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救火队长"周恩来如何在"文革"中苦撑危局【3】

“文革”中的周恩来殚精竭虑保护干部

1966年12月2日，周恩来审阅新华社报道11月28日“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的新闻送审稿时，在其中点名称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和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齐燕铭、田汉、阳翰笙等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3处文字旁画了双线。随即，他将阅后的送审稿送毛泽东审批，并附信说明：“这一报道，已经文革小组通过，并经林彪同志审定。在第七、九、十三页中有3处指名批判了一些人，是否合适，请主席批告。”第二天，毛泽东在审阅时，把这3处点名批判的人名勾去，并批示： “退总理，已作修改，请再酌。”周恩来阅后批告陈伯达、康生、江青“速即照毛主席批改件发表”。

12月4日，周恩来得知在江青、戚本禹策动下，一伙造反派于凌晨揪走了彭真、刘仁、万里、林默涵、夏衍、田汉、许立群后，十分焦急不安。江青却对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得意地说：“小将们干得漂亮！群众起来了，你们想保也是保不住的。这一下你这个卫戍司令也甘拜下风了吧！”周恩来当即严肃指出：“不能随便把人抓走！”同时，他指示北京卫戍区、公安部立即把人找回来，并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向有关红卫兵组织打探被抓人的下落。情况查明后，周恩来严厉批评这种绑架行径，勒令他们不要搞游街示众，将被揪走的领导同志立即放回。随后，他又指示卫戍区制订保护方案，保卫好他们的安全。经周恩来批准，卫戍区把这些同志护送到安全住地。

当时，国务院各部的部长们几乎都成了红卫兵、群众组织的“靶子”，随时可能把他们揪出去批斗一番。这一批部长级的干部，既要坚持工作，又要参加劳动，还要接受批判，许多人精神上体力上难以支撑。周恩来怕这些部长们承受不了，心痛地说：“他们在外面根本休息不了啊！应该把他们接进中南海休息。”但是，对外又不能公开讲，只好让秘书发通知，以开会或写检讨的名义轮番请这批部长们住进中南海“工字楼”宿舍。这样，他们进来几天，休息一下，再出去挨斗，而且规定时间送回来，身边同志称之为“倒班出去”。对有些部长，他还特别叮嘱，不要轻易出去，要离开中南海须经过他批准。一时间，中南海“工字楼”成了一些部长的“避难所”。

1967年1月30日，国家建委主任谷牧从四川、云南、贵州考察“三线”建设情况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就被国家建委的造反派揪走。周恩来派到各部委的联络员得知后，立即向他报告。他对联络员说：你赶快找建委机关的造反派交涉，要他们把谷牧同志送到中南海，就说总理要听谷牧关于“三线”建设情况的汇报。第二天，造反派们开完批斗谷牧的会后，不得不按照周恩来的要求，把谷牧送到中南海北门，交给周恩来的联络员。为防止造反派再把谷牧揪走，周恩来叫谷牧不要回家，就暂住在中南海。

2月1日，周恩来接见工交口造反派代表时明确指出：“谷牧不是‘黑帮’！谷牧的问题我早就讲过了，他犯了错误，应该让他向建委的同志检讨。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掌握的材料说明，谷牧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在国务院有工作，要他检查，可以定好时间，不要揪来揪去。”

在“文化大革命”中，相当多的爱国民主人士受到严重冲击和残酷迫害。为保护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爱国民主人士，周恩来冲破重重阻力，排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千方百计地竭诚保护他们。

“文革”发难时，张治中正在北戴河休养。当时，红卫兵横冲直撞，到处抄家、揪人、批斗。周恩来考虑张治中性格刚强，担心他对突然袭来的“文革”狂飙没有思想准备，怕他回京后遭受红卫兵冲击而发生意外。于是，周恩来想法提前给他打招呼，向他介绍一些“文革”发动以来的情况。他决定安排中共中央统战部派一位负责同志到北戴河，向张治中等爱国民主人士打招呼。同时，周恩来对张治中家也采取了保护措施，由北京卫戍区派1个连和1个营部住在张治中等爱国人士家的附近。战士们身穿便衣，佩戴红袖章，同前来的红卫兵周旋。

1966年8月底，张治中刚回到家，红卫兵就来“造反”、抄家，先后来过5次。红卫兵第2次来抄家时，竟然指着张治中的鼻子质问：“你是什么人？是什么历史？”张治中愤怒地从靠椅上颤抖着站起来说：“我的历史你们可以去问毛主席和周总理！”张治中的家被抄后，周恩来得知很气愤。在接见红卫兵代表时，他说：“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张治中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时，张治中先生亲自迎送毛主席，保证了主席的安全。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你们不要再去了。”

但是，在林彪、江青一伙唆使、纵容下，红卫兵们还多次要揪斗张治中。对此，周恩来深感不安。为了保护张治中，他进一步采取措施，让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找一位负责同志把张治中秘密护送到解放军三○一医院，只允许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同他联系。

同年8月29日夜间，全国人大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的家里来了一伙气势汹汹的红卫兵，他们来自北京大学经济系，手持“红宝书”向84岁高龄的章士钊和他的全家宣读“革命道理”，旋即开始了一场所谓的“革命行动”。

红卫兵在查抄章士钊家里的东西时，发现了毛泽东与章士钊的合影及写给章士钊的信札，这才感觉到章士钊不是一般人，稍稍收敛了一些。

红卫兵走后，章士钊气得发抖，他颤悠悠地从卧室里走出来，有气无力地对孩子说：“拿纸笔来。”女儿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关切地说：“休息吧，明天再写！”章士钊坚决地说：“不，现在写，给毛主席写信！”

这封求救信写好后，第二天便送了出去。信中反映了红卫兵来抄家时的粗暴情景，并恳求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

毛泽东当天就收到了章士钊的信，生气之余，便当即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周恩来见到毛泽东的批件后，首先严厉批评了策划组织这次查抄活动的有关人员，并立即要求把抄走的东西全部归还，并派两名解放军战士到章家负责保卫工作，且将章士钊秘密转送到三○一医院加以保护。同时，周恩来就此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在这份名单中直接点出名字的有13位高级民主人士，他们都是在国内和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

名单写好后，周恩来指示秘书通过公安部立刻送到中共中央统战部，让他们落实具体措施。

负责办理保护事宜的中共中央统战部，此时已处于自身难保之势。中央统战部的领导们有的被批斗，有的靠边站。接到总理指示后，他们心里明白，周恩来这一招，实际上也是以中共中央名义赋予几乎陷于瘫痪状态的中央统战部一种特定的政治权力。

照着周恩来拟定的名单和中央统战部根据批示的原则提出的全部人员的详细名单，一张由周恩来亲自布置的保护干部网在“文化大革命”中迅速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