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将莫如相——刘亚楼和周恩来的将相交往【4】

　　　　 特殊战线总理倚重上将，临危受命首度率团赴苏

　　1960年7月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援华协议，撤回专家，破坏对华援建项目，应提供的设计图纸、工艺资料、关键的原材料全部中断。猝不及防的釜底抽薪，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的影响，使得初露微光的中国航空航天工业又呈现出一团淡雾。当时在西方国家仍对新中国实行技术经济严密封锁的形势下，如果不审时度势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新中国航空工业在一段时间内就很可能出现“后继无机”的局面。在周恩来的关怀和亲自筹划下，中国军民并没有停止设计工作。

　　当赫鲁晓夫看到他们“釜底抽薪”的邪恶手法，并无法使中国服服帖帖地听从他们的摆布后，便又摆出一副求和的面孔，力图修补已经冷却的中苏关系。1961年2月，赫鲁晓夫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说：苏联愿意向中国转让米格-21战斗机的制造权，希望中国政府尽快派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

　　朝鲜战场上王牌飞机的空中对垒，使敏锐的军事科学家们意识到了研制高速战斗机的重要性。1958年，美国率先实现这一目标，研制成功M2．02（2146千米/小时）的F-104星式战斗机。苏联紧随而来，也在同一年研制出了性能相近的米格－21战斗机。

　　米格－21还在研制之中，中国就与苏联签订了引进该机的技术援助合同。合同刚签不久，中苏关系突然恶化，苏联单方面中止执行合同。中共中央军委在同年召开扩大会议，根据当时的形势和空军建设的需要，明确提出空军以高空高速战斗机为重点的发展方针，并要求首先将歼-6飞机（仿米格－19型）优质过关，继而研制出仿米格－21的歼-7飞机。如今，在中苏关系异常紧张之时，赫鲁晓夫作出这个令人迷惑不解的反常友善举动，不能不使中国政府思前顾后、满腹疑虑。但大度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是作出了惊人的抉择，决定派团前往。

　　因为这是中苏关系破裂后派往苏联的第一个代表团，中央对此非常重视。周恩来亲自指定刘亚楼任国防工业代表团的团长，并说：让刘亚楼同志去，我放心。

　　就在这次航空节前不久，国际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埃及经过多年抗争，终于从殖民主义者手里收回了苏伊士运河的主权。当时不少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群起反对，而中国政府坚决支持，毛泽东还专门发去贺电，称:“我们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的完全合法的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的行为并对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因此，在刘亚楼率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航空节前，周恩来特地叮嘱他要主动与埃及空军代表团接触一次，以示对他们的支持和声援。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大型集体活动结束后，刘亚楼率中国航空代表团在中国驻苏大使馆专门设宴，宴请以艾米尔·阿布杜拉空军元帅为团长的埃及空军代表团一行8人。宴会上原定水果是以色列的“血柑”，刘亚楼知道后及时指示改用中国广州出产的广柑，……宴席上，刘亚楼还代表中国政府对纳赛尔收回阿斯旺水坝，维护埃及主权表示支持。埃及代表团对中国政府的友好行为非常感激，宴会的气氛甚为融洽。

　　可以说，对于周恩来的指示，刘亚楼从来都是坚决有力地遵照执行的，周恩来也愿意把大任务硬任务交给他。总理和他的这位上将彼此间形成了一种默契。

　　刘亚楼此次受命率团出国前，周恩来单独召见了他。周恩来与刘亚楼一起研究分析了种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及处理方案后，说：这是中苏关系破裂后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主席对此非常重视，总的精神是不亢不卑，有理有节，以平等互利的态度谈判，要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气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果对方蓄意挑衅，那就坚决据理还击。

　　刘亚楼详细汇报了空军和航空工业局就苏联准备转让米格-21战斗机制造权问题的讨论情况及意见。周恩来凝眸沉吟片刻，说:围绕制造权问题，我们已先后去过两个代表团。第一次是1951年1月，由何长工同志带队；第二次是1957年，由聂老总带队，苏联政府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前两次去的专业人员都比较少，摸底不多，这一次要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多去一些人，包括各方面的专家，尽量把所要索取的技术资料提得全一点，特别是原材料的技术条件和试验方法。

　　刘亚楼汇报说代表团的成员除了空军工程部副部长丁仲、航空工业局副局长徐昌裕、空军军务部部长刘克江、冶金部副部长陆达、化工部副部长陶涛、公安部八局局长严复外，还有112飞机制造厂总设计师叶正大（叶挺之子）等航空方面的专家。周恩来满意地点头认可。

　　刘亚楼还说:米格-21战斗机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新型歼击机之一，如果苏联政府真有诚意将它的制造权转让给我们，那无疑是我国航空工业的一次转机，不但解决了空军后继机种告急的问题，同时也可让我们的飞机设计、制造部门来个大练兵，在吃透米格-21战斗机的各种性能基础上，设计制造出我们自己的新型歼击机！

　　周恩来神色严肃刚毅，那轻缓的淮安口音也变得短促、有力:米格-21战斗机制造权我们可以要，但不能允许苏联政府以此为借口附带任何条件。如果他们想利用制造权进行讹诈，压迫我们在原则上让步，那我们就宁可不要!

　　周恩来还让刘亚楼领导代表团从各方面，通过一些微末细节、蛛丝马迹，观察和摸清苏方各类人员的态度，了解他们对撕毁协议的反映。他要求代表团每天都要做记录，不仅正式谈判内容要记，席间对话、谈判外的寒暄也要记下来，把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记得越全越好，事无巨细都有价值。

　　谈到记录如何快速送回国内的问题时，周恩来着重指出:不要发电报，即或密码电报也不可靠，容易被“克格勃”截取破译，至于电话就更容易被窃听了，他们破译密码的手段高明，速度快，这对我们谈判十分不利。因此向国内发回的材料只能靠特派信使传递，而且要直接送给我。

　　刘亚楼表示坚决执行总理的指示，回去后马上向代表团全体人员原原本本作了传达。

　　刘亚楼过去曾留苏8年，组建空军后又曾多次赴苏，可这次却是在中苏关系破裂后的新形势下首次出访，可谓是临危受命。在冰天雪地的3月，他率国防工业代表团一行22人来到了莫斯科。苏方接待人员一反往日的热情、友好，不是满脸冰霜，就是故作姿态，表现出一种很不协调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表情。谈判主要按小组进行，刘亚楼每天都召集代表团成员开会讨论当天谈判的情况，以便研究对策。

　　谈判不比打仗轻松。中苏关系破裂后的第一次谈判更是艰苦。遇到重大问题，刘亚楼都要亲自出面与苏联航空工业部和对外经济联络部的负责人面谈。每场受到克格勃监视的谈判唇枪舌剑之后，他和代表团几位精通俄文的团员立即开始工作，凑在一起回忆情况、补充材料，充实记录。每天整理出的记录都有几十页，最多的达100页以上。在此基础上整理出汇报内容后，刘亚楼一丝不苟逐字逐句修改后，重要的用特派信使专门送回，一般的则用密码电报向国内汇报，使总理能及时看到知道情况，研究对策，作出新的部署。代表团成员徐昌裕回忆：“在外交场合，我看刘亚楼满有本领应付的，他很机灵，思维敏捷，判断问题特快，在大的原则上决不屈服，完全称得上是个成熟的外交官。”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这次谈判，由外交部和总参二部协商，从军队中选派了几名具有敌后斗争经验的营团干部共产党员，担负特派信使任务。特派信使执行任务特别艰苦，携带机密文件都用手铐，一只手铐锁在自己左手上，另一个手铐锁在信使袋上，信使袋是用能防火的石棉特制的，旅途中信使袋时刻不离身，甚至上厕所都要携带。一般都是两人同行，以便相互照应，两人轮流睡觉，轮流值班。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与克格勃斗智斗勇，一次次顺利完成了保证代表团传递信件的艰巨任务。谈判结束后，刘亚楼代表全团向国务院为这些无名英雄请功，周恩来也为特派信使的出色工作而感到满意。

　　经过数个回合的激烈交锋，这次不同寻常的谈判终于取得了满意的成果。3月30日，刘亚楼在“协定”上签字。合同规定，苏联将在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情况下，给予中国生产米格-21飞机（包括与米格-21匹配的P11-300发动机和K-13型响尾蛇空对空导弹）的特许权，但所有的技术援助都是有偿的。4年后，中国顺利试制成功了米格-21飞机，国内命名为歼-7飞机。此后，又根据周恩来提出的学习、引进、创新的方针，在原型机的基础上，成功地改进设计了歼-7飞机系列。

　　中国航空工业在周恩来确定的方针指引下，从小到大，从修理到制造，从仿制到自行设计，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航空工业体系。历经几十年风雨，如果把现在的航空工业比喻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那么当年把它的幼苗植入沃土的就是周恩来，而刘亚楼则是一名尽职的园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