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治水如打仗 周恩来三上三门峡【9】

　　在毛泽东关注、周恩来踏勘的中堡岛上

　　尽管周恩来在南宁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心里充满苦闷与矛盾，但有两点他始终如一：他的苦闷埋藏在心里，决不在外人面前流露，包括他的家人和部下；也许他用工作排遣不快，也许工作本身使他忘我，总之，工作是他最大的乐事。他一旦工作起来，就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过一样，仍然是那样事必躬亲，仍然是那样心细如丝。如同一位诗人所言：工作是美丽的。

　　南宁会议后，周恩来访问朝鲜归来，风尘仆仆乘火车赶到武汉，2月26日，周恩来在李富春、李先念的陪同下，率领中央各部委、省市负责人以及各方面专家100多人，乘“江峡号”溯江而上，开始对三峡地区的考察。大部分人都没去过三峡，在船上大家兴致很高，谈笑风生。可天公不作美。那几天，天气阴沉，鹅毛大雪纷纷扬扬。上岸后，周恩来头戴一顶皮帽，身着黑灰色呢子大衣，不一会儿，他身上也白花花的一片。他站在荆江大堤上，仔细听林一山等人的情况介绍，询问这一带的历史沿革和抗洪情况。

　　林一山抹着脸上的雪花，对周恩来恳切地说：“为了确保荆江大堤，必须尽早修建三峡大坝。大汛时把大量洪水拦住，可降低荆江水位，即使再遇到1954年那样的洪水，分洪区也可不用。”

　　江风掠过江岸，一阵紧似一阵，周恩来环视四周，告诫林一山：“我站在荆江大堤上，却感到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三峡大坝未兴建之前，洪水的威胁依然存在，荆江大堤一定要加固加高。”

　　离郝穴不远的祁家渊，是荆江大堤最险要的堤段。那里有一座170年前为防止河岸冲刷而修建的导流顶坝，周恩来盛赞古人的智慧：“这是1780年建筑的，它充分表现了我国劳动人民和古代水利专家的智慧。170年前有改变水流方向的思想可不容易啦！”下午2时，周恩来来到沙市，顾不上吃午饭，匆匆吃了几块点心，就同荆江地委负责人座谈治理荆江和加固大堤问题。他指着地图上九曲回肠的荆江，嘱咐着：“长江是个不平凡的对手，不能等闲视之！我们要从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从长江上中下游出发，以修建三峡大坝为主要工程，从根本上解决长江的防洪问题。”一小时之后，他又乘江峡号客轮西上视察三峡。船过秭归时，周恩来让会议暂停一下，让大家看看岸上的风光。他向苏联专家说，这是中国古代大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乡，《离骚》等诗篇已由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译成了俄文。

　　3月1日上午，“江峡号”在南津关下牢溪附近泊岸。周恩来健步踏着青石板路，攀上了南津关制高点，环视大江东去，还看了三游洞和打的斜钻孔，了解了溶洞情况。美国萨凡奇曾提出以南津关作为三峡大坝坝址，这可作为一个选择的重点。下午，看了三斗坪坝址。周恩来和大家到中堡岛实地观察。在一个土台上，摊开设计图纸，由李镇南总工程师汇报了三峡枢纽布置及施工方案，周恩来对照地形作了详尽的了解。在观看地质钻探岩芯时，周恩来取出一截岩芯，反复观看，爱不释手。他说了自己的想法：“光我们说好，还不行呵！能带一截岩芯给毛主席看看，让主席也高兴高兴才好。”他回头问地质人员：“能让我带走一截岩芯吗？”

　　地质人员回答：“当然可以！能献给毛主席一截岩芯，太好了！”

　　周恩来从岩芯箱中拿起岩芯牌，按照管理制度，在编号卡片上签了“周恩来”三个字。这块岩芯后来带到了北京，珍藏在总理办公桌上的一个玻璃罩中。

　　3月2日上午，周恩来在船上主持开会，苏联专家组组长德米特利也夫斯基汇报了三峡水利枢纽建设的技术、造价、工程期限等问题，对南津关和三斗坪两个坝址的优劣作了分析比较，认为建设三峡大坝的结合效益是肯定的，技术上是有把握的。这天的天气晴朗，冰雪消融，空气显得格外清新。下午，周恩来提议不开会，和大家一起游览了巫峡景色。他走出船舱，倚在船栏上，欣赏着两岸奇丽壮观的景色，江水拍打着船舷，反射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他的面容显得格外柔和，哦，有多少日子没有这样舒展一下，这样轻松一下了。

　　3月3日，周恩来在船上主持讨论，要求各位敞开思想，各抒己见。这次讨论的主题是：需不需要修建三峡大坝，能不能修建三峡大坝，是不是要争取提前修建这个工程。他边听发言，边做记录。这是林一山与李锐争论的老问题，在南宁会议上，两人各自力陈了自己的主张。这天讨论，“两个冤家”又到场，李锐仍不同意林一山的意见，他认为三峡工程综合效益很理想，但不同意以三峡作为控制利用长江水利资源的主体，他说，应该先开发支流，先小后大，先近期后远期。长江防洪问题不大，加高堤防就可解决。李锐发言后，周恩来让钱正英谈谈。钱正英赞成修建三峡水利工程，不同意李锐的意见。还有人说了别的主张，争论的气氛很浓。

　　3月6日，周恩来在重庆主持讨论了林一山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总结纪要》，周恩来全面总结了几天来讨论的情况。他先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三峡的指示：如有可能，就要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如何积极准备呢？周恩来说：“这次会议是根据南宁会议召开的。在南宁会议上曾提出兴建三峡的可能性问题，现在就是要听听苏联专家和各部门兴建三峡的意见。要回答这一问题，当然要涉及全江，要谈整个长江流域规划。因为积极准备兴建三峡枢纽，必然的要联系到远景与近期的开发，干支流的关系，大中小型工程的结合，上中下游的兼顾及水火电的比例等一系列的问题，也就必然涉及长江流域的综合利用，整个工业的部署和电力网的设立等。”他认为两年来的争论是必要的，不争论哪会有这样多的材料回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争论只要是不妨碍工作，有利工作，就应当提倡鼓励；三峡是千年大计，对问题只发展一面，很容易走到反面，为三峡搞得更好，还是可以争论。”

　　3月8日，中共中央在成都举行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有关部门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在讲话中也谈到了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和河北省的水利建设，毛泽东建议“三峡问题，就在这里解决”。为了结合实际，毛泽东提议去看看都江堰。

　　3月21日是个难得的好晴天，上午从成都金牛坝招待所出发，午后时分便到了二王庙后的玉垒山腰。毛泽东在周恩来、朱德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等的陪同下，站在玉垒山腰纵览都江堰全貌。

　　都江堰管理处处长张建中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介绍说，都江堰在晋代和唐代时称为湔堰、都安堰、犍为堰，到宋代时才叫都江堰。都江堰灌区整个工程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灌县城下的渠首工程，也就是通常说的都江堰；另一部分是分布在成都平原上的成千上万条支渠分堰。最能显示这项工程的高超技术的，是渠首工程。它主要由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宝瓶口引水口三大部分组成。鱼嘴堤像一弯新月，把刚从高山峡谷中奔腾而下的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它前部伸向上游，尖端如同鱼嘴。外江为岷江正流，主要用来排洪；内江为岷江别流，主要用来灌溉。鱼嘴的布置非常巧妙，它根据灌溉和防洪的需要，按一定比例分水：枯水季节，外江四成，内江六成，以利灌溉；洪水时期，比例正好相反，以利防洪。而宝瓶口的大小深浅更是精妙无比，大了，小了，深了，浅了，都会带来不利的后果，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宝瓶口。古书上所说“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的“天府之国”，主要就是指都江堰灌区。

　　毛泽东闻言，连连赞叹：“好，很不错，中国古代人民真不简单！”

　　回到成都后，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在大组会上作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25日，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周恩来的报告。

　　毛泽东认真审阅了周恩来的报告，并在报告的第一项中加写了一句话：“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还在第五项中，针对要正确地解决长江流域规划工作中的六种关系，又加了一条：“发电与用电（即有销路）”关系。

　　在这次成都会议上，一些决议或多或少地受到大跃进思想的影响，但是，关于三峡工程及长江流域水利规划的决定却例外。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三峡工程问题上坚持按科学规律办事，认真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专家的意见，才使关于三峡工程的决定体现了严格的科学精神，直到今天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性。4月5日，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文件明确指出：“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做出决定。……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

　　可以说三峡工程的预想，是毛泽东“大胆设想”和周恩来“小心求证”风格的完美结合。

　　正如两位伟人所期冀的那样，有关三峡问题一直在“积极准备”，一直在争论，不论是大刀阔斧，还是小心翼翼，争论中的三峡问题一直在朝前走。1970年，在丹江口水库建成后，水力部门建议先上三峡下游较小规模的葛洲坝水利枢纽，以解决电力发展的需要。周恩来主持研究后，同意这个建议，并认为葛洲坝工程可作三峡的实战准备。周恩来把这个意见和当时存在的不同意见即先上三峡的意见同时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批准了先上葛洲坝的意见。但是，在当时那种动乱形势下，下边一听到毛主席批准了，就自行放炮开工，根本没有报批设计，形成严重失控。钱正英于1971年初从国外访问回来，即受命去工地检查工作，发现设计方案还存在严重问题。周恩来连续听了几次汇报，决定修改设计。但在边设计边施工的情况下，工作越来越被动，施工中还发生严重事故。这对于一个大型工程来说实在是致命伤。可是已经宣布开工，又是毛主席“亲自批准”，谁敢将工程停下来！正在骑虎难下、进退维谷之际，周恩来抱病于1972年11月召集会议，听取钱正英等的汇报。那天，会议从下午3时一直开到晚上9时，护士一次一次地给他送药，其他领导同志一遍又一遍地恳求他休息，都被他拒绝了，因为问题尚未解决。最后，他责成有关方面的九人，由当时不同意先上葛洲坝的同志主持，重新讨论葛洲坝应该上还是应该下，并向中央提出报告。经九人充分讨论后，一致认为，葛洲坝工程的问题是没有按基建程序办事，勘测设计工作太粗，投资估计过低，施工准备不足；把这些因素充分考虑后，它的经济效益还是好的，也有把握可以建成，因此提议在做好设计的基础上继续建设。周恩来同意这个意见，果断决定上述九人组成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以林一山为主任，负责制定设计方案和解决建设中的各项技术问题。1974年9月，经周恩来批准，葛洲坝于当年底重新开工，从此工程进展顺利，然而此时的周恩来已经进行了癌症的第一次手术。当葛洲坝截流成功之时，周恩来的骨灰已经洒进江河大海。

　　时光转眼又是20年。

　　1994年12月14日，两位伟人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在毛泽东关注、周恩来亲自踏勘过的三峡中堡岛上，开工的礼炮炸响了几代人的夙愿，国歌声中，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呼唤两个名字：毛泽东与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