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救火队长"周恩来如何在"文革"中苦撑危局【6】

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

随着“文革”狂潮肆虐，11月10日，以王洪文为首的赴北京告状的1000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员，在上海西北郊30公里嘉定县境内与昆山、青浦交界地方京沪线上一个小站安亭受阻后，卧轨拦截开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制造了京沪线中断31小时的“安亭事件”。而代表中央文革前去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张春桥竟背着中央，置周恩来有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的电告不顾，与王洪文等造反派头头串通一气，公然擅自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承认他们的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并把这个事件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上海市委。张春桥与工人座谈时煽动说：“如果工厂不搞‘文化大革命’，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

更使周恩来为难的是，张春桥的处理意见后来却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

“安亭事件”虽然平息了，但铁路交通却更混乱了。在北京的周恩来极为焦虑。他打电话给正在挨斗的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丕显同志，你一定要保证铁路运输正常，不要让他们把铁路运输搞乱了。”

几天后，周恩来找到调国务院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谈话，要余秋里抓紧准备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力求把1967年的计划安排得早些、好些；要谷牧组织一个班子，研究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正在这时，陈伯达却把他代表中央文革小组主持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规定》交给余秋里、谷牧。这个《十二条规定》提出：“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联”，“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等等。这个自称“小小老百姓”的陈伯达，还胁迫余秋里、谷牧在一个星期内提出意见，给予答复。显然，陈伯达此举是代表中央文革向周恩来一贯强调的意见示威。

11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谷牧就陈伯达起草的《十二条规定》汇报，并建议近日召开全国工交座谈会，研究工交系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周恩来同意把陈伯达的《十二条规定》拿到工交座谈会征求意见。17日，在工业交通座谈会上，参加会议的七大城市和各大区主管工业的负责同志强烈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已使工交战线出现混乱，许多大型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部门面临停产、停运的危机。刘澜波、吕东、吕正操等部长们，在会上严厉批评陈伯达炮制的《十二条规定》，反对“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联”、“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等条款。

11月19日，周恩来亲临工交座谈会。他指出，工交战线进行“文化大革命”，必须充分考虑企业的特点，要在党委领导下分期分批进行。“工人要坚持8小时工作制，不能擅自脱离工作岗位，不能搞跨地区串联。” 他还告诫与会干部，“现在的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要学会因势利导。‘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大家在抱定这种精神挺身而出为党和国家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

根据周恩来讲话的精神和座谈会上的意见，谷牧组织人员对陈伯达的《十二条规定》做了修改，改定为《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规定》），针锋相对地指出：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工厂不能停产闹革命；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8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联等等。

陈伯达看到《十五条规定》后，恼羞成怒，立即将谷牧、余秋里找到他的住处，要他们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陈伯达阴阳怪气地说：“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瞧不起。你们有什么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听了余秋里、谷牧的汇报，周恩来说：“没有这么严重。”

11月22日，周恩来与李富春一同到毛泽东处，把这次工交座谈会及《十五条规定》的情况做了汇报，毛泽东基本同意了《十五条规定》。

但林彪、江青一伙却不顾毛泽东的意见，肆意要把工矿企业搞乱，以便他们在乱中夺权。从不过问工农业生产的林彪，从12月4日至6日，却亲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关于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会议开始时，谷牧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的《汇报提纲》，汇报了工交座谈会和《十五条规定》。

谷牧汇报还没讲完，中央文革一伙就迫不及待，纷纷起来指责。他们攻击说：“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他们胡说：《汇报提纲》“集中地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

张春桥气势汹汹地指着谷牧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绪。”陈伯达歪曲事实，颐指气使地指责“发这个提纲是搞突然袭击”。他说：“《汇报提纲》没有同我们商量，特别是事先没报告主席和林彪同志。”

一直沉默未言的周恩来清楚，他们一伙的攻击矛头，名为责难谷牧的《汇报提纲》，实际上是对准自己的。对陈伯达的无理指责，周恩来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搞的，是开夜车搞出来的，来不及征求意见。我们的目的也是想在林彪同志面前把各大区、各省同志的思想反映一下。”最后，周恩来在会上讲话，一面主动承担责任，一面为主持和参加会议的同志开脱。他说：“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要负起责任来，不要诚惶诚恐。当年打仗的时候都可以入火海，都可以坐牢、下地狱，现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继续摸索经验。”

会议最后由林彪做总结发言。他字字句句地定性说：“这次工交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不对头，需要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他还针对周恩来多次讲过的“大势所趋，欲罢不能，势不可挡，要因势利导”，批驳说：“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种革命进入到工业、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

在林彪的支持下，会议被迫通过了经修改过的陈伯达起草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六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革大革命”的指示》。为此，“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全面进入广大工矿和农村。

周恩来忧心如焚，他最为焦虑的是：这场“革命”越闹越大，将会严重地破坏我国的生产力，从而产生比“大跃进”更为严重的后果。为此，他充分利用由余秋里、谷牧、林乎加负责的“小计委”主持经济工作，要他们住到中南海国务院院子里，保持着国务院和各经济部门及各省市的联系，以维护生产的正常运转。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农民不种田了，没粮食吃了，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至1966年11月下旬，毛泽东已经先后8次接见了外地来京串联的师生和红卫兵，仅受到最高领袖接见的外地师生和红卫兵人数就达1100多万。

如此巨大的人员流动潮，潜伏着重大的事故隐患。全国红卫兵的“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大串联，给本来就严重不足的铁路运力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这是周恩来早就预料到的。为使铁路交通命脉不至于中断，周恩来亲自坐镇指挥铁路运输。他每天都要亲自看《铁路运输简报》，早晚都要找有关负责人开会，了解全国铁路运输情况，研究对策。无论哪个地方交通中断，他都要亲自打电话追问，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地劝说、教育或批评造反派。他的工作，不分昼夜。

没想到，在全国的混乱逐渐加剧的情况下，铁路的混乱也越发不可收拾。在铁路系统，得到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们，气焰越发嚣张。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篡夺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

上海“一月革命”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在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为此发表评论员文章，其中用毛泽东的话说：“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2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进一步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

此后，一场周恩来做梦也想不到的全面夺权风暴，在全国掀起，从中央各部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以至各行各业都不能幸免。“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狂潮更加泛滥，一场空前的社会混乱降临全国。

周恩来所要解决的，是从未遇到过的困难；周恩来所要承受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和痛苦！在全国的所谓“夺权斗争”中，铁路部门的夺权更甚。

大夺权风暴迅猛刮向全国各地，致使铁路运输陷于瘫痪、半瘫痪。铁路部门大批各级领导干部相继被夺权、揪斗；广大职工或分裂成几大派，或外出串联，停产闹“革命”，铁路运输生产大幅度下降；保证铁路正常运输的各种规章制度，被当作“修正主义管、卡、压”，难以执行。大夺权使高度集中、统一的铁路管理处于无政府状态，铁路干线不时中断、停运，待运的旅客和生产物资大量积压。

1月19日凌晨，为恢复铁路交通秩序，周恩来召集铁道部联络站和长春、大连、齐齐哈尔、广州、武汉等地铁路部门的职工代表谈话，对“停产闹革命”提出严厉批评。他说：“工人离开工作岗位到北京来，这叫丢生产，跑革命，是假革命、不革命。现在各地都叫造反派，大家丢开业务不管，这是要批判的。丢开业务闹革命，那革命不就落空了吗？现在吕正操部长被揪来揪去，我连部长都找不到了，我替吕正操当起了铁道部长，这种情况对铁道部不利。大家回去一定要说服出来串联的工人，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把自己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搞好。”

1月27日晚11时至28日晨7时，周恩来接见铁路系统造反派代表，严厉批评铁道部造反派的夺权错误，责令他们“要立即成立一个业务小组，昼夜值班，保证业务不中断。我每分钟打电话都要有人，铁路交通一时一刻也不能停下来。”2月1日，他再次接见铁道部造反派代表，批评说：“为什么就联合不起来?再这样下去，我要对铁道部实行军管。我给你们开过7次大小会议，强调全国交通大动脉不可一刻中断，你们有时就是不顾一切。你们想想，是一个单位重要还是全国重要?是一个人重要还是七亿人民重要?要在脑子里夺‘私’字权。”

周恩来采取种种措施，仍然没能制止住铁路交通停运。于是，他下定决心对铁路系统实行军管。当即将齐齐哈尔铁路交通受阻的报告送给毛泽东。3月19日，毛泽东批示：“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该实行军事接管，迅速恢复正常秩序。一切好的铁路局，也应派出军代表，吸取那里的好经验，以利推广。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

遵照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周恩来主持起草一份对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及其所属重点企业实行军管的文件。3月21日晚，周恩来召集这3个部的负责人和群众组织代表开会，负责国务院工交、财贸、计划工作的李先念、谷牧、余秋里等同志出席会议。周恩来宣读了毛泽东的批示后，强调说：“经我们研究，铁路、交通、邮电要实行全面军管。1月底，我就提出民航局归军队管，现在是3月份了，不能再耽搁了，无论如何要把2季度的生产搞好。铁路、轮船、交通、码头、汽车、港口、运输公司，派军管小组或委员会先管起来，由谷牧同志负责。”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竟然不顾毛泽东的批示，对实行全面军管进行刁难、阻挠。林彪指责说：“军管如果搞得不好，军队也会执行一条拿枪的刘、邓路线。”他们还节外生枝，挑剔说：对军管后军管会如何执行毛主席路线、如何坚决支持“左”派闹革命写得不够。因为林彪、江青一伙的阻挠，对铁路、交通、邮电军管一再拖延，交通运输受阻情况进一步恶化。

5月31日上午，周恩来接到国务院联络员办公室的一份紧急报告，其中反映：郑州、徐州、蚌埠、金华、宣化等铁路枢纽站段两派武斗，炸毁机车，停止作业，致使京广、津浦、陇海、浙赣等4条主要铁路干线均处于瘫痪状态，仅徐州一处就停开货车69列……

这还了得，连基本的社会秩序都没有了，简直无法无天。“必须发挥国家权力的强有力作用，对铁路交通的军管再也不能拖下去了。”周恩来主意已定。

他立即拿着紧急报告去找毛泽东。他说：“主席，铁路交通关系到全国的经济命脉，一旦中断，国民经济局势不可收拾。对铁路交通的军管，应立即实施，不可再拖。”毛泽东思索片刻，同意周恩来的建议。

告别毛泽东，周恩来立即召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谷牧、余秋里等人于当天下午到国务院开紧急会议。

对中央文革，周恩来采取了先斩后报的办法。会后，他将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和会议商定的措施，连同铁路中断情况的电讯，一并送陈伯达、康生、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并告：“拟为此事再发一告铁路轮船职工书。定稿后再送阅。”

还没有等中央文革的人醒悟过来，第二天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便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署名的形式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

命令下达，铁路、交通运输部门立即实施了军事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