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玮
2021年03月10日14:16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一件件小事中,我看到了一个伟大而崇高的伯父
那一年秋天,我顺利地考上了北京师大女附中(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进了干部子弟班就读。平时住校,每个周末回家看伯父、伯母,向他们兴致勃勃地讲学校里的事。有一回,伯父听了对我讲:“你们班是干部子弟班,革命老区来的孩子多,他们身上有许多革命老区传统,你要努力向他们学习,向他们看齐。”
卫士叔叔见我从天津来时穿的两身小花衣裙在秋季穿显得单薄了,便骑自行车带我到王府井订做了两套秋天穿的衣裤。没多时,第一套兰色咔叽布小西套装完工了,穿上真精神。吃饭时,伯父看见了,说:“不错!哪里来的?”我如实回答:“叔叔带我去做的。”几天后,我又换上了另一套黄咔叽布的衣裤,这下伯父看见后便皱了皱眉:“怎么又做了一套?浪费!”原来,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伯父嫌我做多了,多花了公家的经费。
不论伯母怎样解释“秉德住校,得要有两身衣服换洗”,伯父却谈起了自己的住校史:“我在南开上中学,夏天就一件单布长衫,冬天也就一件藏青棉袍,周六回去就洗净晾干。现在国家还困难,我们还是要节省嘛。”我那时并不太懂,但还是使劲地点头,认定伯父说的话一定对,照着办没错。
每逢周六晚上,春藕斋开舞会,我们孩子也跑进去玩。才学会一点“舞”艺的我们,看许多姑娘排着队等候与伯父等好些中央首长跳舞,于是也壮着胆子下舞池。我伯父的舞姿很棒,风度翩翩,舞步流畅,舞姿优雅,只要他一到场,几乎再没办法在场外落座。好不容易轮上我同他跳,伯父微笑着揽住我的背,踩着音乐步入舞池。“跳得还行,你乐感可以。”听到伯父的夸奖,我不免有点飘飘然,不料他又说了一句,“转到那边你就下去吧,让别的同志跟我跳,看好多人在排队”。觉得不太过瘾的我,无奈地点头。这就是我的伯父,宁可委屈亲人也不愿让他人失望。
1949年11月,我随伯父、伯母搬进了中南海最西北端的西花厅。那时,我妈妈与弟妹也来到了北京,我与大弟秉钧、大妹秉宜一同住在西花厅的东厢房里,三张床并排着,彼此中间留点活动小空间。因为北面挨着的是伯父的卧室,他夜里办公、上午睡觉,所以我们在室内不敢嬉戏与大声说话。
有一回,爸爸提出把大妹过继给伯父,伯父却另有想法:“如果我要了这个孩子,别的孩子就会认为我这个做伯父的不公平。再说,她也会养成特殊化心理,对她的成长没好处。”伯父总是想得很周全。
弟妹在北京八一学校读书,学校里的同学家庭条件稍好的便会有车接送,军区里的孩子坐单位面包车。弟妹上学放学是卫士叔叔骑一辆三轮车接送,尽管伯父、伯母都有车,但从未为我们使用过。“车是工作用的,小孩不应该享受,你们从小不要依赖家庭关系,不要奢求非分享受,要自己奋斗,要自律自立。”伯父时常给我们如是讲。
职业选择,伯父对我亦宽亦严
1950年抗美援朝的宣传活动热火朝天,我们班好几位十五六岁的同学报名参加了志愿军,我揣着羡慕的劲头,也在报名处拼命地挤。可是因年龄太小,报不上名。
伯父知道后,不由哈哈大笑,“一个小孩,人家怎么会要你?”见我一脸的不高兴,噘着小嘴巴,又安慰我:“当然愿望是好的,可要立足实际啊!你年纪还小,好好学习,今后报效祖国的机会有的是!再说,留在后方,也可搞宣传发动工作。”本来鼻尖发酸的我,听到这里茅塞顿开,于是,我积极参加了学校业余剧团,在校内、农村和社会上,多次开展抗美援朝的节目演出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