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关于西藏工作的思想与实践

四、政权结构上坚持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先后写入《共同纲领》和新中国宪法，成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要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关键是要解决好自主化和民族化两个问题，保证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行使自治权利。1950年4月27日，周恩来给中央民委藏族干部研究班的学员作报告时讲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在这里我们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汉族中有人认为少数民族人数不多，不愿成立自治区，这是我们要反对的。另外一种，就是说为什么不提自决。在目前中国国内，从国际环境看来，民族容易走向分裂。假使我们提出民族自决的话，要考虑这是对帝国主义有好处，还是对我们民族本身有好处呢？……今天在我国大家庭中是希望团结的，唯一正确的解决方法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周恩来与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页。）这是从国际环境、意识形态斗争角度讲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维护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团结。

周恩来还说：“中国如果采取联邦制，就会在各民族间增加界墙，增加民族纠纷。因为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同汉族长期共同聚居在一个地区，有些地区，如内蒙古、广西、云南，汉族都占很大比重，若实行严格的单一民族的联邦制，很多人就要搬家，这对各民族的团结和发展都很不利。所以我们不采取这种办法，而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42-343页。）这是从国内民族结构、聚居特点、历史沿革、未来发展角度讲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化解纠纷、稳定政局、发展经济、促进民族合作与互助。

民族区域自治是周恩来在国家政权结构上一贯坚持和重点强调的，他很多讲话、批示、报告都涉及这个问题，涵盖政权模式、干部培养、统一战线等各个方面。

首先，要解决好自主化和民族化两个问题，就必须大量使用藏族干部，使其在政权结构中占主体地位。“既然是民族自治，就要培养民族干部”；“关于干部方面的民族化，就是民族干部应当有一定的比例。”（《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9页。）在藏区，民族干部的来源分上层和下层两个渠道，上层包括旧政权中的农奴主、贵族、大喇嘛、高级官员等，下层是经过党培养教育的普通群众，包括旧社会中的农奴、奴隶、匠人等，这是藏族干部的主体。周恩来指出：“在每个民族自治地方，民族干部应该做负责工作。当然不是所有的负责人都不能由汉族干部担任，但是民族干部总要负更多的责任。因此，就应当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培养民族干部，要派好的干部到中央、省来学习，也要多把好的干部派回去，这才有利。”《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69页。 “在少数民族地区，办事情要靠少数民族干部，因此我们必须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逐步使他们在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企业、学校中都占大多数，并且担任主要的领导职务。”（《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26页。）

使用好民族干部对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有决定性的作用。周恩来明确指示要使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占全区干部总数的70%。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301名，藏族和区内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占80%以上，绝大多数是翻身农奴和奴隶，也有一部分爱国进步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这时全区少数民族干部已有1.6万人，其中1000多名干部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直到生命晚年，周恩来仍不忘藏区的民族干部培养工作。1975年8月29日，他嘱咐准备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的中央代表团团长华国锋：“告诉在那里工作的同志们，要特别注意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注意培养民族干部，使大批民族干部尽快成长起来。”（《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718页。）

其次，在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中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统战工作的重点是藏区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由于上层人士在政治、宗教和经济方面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辐射力和带动力，做好上层人士的工作一直是周恩来重视和强调的。1957年8月3日，周恩来同阿沛谈话时说：“西藏工作的逐步前进，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提高人民的觉悟，一是上层分子的觉悟也要一天天地提高。对上层的工作很重要。一方面要尽可能地为人民办点好事，一方面要在上层团结多数。”（《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65页。）1959年5月12日，对于西藏平叛后的民主改革，周恩来同班禅、阿沛等谈话时指出：“总之一句话，我们立场一致，关系就会搞好，就有力量把西藏上层中的左、中、右、叛向好的方向领导。在西藏来说，这就是和西藏人民站在一起，这个立场就是国家立场和社会主义立场。”（《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第231页。）显然，周恩来强调要团结上层中的大多数，对犹豫不决的、彷徨迷茫的、知错能改的都要尽力帮助。他还进一步指示：“民主改革时要使上层人士得到安置，但也要有区别。注意三点，一是有政治地位、选举权、公民权；二是生活要安置，工作有出路；三是说服他们改变立场，现在要站在农奴中间。”（《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227页。）

对于达赖、班禅、阿沛、计晋美等上层人士，周恩来始终像朋友一样与之交往，准确把握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向他们传递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原则，消除他们的疑虑，化解他们的矛盾，以自己的人格魅力不断影响他们。到1957年，对于已经行走在叛乱边缘的达赖喇嘛，周恩来仍在尽力挽救。他对阿沛说：“关键问题是正确地对待达赖，要尊重他，对他的家属进行分析，做达赖家属工作的目的，在于保护达赖，要使他看清大局。”（《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65页。）对于长期遭到西藏地方当局排挤、流亡在外的十世班禅，周恩来格外关心，不断鼓励教育他发扬历代班禅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坚决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政治稳定。阿沛·阿旺晋美这个噶厦政府的噶伦、昌都总管、西藏地方政府首席谈判代表，正是在周恩来的说服、帮助和影响下，转变思想站到人民和国家的立场，最终成为藏族上层的杰出代表。1962年9月，班禅大师因“七万言书”开始受到批判，之后被撤销一切重要职务。在特殊环境下，周恩来尽最大努力保护班禅。就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批判班禅后不久，周恩来担心班禅在西藏发生意外，特意批示有关部门，让班禅离开拉萨到北京居住。1964年11月，班禅全家搬到北京。“文革”初期，由于周恩来保护，红卫兵未敢冲击班禅。

周恩来始终是从国家、民族的高度看待西藏上层人士的。“文革”中，为解决西藏问题，周恩来先后16次接见西藏军队、地方负责人和群众代表，其中一些谈话就是针对保护上层人士的。由于他的努力，一批藏族上层人士得到保护，这为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在西藏问题上拨乱反正保存了最重要的上层民族宗教资源。

〔作者车辚，云南农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