作的思想与实践

三、施政策略上体现中央政府的包容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藏和广大藏区仍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实行“政教合一”统治，广大农奴由于缺乏先进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又遭到农奴主和喇嘛寺的残酷剥削，加上宗教禁忌束缚，生活苦不堪言。对于西藏这样民族、宗教特征明显，经济极端落后，上层贵族僧侣和不明真相群众仍对我党我军持敌视态度的地方，中央政府在政策方针上体现出了巨大的包容性，包括宗教上宽容、文化上扶持、经济上倾斜、技术上援助等各个方面。

首先，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宗教改革要待时机成熟后方可逐步推行。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务院开会讨论西北地区民族工作，周恩来说：“对于少数民族的宗教，我们现在也还不能提出改革的口号，以免引起人家的反感。对伊斯兰教，对喇嘛教，都应该尊重。假如少数民族中有积极分子提出要改革，应该好言相劝，劝他们不要着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92页。）在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中，规定对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不予变更。这些条款在其他省份都是没有的，充分体现出中央对藏传佛教地区的极大宽容。1959年5月2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89次全体会议上谈到西藏民主改革时说：“现在平叛后国家决定在那里实行民主改革，废除宗教的各种特权，但不干涉宗教信仰自由。西藏改革分两个步骤，先是民主改革，然后是社会主义改革，不能混同。”（《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222页。）这说明，即使西藏平叛后消除了上层反动分子的干扰，对西藏的社会、政治、宗教改革，中央仍然坚持慎重稳进的策略。同年5月12日，周恩来同班禅、阿沛等谈话，提出喇嘛教改革的三点要求：一是宗教不能被封建农奴制度玷污；二是反对清朝统治者实行的民族削弱政策；三是信教的不一定都在庙里住。（参见《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第233页。） 这三点说明中央要求彻底改革“政教合一”制度，消灭宗教剥削制度，限制宗教狂热，但实施过程和态度依然是宽容的。1965年2月24日，周恩来约阿沛、帕巴拉谈话时再次指出：“我们历来主张政教分离，政治不能利用宗教，宗教不能同政治连在一起。至于思想信仰问题，不能强迫人们不信，信教自由。”（《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12页。）

其次，尊重藏族等少数民族文化及风俗习惯，扶持优秀传统文化共同发展繁荣。周恩来指出：“汉族首先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其次是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第三是要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09页。）周恩来对保护和发展藏族文化十分重视，并号召进藏干部学习藏语。“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有关各省应积极创办干部学校，汉族学生应把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作为必修课程。要把这件事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93页。）西藏自治区政府机关执行公务、开会、下发文件、广播电台都使用藏、汉两种语言文字，从1956年4月起，西藏日报发行藏文版。藏族全民信教，佛教文化和藏族文化密不可分，藏族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文字、饮食、建筑、服饰、医药、手工艺品等都具有鲜明的宗教特征、地域特征、民族特征，藏文《大藏经》、《格萨尔王传》及布达拉宫、大昭寺、扎什伦布寺等西藏著名寺庙建筑都属于藏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象征，都需要保护、挖掘和发展。1955年5月1日，周恩来在出席云南民族学院欢度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会时说：“每个民族都有先进的和落后的东西。少数民族的服装鲜艳好看，舞蹈活泼大方，少数民族勤劳勇敢，艰苦奋斗，都很好。要好好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民族文化。各民族之间要取长补短，互相学习，搞好团结。”（《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76页。）这是针对所有少数民族讲的，当然也包括藏族。

其三，对包括西藏在内的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财政上予以政策倾斜。1950年4月27日，周恩来给中央民委藏族干部研究班的学员作报告时讲道：“中央人民政府是要扶植帮助的。有了政治经济的发展，才能说到文化的提高，武装自己，这就是我们的政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第17页。）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生活比较落后，要改变这种状态，首先必须发展交通事业。周恩来要求：“中央和各有关部门都要帮助西藏做好事，使西藏逐步发展起来，人口逐渐增多起来。西藏是个宝库，以后可以大大发展。要发展，就需要修路。以后，国家每年都给西藏以财政补助。”（《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56页。）甘孜藏族自治州要修从康定到巴塘的公路，周恩来当即批示交通部研究方案。关于西藏的工业发展，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上作发展国民经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时说：“加强西藏地区的地质工作，为发展西藏的工业准备条件。”（《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90页。）西藏自然资源丰富，周恩来对西藏的工业发展有长远的考虑。直到晚年，他还对有关同志讲：西藏“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注意保护好森林和各种自然资源，要造福于我们的子孙后代”。（《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18-719页。）

其四，对包括西藏在内的广大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技术援助。藏区地处偏远，人口稀少，生产力极端落后，其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如果没有内地的技术援助不可能顺利实现。中央派出的进藏干部相当一部分就是从事医疗、教育、生产、科技的专业技术人员。周恩来说过：“汉族和少数民族，不论从全国来看，还是从一个省来看，都需要合。汉族人口众多，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将来发展工业，扩大农业，都要大力开发少数民族地区，都需要把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达结合起来。可见，合则双利，分则两害。”（《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29-30页。）这个“合”事实上就是对经济、文化、技术、人才资源的整合，将这些资源从沿海内陆向西部边疆转移，从城市向农村转移，从汉族向少数民族转移，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1955年3月9日，国务院第7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国务院关于帮助西藏地方进行建设事项的决定》明确提出：拨款并派遣技术人员帮助西藏地方进行各项经济和文化建设，包括在拉萨和日喀则建立发电厂，在拉萨建立皮革厂、铁工厂、农业试验场，修筑拉萨河和年楚河的河堤水坝、修筑拉萨和日喀则的城市街道、建立西藏地方干部学校、扩建日喀则小学校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