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何不同意过继侄女？【5】

　　非常时期，伯父成了一个“非常人”

　　1967年5月，我出差到北京，到西花厅去看望伯父、伯母。无意站在伯父办公室门口，往里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办公桌上、躺椅上、地面上，到处是一叠叠文件。原来，“文革”时各部委受到冲击无法正常工作，全国各地的问题和文件都往西花厅报。于是，伯父睡眠的时间越来越少，夜以继日地工作，一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是家常便饭。

　　一见面，我果然见伯父的脸变得瘦削了，原本炯炯有神的双眼也布满了血丝。吃饭时，三下两下便放下筷子，急匆匆地往办公室赶。这时，我意识到：“伯父老了，也更忙了。”

　　意外的是，我在伯父办公室门上发现了一张“大字报”，是他身边人员写的，还有伯母的五条补充建议，内容都是请求他注意休息，改变工作方式与生活习惯，保重身体。细一看，陈毅、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也在上边签了字。伯父在上面写了八个大字“诚恳接受，要看实践”。但是听伯母讲，他还是没兑现，休息得很少。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和恳切的愿望，在伯父的八个大字旁写了两行小字：“您的实践做得不够，必须真正实践才行。”

　　记得那一天，我留在西花厅吃午饭，饭桌上我就西安各大学的造反派冲击陕西省委发了牢骚。伯父耐心引导我，我还是想不通，一次次顶嘴：“为什么只相信少数学生，不相信广大的工农兵？”“那么多的老干部怎么会都是走资派？”这一讲，伯父更火了：“你是省委、市委派来说服我的吗？”其实，伯父同绝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样，对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恐怕尚未理解，但毕竟是党的领导人之一，必须维护与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我犯过政治错误，但从来没有犯过组织错误。”这是他曾对我们说过的一句话。

　　最后一次天真的通话与不很在意的见面，回想起来让人揪心

　　1976年，伯父去世的时候，我正出差上海。1月9日清晨，我从广播里听到这噩耗时，当时惊呆了。同事给我买了当天的机票，我赶回了北京。在此之前，我曾同伯父通过一次电话，并见过一次面。

　　1975年5月12日下午，我接到伯父以前的保健护士王力的电话后，赶到她家，她说：“总理有病，可能比较严重。昨天我们几个医生、护士在医院与他见面时，他问‘你说我还能活一年吗？’当时我愣住了。他有病，应积极治疗，带这种情绪会影响治疗效果的。秉德，你设法去见见你伯父，好好劝劝他。”

　　伯母阻拦神情激动的我去305医院见伯父，说中央有规定。但为了让我劝说伯父积极配合治疗，便拨通病房的电话要我与伯父好好谈谈。电话中，伯父的声音还是那么亲切、从容。我一再打断他的暄寒问暖，问他是否讲了那句话。“只是开个玩笑，有什么？”他依然是轻松的回答，我急了，“这玩笑也不应讲，我们听了心里不好受，你要长命百岁，再为国家多作贡献。”

　　“你是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是有那么一天的。说那话也的确没什么，想开点，好嘛？”电话中的伯父，语气时而严肃，时而缓和。

　　“我不忍多占你的时间，千万请注意休养好，配合治疗。如果不想呆在医院里，就回家住，或到南方走走，散散心，好不好？”放下电话前，我一再恳求、劝告伯父甩掉思想负担，保重身体。

　　1975年5月20日，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伯父，在西花厅。只见伯父进门后微笑地坐在一个小沙发上，双脚搁在一个小墩子上，脸更为消瘦，老年斑比以前也更多了。问候后，我在伯父身边坐下，他当时气色还可以，还询问了我的工作和孩子情况，聊了一会儿。但怕过多打扰伯父休息，我起身告辞，出门时，我提出和他合张影。“你看，家里人很多，下次我们再照吧！”他握着我的手，轻声说。

　　真没想到，这一天成了永恒。伯父说的“下一次”再也没有了，成了我一辈子的遗憾。尽管他在6月15日最后一次再回到西花厅，我却因招待丈夫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放弃了这次见面的机会——一心想着伯父的病，多休息，多疗养会好的。

　　如今，想起来，那时的我太天真了，其实当时的伯父身患膀胱癌4个年头了，并早已恶化，小便次次是血尿。但这在当时都严格保密，住院期间，伯母坚持按当时中央的规定，不让亲属探视。若我知道他病情竟如此严重，说什么我也要闯进医院的。

　　1992年7月11日，伯母邓颖超这位伟大的女性也溘然长逝，留给我的依然是无尽的哀思和深深的怀念。

　　伯父伯母去世后，我们一大家及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在每年的1月8日和3月5日，去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毛主席纪念堂或西花厅聚会，给老人家鞠个躬。每每走进西花厅，不敢多看那海棠、芍药、水仙及园中的小径，分明都有伯父、伯母的身影，都回荡着伯父朗朗的笑声和伯母谆谆的教诲。

　　我从小在伯父身边长大，他离开我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我觉得他那双眼睛依然在注视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伯父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一切都是人民给的，无论你今后从事什么工作，都要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我将铭记伯父、伯母的教诲，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