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何不同意过继侄女？【4】

　　我的婚事，伯父伯母操心不少

　　我步入工作岗位后，面临着谈恋爱的具体问题，伯母提醒我：“对方最好工作表现不错，群众关系好，但也要考虑他的家庭可靠。”伯父用现身说法来也启发我，讲自己在巴黎曾经有过一个女友，人各方面均不错，只是后来两人志不同道不合而各自扬镳。伯父没讲我谈的对象合不合适，只讲了自己的经历，讲了自己的爱情观。我心里不断琢磨着，努力悟着伯父的意思。当时，我发现，伯父不仅仅是我的长辈，更像一个知心的友人。

　　我在工作与为人处事方面，没让伯父、伯母操多少心；真正让他们为我牵挂多的还是自己的婚事。1958年的夏天，妈妈的一个朋友将自己的一个亲戚介绍给我。他是在莫斯科留学的大学生，没上过大学的我也希望找个大学生当自己的“老师”，便打算征求一下伯父与伯母的意见。“你的婚姻问题能不能在25岁以后解决？我们中国人口基数大，要实行计划生育，从你们这一代开始要提倡晚婚。你看，晚点成家如何？”向来听话的我爽快许应后，伯父的脸上浮现出由衷的笑容。

　　仿佛我与留苏学生特别有缘，一次伯父的养女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来西花厅时，带来了她留苏时的一个男同学。很明显，是要介绍给我。伯父一听介绍，很高兴，吩咐卫士叔叔掏出100块钱，“安排他们好好吃顿饭”。那是困难时期，他此举不仅是表示预祝，也是让我们藉此大快朵颐。但又由于时代原因，我没有征求伯父、伯母的意见便主动终止了交往。

　　不知不觉，我已是25岁的大龄姑娘了。有一天，聂荣臻元帅留苏回来的女儿聂力，出于关心，也把自己的同学推荐给我。在接触中，我俩谈得很投缘，感觉对方很适合自己。但是，当时中苏关系紧张，伯母开导我，语气比较严肃：“现在中苏关系紧张，苏联的克格勃特务机构很厉害，无孔不入，你现在交往的这位朋友在苏联上过学，在那里有许多熟人，一旦你俩成了夫妻，经常出入西花厅，会不会无意间被苏联克格勃所利用？”伯母的话虽没明确表态反对，但理智的我没有一点犹豫：“您放心，我再也不会同他往来了，再喜欢也得断这门亲事。”真的，有缘无分，我没法因为我个人的事情而影响大局，这次恋情便又搁浅了。

　　1963年，已经26岁的我还待字闺中，这可急坏了年近半百的妈妈。无意中，伯父的老警卫秘书何谦见青年军官沈人骅已30出头还没对象，便决意为我牵线。见面后，第一印象不错，英俊、谦和、稳重、正派、有知识。渐渐的，我了解更多了：党员，有技术，会四国外语，家庭背景好。

　　我知道伯母经常惦记我的婚事，认识这位空军大尉后，就一五一十向伯母讲了，请她参谋。一听说沈人骅的祖父是沈钧儒先生，伯母脸上露出了笑容：“这家人我们太熟悉了，他的爷爷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他的爸爸是西城区的人大代表、中南海门诊部的内科主任，他本人在部队表现很优秀。这样的人家，用不着再了解。”

　　第二年国庆节那天，我与人骅走到了一块。伯父欣喜地送了我们一件礼物——一张伯母在庐山拍的21英寸的大风景照。画面上的云雾似在流动，两个凉亭在云间若隐若现，十分传神逼真。我接受了这礼物，十分珍爱。直到今天，我的床头还依旧挂着这张照片。那天，伯母像嫁女儿一样，准备了好些既漂亮又实用的东西，并不顾身体虚弱，带着秘书张元阿姨登门道喜。

　　新婚后，我就搬出了中南海，但伯父、伯母的关爱始终如阳光一般沐浴着我。后来的几十年，我也从未间断去看望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