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将莫如相——刘亚楼和周恩来的将相交往【3】

　　　　 航空工业迈出惊人第一步，两弹一星台前幕后有明星

　　1950年1月5日　刘亚楼和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联名向中央提交《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意见》，建议成立航空工业建设委员会，成立航空工业管理局以及设立研究院等。

　　1月20日，刘亚楼随同周恩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莫斯科签约谈判，期间又向先期抵苏访问的毛泽东提及航空事宜。各项谈判都进展顺利，只有商务协定、民航协定比较复杂，一时定不下来。毛泽东和周恩来考虑在苏停留时间过长，乃与苏联商议，已谈好的条约和协定先行签订，没有谈妥的由李富春、刘亚楼等与苏方继续商谈。

　　1950年12月下旬，刘亚楼刚从沈阳布置制造飞机副油箱生产任务归来，就接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开会的通知。

　　这是个决定中国航空工业命运的会议。与会者都是从雪山草地走过来的老同志。会议开得很热烈，与会者都对新中国空军的发展及航空工业的建立，坦诚地谈了各自的看法和设想。

　　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航空工业立即上马。有人认为现在上航空工业为时过早：新中国底子薄，经济状况不好，买飞机就欠了苏联不少钱，要是再上个航空工业，得花多少外汇？钱的漏洞该怎样补？

　　刘亚楼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这就好比过河，大家都想过，但桥就那么宽，谁先谁后，得排排队，否则一拥而上，就谁也过不去，得顾全大局，为重点让路。

　　在会上，刘亚楼有的放矢：眼下朝鲜在打仗，前线战事紧急，美军攻陷朝鲜首都平壤，美机轰炸鸭绿江大桥，我志愿军后续部队和给养受阻，急需飞机，急需用我们的飞机装备志愿军，夺取制空权。可我们的飞机太少，靠买人家的飞机办航空不行，那不是长久之计。从长远看，必须建立我们自己的航空工业。空军正准备抗美援朝，一旦打起来，大批飞机需要修理，甚至退役，没有航空工业的支持不行！要我看，创建航空工业是个战略问题！

　　此时，距朝鲜战争爆发不过5个月，距志愿军赴朝作战不过两个月，前线战事之紧大家都知道，身为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更是清楚，他说：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战争，总的趋势是战争解决矛盾。如今不是小米加步枪的时代了，不仅是朝鲜战争，今后打的也都是现代化战争，离不开空军，没有航空工业给空军作后盾，怎么行？

　　何长工也说：打内战时，国民党那几架破飞机，给我们造成了多大威胁和何等损失？现在还不时嗡嗡嗡地骚扰我们，我们一定要立志自己造飞机！

　　周恩来意识到大家把话都掏得差不多了，便做了总结性的发言：我们是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和五亿人口的大国，要想我们神圣的领空和人民不受侵犯，必须有强大的人民空军来保卫，靠买人家的飞机不行，必须从实际出发，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我可以告诉同志们，主席在这件事上已经点头。我看大多数同志对办航空都很有热情，少数同志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主要是考虑到国家的困难，但我们可以想方设法克服困难。

　　航空工业既已提到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上马已是板上钉钉，会议中心议题，便转为航空工业的发展道路问题。对此，周恩来指出：我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也要从实际出发。我们是先有空军，而且正准备参加抗美援朝，打起仗来大批作战飞机需要修理，这是办航空时首先要解决的。眼下国家很穷，即使办航空，也不能大手大脚花钱。因此，航空工业的建设方针，应该是先修理后制造，再发展到自行设计，原则是由小到大，在设计建立修理工厂时就要考虑日后转变为制造厂的问题。

　　周恩来的讲话，指明了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原则和步骤，为创建航空工业提出了正确的方针。

　　周恩来作出部署：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总参谋部、重工业部、空军四单位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组织领导航空工业的建设工作；另外，组成以何长工同志为团长，段子俊、沈鸿同志为团员的代表团，尽快启程赴苏，与苏联政府具体洽谈，争取外援。

　　和聂荣臻、刘亚楼一样，何长工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只要毛主席点了头，斯大林那里我们去拜佛。

　　周恩来交待段子俊：有关飞机修理等具体问题，可找刘亚楼同志详细谈谈。

　　窗外寒凝大地，雪天一色，窗内人人心中燃着一团火。中国航空工业在那个举着星条旗的外来民族的挑战下，迈出了惊心动魄的第一步。

　　中国航空工业代表团到苏联后，经过18天的唇枪舌剑，争取到了苏联对中国航空工业建设的援助，达成了《中苏航空工业技术协定》草案。

　　在国内的刘亚楼，时刻关心着谈判的进程。每逢谈判涉及一些关键数字或需要拍板时，代表团都要致电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请示。例如在谈第二个问题时，代表团电告国内：“1、今天已同苏联七人委员会详细讨论各问题，唯希望亚楼迅速将今年应修飞机之种类及数量和应修何种飞机，务于14日电告，以便15日继续讨论。2、议定今年只大修发动机1500台、飞机300架。但工厂修理能力应年修发动机3000台、飞机600架。是否适当，请示。”

　　对这些问题，刘亚楼遵照周恩来指示，迅速作了回答。

　　4月17日，中央军委和政务院颁发《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对新中国航空工业建设任务、方针、组织领导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其中指出，“中国航空工业建设在目前阶段的任务，是全力保证中国空军所有飞机的修理，尔后再逐步向制造方向发展”。为加强对航空事业的领导，中央军委专门成立由聂荣臻、李富春、刘亚楼、何长工、段子俊、马文组成的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

　　周恩来主持的航空工业上马会议召开一年后，1951年12月10日，还是在中南海西华厅，刘亚楼和那些最先商讨如何建立中国航空工业的人们，又被周恩来召集来开会，国家计委副主任李富春、副总参谋长粟裕也参加了会议，讨论航空工业3至5年由修理过渡到制造的发展计划草案。

　　一个多月前，也就是10月30日，中苏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协定：苏方答应援建中国6个修理厂及其所需技术资料、设备、材料、配件等，并派遣专家、顾问来华，支援总金额为3000万旧卢布。有这个好消息铺垫，这次会议内容更显得令人亢奋、令人陶醉。根据计划草案，航空工业转向制造后，修理与制造分开，拟建立8个修理工厂，连同修理都移交给空军。这次会议还决定创办一所专门的航空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后改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李富春对刘亚楼说：你这个空军司令可肥啦!

　　刘亚楼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就等着能肥起来呀，空军缺飞机，朝鲜战场缺飞机，没有飞机，我还不是个光杆司令!

　　是啊，他怎能不喜悦呢，一年前在这里是讨论要不要搞航空工业、如何搞航空工业，三年后就能看见自己制造的飞机了，空军飞行员就能驾驶着中国造战机巡逻疆土参加作战了。

　　会上，周恩来作最后定夺：就按照你们提的计划办!这个计划完成之后，就可以生产3600架飞机了。

　　周恩来看了看刘亚楼：在这个数量中，歼击机、教练机、运输机等各种飞机所占的比例，要请空军审议一下，看是否符合军委有关规定的比例关系。计划中海军所需要的飞机应考虑在内，海军与空军的比例是20:80，海军组建21个团，空军88个团。

　　最后，周恩来宣布：同意再向苏联聘请25名专家，完成这个计划需要的人员、资金等，由富春同志办理。看来，需要的资金折合成小米50亿斤可能就够了，但我们准备拿出60亿斤办航空!

　　这无疑是个惊人的方案，周恩来的话音刚落，会议室内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蓝图，在中南海诞生了。毛泽东很快批准了此方案。

　　周恩来对创建航空工业是深思熟虑、费尽心血的。他亲自主持确定了航空工业的建设方针和由苏联援助的发展步骤，接着又为航空工业的人才聚集和队伍组成多方操劳。对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刘亚楼也是全身心投入的。航空工业一建立，作为使用单位的空军就采取了“大力支持国内制造”的方针。刘亚楼多次强调，要把空军和航空工业、使用和制造当作一个整体，空军要和工业部门多联系、多商量，互相尊重，互相谅解，共同搞好航空工业，发展人民空军。

　　在国防工业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刘亚楼进一步阐述了空军“大力支持国内制造”的方针，他说：“国内制造出来的飞机，空军敢飞，有危险也不怕。航空工业从修理转入制造以后，有些产品不能完全达到技术要求，飞机和发动机的寿命比进口产品短，空军部队要积极接收使用，要给工厂一些时间，使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技艺，提高飞机的质量。”

　　有人说空军这样做很吃亏，有人甚至说刘亚楼拿国家的钱开玩笑。各种评说到了周恩来那里，他毫不犹豫地给刘亚楼撑腰：“这是在支持我们自己的航空工业!”

　　航空工业建立初期，需要大批干部和技术骨干，尽管当时空军也刚建立不久，同样缺乏干部和技术力量，但在刘亚楼的指示下，还是抽调了包括空军副司令员在内的一批技术干部到航空工业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空军顾全大局的做法，被周恩来在大会小会上表扬了个够。

　　与一般“土八路”不同的是，刘亚楼在国防科技上颇有造诣。在有国内第一流专家参加的国防科技会上，刘亚楼的介绍头头是道。国防部五院院长钱学森曾由衷地对周恩来说：“要不是刘司令员身上的这套军服，别人还以为他是一位高科技方面的专家呢。”

　　1960年2月，在军委广州会议上，副总参谋长陈赓提出，国防部五院有种风气，什么对外加工的事、有关行政方面的事务，都推到钱学森那里去签字，这怎么能行？钱学森的精力是组织领导导弹的研制，其他事情不要推到他那里去管嘛。钱学森提出的问题，保障好就行啦，其它事连让他知道都不要，不要分散他的精力。陈赓自告奋勇，请缨去当导弹研究院院长。

　　军委领导考虑到陈赓的健康等状况，没让他兼任五院院长，而是选中了刘亚楼。空军事务繁多，要建设要打仗，还要兼管民航，刘亚楼又兼任国防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等职，不可能经常性地坐镇五院，乃建议派空军第一副司令员王秉璋兼任五院第一副院长。

　　他对王秉璋说：总的要求，就是不要让钱学森教授为琐碎的事操心，无论如何也不能干扰他，让他专心搞研究，保障他的各项要求得到实现。技术方面由钱学森教授拍板，行政事务工作由你和其他人去做。各分院院长也主要管行政事务和保障工作，技术问题由技术专家拍板就算数。

　　3月8日，周恩来正式颁布命令，任命刘亚楼兼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研究院）院长，王秉璋兼任五院副院长。4月14日，刘亚楼召集五院领导班子开会，说：五院领导的分工，经过军委广州会议前后的酝酿，已经定下来了。聂总也于本月4日找我们党委的一些同志作了指示。我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空军，王秉璋同志主要精力放在五院。我不在时，由他拿总。中央把发展国防尖端技术视为“天字第一号任务”，大家要密切配合，指挥打好这场意义非凡的特殊战役。

　　在中共中央高度关怀下，由聂荣臻牵头，钱学森等专家和刘亚楼、王秉璋等人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航天技术研制规划。1964年底，周恩来提出在国防部五院的基础上，再划一些工厂过来，组建第七机械工业部（后改名航空航天工业部），统一管理导弹火箭和人造卫星的研究、设计、制造和基本建设。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在奠定基础后，战胜重重困难，稳稳进入从仿制到自行研制，从初级向高级发展的阶段。“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反对这样“部院合并”的做法。1966年6月的一次中央专委小组会议上，针对两派大闹部院合并问题，有个造反组织要求批斗罗瑞卿，周恩来说：这个主意是我首先提出来的，在怀仁堂开了几天会，刘少奇主席主持的，贺老总、聂老总、刘亚楼、罗瑞卿参加了，王秉璋也参加了，这过程要从1961年说起，这个问题我提得最早，1962年我就说合起来，部院合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三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周总理坚定地表示支持“部院合并”的做法。

　　新的世纪，凝聚着数代人心血的中国载人飞船“神五”、“神六”相继上天。在举国欢庆的日子里，“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曾任中国航空航天部副部长的孙家栋等人，动情地讲述了聂荣臻、刘亚楼等开国元勋用心血浇灌中国航空航天之花的往事。现在的辉煌令人陶醉，过去的故事一样让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