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关于西藏工作的思想与实践

首先，汉族要善于体察少数民族心理，克服大汉族主义倾向；同时，少数民族也要克服狭隘民族主义倾向。周恩来指出：“任何民族都有它的民族心理感情。汉族因为居于优势地位对少数民族的心理感情是不容易体会的。”（《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7页。）“地方民族主义也是有的。例如藏族某些人就有。要少数民族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汉族首先就要克服大汉族主义。”（《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41页。） 1956年3月15日，他在接见以陈毅为团长的中央赴西藏参加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的代表团成员时说：“我们应本着真正的民族平等、尊重他们的心情到那里去，汉族人口在全国人口中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容易带来一个缺点--大民族主义。到少数民族地方要尊重他们，这不是讲客气，而要从心里上尊重他们。”（《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第154页。）民族心理、民族感情是非常主观的东西，改造需要时间的磨合、空间的交汇，还要正确把握尺度，否则就会滑向民族自决、民族分裂的方向。周恩来还指出：“民族感情有两面性，要加以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把民族感情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不结合起来，不注意民族感情和民族特点，或者过分强调民族感情，都会犯错误。”（《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42页。）

其次，民族平等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在政治上、文化上、经济上都要实现平等。周恩来指出：“最根本的问题是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如果少数民族在经济上不发展，那就不是真正的平等。所以，要使各民族真正平等，就必须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09页。）政治上的平等，主要表现为对少数民族干部要有充分的尊重，让他们有职有权。“在民族地区，处理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到民族问题，都要和少数民族干部商量，因为他们比汉族干部更懂得本民族的心理。”（《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第177页。）周恩来对藏族上层分子和藏族干部的关心和爱护是有口皆碑的。1951年12月，十世班禅由西宁返藏，班禅及其亲属和行辕共400多人，为了让他们平安到达西藏，对班禅返藏的组织领导、交通运输、物资供应、安全保卫等问题，周恩来亲自安排部署。1954年，达赖和班禅联袂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们的全部行程活动，周恩来都是亲自安排，并多次与两位活佛亲切交谈。在中央领导人中，周恩来是与达赖、班禅交往最多的，这些交往都体现出了平等、尊重、团结的原则。

再次，各少数民族之间及藏民族内部也要实现平等团结。众所周知，历史上藏传佛教中四大派系红教（宁玛）、黄教（格鲁）、花教（萨迦）、白教（噶举）的斗争异常激烈。格鲁派内部达赖与班禅两大活佛系统又存在矛盾，在近代更是发展到登峰造极程度，九世班禅、十世班禅长期流亡在外（共29年），不能回藏。1951年4月29日至5月23日，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北京进行了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在中央的要求下，关于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的地位与团结问题被纳入谈判范围。和谈期间，为消除隔阂，增进双方谅解和团结，周恩来和李维汉对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和堪布会议厅官员做了大量工作。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达赖方面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同班禅、计晋美会面。谈判每到分歧较大、争论激烈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不但指示李维汉等中央代表认真听取西藏方面的意见，而且亲自同阿沛等人交谈，以平等的态度，进行友好协商。在协议签字仪式上，李维汉讲道：“关于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之间的和解办法，在整个协议中占去了三条，因为这是西藏僧、俗人民所共同关心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经过反复商谈所取得的协议，从历史上和政治上说是公平的合理的，从宗教关系说，也是史有前例的，因此是符合于西藏内部团结的需要的。”（《李维汉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4页。）1955年3月9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总结说：“西藏和平解放后，在民族团结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种团结是新的民族平等的团结。……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把汉族压迫者推翻了，也就是把少数民族的压迫者推翻了，才能实现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的团结。这种团结是有力量的团结，是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团结。”（《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第129页。）换言之，民族团结进步的基础是平等尊重，实现民族团结的客观条件是旧的封建统治阶级被推翻，民族团结的力量在于抵制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捍卫祖国的边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