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关于西藏工作的思想与实践

二、前提条件是实现藏汉民族的平等

平等观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石。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受党中央委派，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共同纲领》，在有关民族政策问题的部分，他指出：“基本精神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必须反对各民族的内部的公敌和外部的帝国主义。而在各民族的大家庭中，又必须经常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各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武装权利及其宗教信仰之被尊重，均在条文中加以明确的规定。”（《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70-371页。）这段话指明了民族平等的目的--建立各民族友爱合作的新中国，实现民族平等的手段--消灭内外剥削和压迫，树立民族平等的观念--必须经常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保障少数民族享有平等权利的制度安排--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平等的外在体现--尊重各民族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周恩来的民族平等观是中国共产党正确民族路线的典型代表，充分考虑到了包括藏族等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历史文化条件、自然地理因素、民族宗教因素等各方面。

历史上藏汉两个民族既有悠久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如唐朝时文成公主进藏，始于唐代、兴于宋元、盛于明清至今仍存在的汉藏茶马贸易；又有相互争斗和战事，如唐朝时吐蕃对外扩张与唐蕃战争、近代帝国主义势力策动西藏上层分裂分子和不明真相群众驱逐驻藏汉人等。元明清三朝至民国政府对西藏都实行了有效管理，但都没有实现过真正的民族平等，而是根据社会、历史、环境条件对藏族上层分子采取分化、笼络、打压、扶持相结合的政策，对广大农奴、普通藏民则任其被奴役、剥削和压迫。这样的策略不可能凝聚人心，实现民族融和、团结、合作与繁荣，一旦中央政府力量衰微，西藏就有脱离中国版图的危险。近代藏汉冲突的背后既有帝国主义的挑唆，又有西藏上层分子和一些藏民对汉人和汉族政权的敌视心理，这种心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历史上形成的藏汉民族不平等造成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才是消融隔阂、化解仇恨、通向团结繁荣的前提，只要藏汉民族一家亲，任何内外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暴力恐怖势力都难以找到突破口。

在西藏问题上采取什么样的经营方略，中国共产党也有一个探索的过程。中央决定进军西藏后，曾指示西北局和西南局对西藏进行调研，提出可供参考的治藏方案。西北局提出前、后藏分治，西北局经营后藏、西南局经营前藏，同时帮助班禅堪布会议厅组建民族军，以对抗达赖集团。他们认为，纵观九世、十世班禅和十三世、十四世达赖的政治态度，班禅集团内向、反帝、亲汉，达赖集团外向、亲帝、反汉。西南局也主张“分而治之”，不同的是，他们主张：将金沙江以西的西藏地区，划分为四大行政区，即前藏、后藏、阿里地区和昌都地区，直接接受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毛泽东看到这些方案后，当即批示：此议不妥，并明确指示：我们不能学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那一套，不能分而治之，而应促进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我们要一个统一的、民主的、繁荣的新西藏，不要那么复杂，弄得四分五裂。（参见降边嘉措：《周恩来与西藏的和平解放》，第192页。）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指示，在藏区实现民族平等方面将原则进一步细化为藏族与汉族、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藏族内部都要实现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