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将莫如相——刘亚楼和周恩来的将相交往【6】

　　　　 刘亚楼迭次打造文艺精品，周恩来导演《东方红》有来由

　　空军有两支部队，一支是几十万人的作战部队，一支是500人的文工团。这是刘亚楼的名言。

　　《晋书》尝云“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说的是文人（指随何、陆贾）不能武，武人（指绛侯周勃、灌婴）不能文，各有其局限性。刘亚楼不同意这个观点，雄气与霸气集一身的他，就是个文武双全的陆空名将。他认为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同等重要，而文艺工作在政治工作中有着特殊的作用，因此他把文工团当作部队使用。

　　刘亚楼对文艺的喜好和看重，早在红军时期就已显山露水。他的部队有不少文艺人才，他对这些文艺人才也特别爱护。1934年春，在中央红军开展的“红军青年冲锋季”竞赛活动中，他带头唱歌演戏，还学拉二胡、吹口琴，屡屡获奖，受到总政治部的表扬。

　　赴苏留学期间，他又学会了跳舞。当时，苏联元帅、曾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伏罗希洛夫率代表团到比利时参加女皇加冕典礼，女皇出于礼节为他组织了一场舞会，还亲自邀他伴舞。可惜，行武出身的伏罗希洛夫不会跳舞，非常失礼，也破坏了气氛。回国后，他就要求每个军官必须学会跳舞，作为一个课目来训练。刘亚楼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时，正赶上跳舞热，他一学就会，还学会了弹吉它，尤长于弹奏《莫斯科郊外的夜晚》等歌曲。

　　新中国成立后，他住到了北京，繁忙工作之余，也跳跳舞，或是哼哼京剧。轮到在空军指挥所值班时，他总要干满24小时，夜里就在指挥所的首长休息室过夜，偶尔叫人来拉胡琴，陪他清唱。

　　鉴于在全军第一届文艺会演中，空政文工团获奖较少，1958年，要强的刘亚楼便亲自抓空军的文艺工作，力求尽快打翻身仗。他下令撤销各军区空军文工团，把全空军文工团的主要力量集中到北京，扩大组建成空政文工总团，下设歌剧团、歌舞团、话剧团和军乐队，共500多人。

　　这年，刚成立不久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空战片《长空比翼》。影片拍完后，军委请刘亚楼负责审查。刘亚楼提了改进意见，总体给影片以高度评价。这种空战影片给刘亚楼很大启发，指示空政文工团也要搞出一台反映新中国飞行员的大戏。文工团据此指示，开始创作排练话剧《年青的鹰》。刘亚楼多次找来剧作者叶槐青商讨立意，指出在剧中要充分体现毛泽东军事思想，反映“一域多层四四制”空战战术原则和人民空军在战斗中成长的历程，他还字斟句酌地修改台词。

　　1959年8月，《年青的鹰》作为代表空军参加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剧目，取得成功。周恩来亲自观看了《年青的鹰》，并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称赞说：这个戏演得很好，很成功，把空战搬上舞台是个独创，天上的仗拿到地上打，空战看不到飞机很新鲜。这个戏看一遍不行。我还要再看看，要用脑子才能提出问题。他还对其他领导人说：这个戏对青年人教育很大，让孩子们看看很好。

　　刘亚楼指示空政文工团搞出的歌剧《江姐》，也成为艺林精品，其中主题歌《红梅赞》的词曲，还是他亲自敲定，并反复修改的。刘亚楼一再强调文章不厌千回改，艺术就是要精益求精。《江姐》剧本插曲《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奉献》，有段唱词：“春蚕到死丝方尽，留赠他人御风寒；蜂儿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刘亚楼经反复斟酌，将首句改为“春蚕到死丝不断”。这一改，含意深厚，体现了共产党人至死不渝的坚定信念和人格力量。《江姐》在首都公演的第4天晚上，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既没有通知空军，也没带随行人员，自个买了两张票进了剧院。演出中周恩来有时在椅子扶手上打拍子，有时点头微笑，当看到误捉蒋对章那段戏时，禁不住捧腹大笑，邓颖超也笑个不止。虽然没有消息报道，但周恩来观看《江姐》的“口头新闻”，却还是迅速在首都文艺界传播开了：空军搞出了一台大歌剧，把总理都吸引住了。后来，毛泽东在周恩来等人的陪同下，也亲自观看了这部歌剧，并高兴地说：我看你们的歌剧打响了，可以走遍全国，到处演出了。

　　在此前后，空政文工团推出的《以革命的名义》、《女飞行员》、《渔人之家》等剧，几乎都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空政文工团在中央首长那里挂上了号，经常到中南海演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都曾给予文工团很多关怀，亲切接见演职人员。当然，最直接的关怀还是来自刘亚楼，他把文工团看成是他的另一支部队。空政文工团正是在这种关怀中逐渐成长起来，在三军乃至全国取得了赫赫声名，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全国的文艺发展，以至有时评：“要看戏，找空政文工团。”1964年8月10日，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在刘亚楼陪同下，专门接见了空军首届话剧、歌剧会演的全体人员。

　　1959年后，连续三年的困难和灾害，加上国际上各种反华势力也借机在政治上施压，新中国处于“高天滚滚寒流急”、“万花纷谢一时稀”的境地。严酷的现实赋予文艺工作者神圣的使命，那就是尽快拿出一批讴歌民族气节和英雄主义气概的洪钟大作。

　　1960年底，刘亚楼访问朝鲜归来，还没歇口气，就把空政文工总团负责人叫来，一见面就说：你们歌舞团不要一天到晚老是唱些个有气无力的歌，我在朝鲜空军的一个大机库里，看到三千名人民军将士演了一出大歌舞，叫《三千里河山》，很有气势，很鼓舞人心。贺老总和罗总长也表示赞赏。我把他们的节目单都给你带回来了，你拿回去好好看一看。我们空军要带头，拿出一部反映我们中国革命斗争历史的大型歌舞剧来。

　　经过精心苦练，这部歌舞剧终于可以和军内外广大观众见面了。该取个什么名字呢？刘亚楼本来定作《光辉的历程》的，但军中有人反映空军“好大喜功”，只好忍痛割爱舍之不用。文工团领导建议叫《东方红》，刘亚楼考虑来考虑去，最后敲定叫《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名称既定，刘亚楼指示剧团赴上海公演。在上海一演就是2个月，场场爆满，轰动申城。

　　剧团载誉而归。1961年“八一”建军节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公演，更是盛况空前，连演8天，场场爆满，观众达2万多人，观众对演出的反响十分强烈，尤其是亲历过战争的老同志更是连声叫好。以后又招待演出多场。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彭真、李富春等领导人先后亲临观看。首都各大报纸纷纷刊登剧照、歌曲和评论文章，称之为“革命历史的颂歌”、“激动人心，亲切感人”、“受到了一次形象的传统教育”。

　　谁也不曾料到，这部曾被首都文艺界某些人称为“四不像”的舞台艺术作品，以其史诗般的艺术风格和磅礴宏大的气势，对中国的歌舞表演艺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62年，上海市委要求文艺部门，按照空军的思路，编排出一台规模更大的节目，定名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上海市委文化局找到牛畅，要去了剧本，然后集中了上海和华东数省的五六百名文艺工作者进行创作排练，时间跨度延伸至“大跃进”。

　　周恩来看过空军和上海的两场大歌舞后，萌生了一个念头：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和建国15周年的临近，需要有一台规模更大的文艺节目，来迎接1964年的国庆盛典。因此指示不仅要把已拍成电影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全国放映，还要在此基础上，搞一个更完整地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歌舞，这就是后来的《东方红》。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总政文化部。刘亚楼表示：排《东方红》，空军全力以赴，要人给人，要枪给枪。于是牛畅担任这部大型歌舞演出筹备组副组长，张士燮参加《东方红》领导小组下设的文学组，参与创作排演。空军《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设计张敦仁担任了《东方红》的舞美设计组组长，空政文工团还派出60多位演职人员参加舞蹈等组。为了统一创作思想，《东方红》剧组的创作人员看了一星期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电影，后来采用了其中包括《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南泥湾》等在内的10多首歌曲。

　　大型音乐歌舞剧《东方红》取得了巨大成功，总导演周恩来在总结会上对空政文工团付出的辛勤劳动予以肯定，他特别提到:《东方红》是在空政文工团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上海《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两个歌舞剧的基础上创作排演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