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何不同意过继侄女？【3】

　　1952年，我面临初中毕业。就我当时每学期的学习成绩而言，读高中、考大学或跟潮流留苏，应该不成问题。偏偏在这时，上映了一部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片中主人公瓦尔瓦娜置身乡村，为小学教育呕心沥血的情节深深打动了我。感到我们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但教育力量还很薄弱，于是一个教师梦时时萦绕在我心底，“当教师”成了一个无法替代的意念。

　　周六，我照例回西花厅。餐桌上，我禁不住把自己择业的小秘密告诉了伯父、伯母。“好啊，女孩子选择做教师挺不错的，何况国家现在正需要大批的教师去培养人才参与祖国建设，当教师很有意义。当年我16岁，一毕业也是当教师的。当教师，我支持你。”伯母一听我“宣布”的“决定”，很欣慰地对我说。接着，她又转过头向正在举筷吃饭的伯父说：“秉德不准备考高中，打算报名上师范学校，你怎么不吭一声，表个态？”

　　伯父放下筷子，缓缓地说：“这事应该让她独立思考。有你一人说就够了，我讲多了对她成长不好，压力太大了。万一有一天她犹豫、后悔，都没办法。况且，她还应听听她爸爸妈妈的意见。”

　　这一年，我梦想成真，被保送进北京师范学校。当时师资不够，不少适龄儿童无法入学。我意识到我们师范生得赶快加入教师行列，补充师资力量。于是，我再一次主动放弃了上师范大学的机会。因个人思想上进，师范学校毕业前，刚刚18岁的我加入了党组织。不久，我如愿分配到北京东郊区（现朝阳区）第三中心小学，被指派到四年级做班主任，教语文和算术，成了一名乡村女教师。

　　然而，在教师岗位上工作才两三个月，又被调到区委参加肃反工作。“搞这项工作，要仔细、谨慎、实事求是！作为宣传教育群众的干部，自己一定要注意领会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这是伯父对我的叮嘱。在区委工作的日子里，我扎扎实实地工作在基层，虽没有任何职务，但伯父、伯母常为我这个侄女的良好表现感到欣慰，毕竟我没暴露出与他们的亲属关系，更没借用他们的特殊关系为升迁动脑子。对于伯父的报告、讲话，我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只要能看到的，我都细细读，力求读懂。

　　1965年，我丈夫沈人骅调到西安工作。不久，为了减轻北京城市人口居高不下的压力，中央有个文件“夫妇双方，如一方不在北京，另一方跟着调离北京”。伯父、伯母对我随夫离京没有半点干预，更没有托熟人照顾人生地不熟的侄女。“你的孩子，从小要严格教育，不能宠！”这是伯父在我离京时对我的交代。

　　分配在西安市轻工业局人事科不久，“文革”开始了。一时我成了造反派揪斗的对象——他们叫我交出局长们安排的接班人的名单，被我拒绝了。被骂成“死老保”的我，不断被造反派拉去问话、批斗，还关过三天。“如果你讲出你是周总理的亲侄女，造反派一定不敢关你了！”看过我档案的人事科长感慨地说，但我无法做到，听后只是连连摇头。不论在哪里，我依靠的应是组织，应该相信组织，没必要依靠什么关系为自己开脱。

　　直到1974年，丈夫调回北京，我也随他回京工作。去西花厅看伯父、伯母时，一见面，伯父听说我已调回，眼一瞪，“秉德，你是不是因我的关系调回来的？！”“恩来，你不要忘了，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还是人骅的妻子，是军人家属。”伯母的话刚说到这，伯父连连摆手：“我放心了，是随军人调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