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治水如打仗 周恩来三上三门峡【5】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

　　水这种变化无常的流体，给人类造福又造孽。即使像三门峡这种工程，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已经是慎之又慎，在进行之中，还是出现过不少问题。许多问题无法预料，人们只能遵从“失败是成功之母”的哲理，走几步跌一下，爬起来再走。

　　毛泽东在巡视三门峡时，曾担心泥沙过多而使水库成为泥库。这种担心成了事实。三门峡水库1960年9月开始蓄水，仅一年半的时间，水库就淤了15亿吨泥沙，不仅三门峡到潼关的峡谷里淤起厚厚的泥沙，就是潼关以上，渭河和北洛河的入黄口，也淤了“拦门沙”。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引起各界的关注，议论颇多。首当其冲的陕西省反映最为强烈。他们多次向中央反映，甚至到毛泽东那里告了“御状”。1962年4月，在全国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提出第148号提案，要求三门峡工程增建泄洪排沙设施，以减轻库区淤积。会后，周恩来亲自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办法。此前三门峡水库已由“蓄水拦沙”运用，改为“滞洪排沙”运用，但仍未制止淤积。到1964年11月，总计淤了50亿吨，渭河的淤积影响，已到距西安30多公里的耿镇附近。

　　在中央的会议上，周恩来坦白地说：“三门峡的水利枢纽工程到底利多大，害多大，利害相比究竟如何，现在还不能作结论。原来泥沙多有问题，现在水清了也有问题。水清了，冲刷下游河床，乱改道，堤防都巩固不住了……洪水出乱子，清水也出乱子。这个事情，本来我们的老祖宗有一套经验，但是我们对祖宗的经验也不注意了。”有人把建三门峡工程这件事都推到苏联头上。周恩来不同意：“三门峡工程苏联鼓励我们搞，现在发生了问题，当然不能怪他们，是我们自己作主的，苏联没有洪水和泥沙的经验。”他承认，现在看来三门峡工程上马是急了一些，一些问题不是完全不知道，而是了解得不够，研究得不透，没有准备好，就发动了进攻，这一仗一打到现在很被动。黄河规划时间短了些，搞得比较粗糙。

　　1964年春天，邓小平总书记到西安，陕西省对三门峡的淤积问题意见更大了。邓小平把王化云找去。王化云说，要解决三门峡库区淤积，还得靠上游修拦泥水库，三年修两个，见效快，花钱也不多。邓小平回京后指示中央书记处找水电部定方案。当时，周恩来正出访非洲，彭真开会过问了此事。会上，刘澜波和钱正英都不赞成修拦泥库的方案。周恩来出访归来，不顾旅途劳累，深夜打电话把钱正英找去，详细询问三门峡工程情况，要钱正英去现场勘察。毛泽东听到陕西省的反映，焦虑不安，又没见到解决的确定方案，便对周恩来说：“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

　　炸坝是否可行？陕西省有意见不说，水电部和黄委会的意见也不一致，周恩来决定专门开一次治黄会议解决淤积问题。

　　这次会议原定1964年10月召开。10月15日深夜传来了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16日下午，中国西部上空升起了一片巨大的蘑菇云。这是历史相映成趣的一天，一个“上天”，一个“下台”，两个消息震惊了世界。世界形势是否会起变化？毛泽东说且慢，他让周恩来先到莫斯科去摸摸底，观察一下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关系有没有得到改善的希望。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后，与苏联领导层进行了频繁的接触，表达了中国党和政府希望改善中苏关系的诚意。然而，正当周恩来准备继续与苏方谈兄弟国家的关系时，一件严重的不愉快的事件发生了：11月7日晚，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的招待会上，正当周恩来向一些苏联元帅走去的时候，迎面走来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他劈头盖脸地对周恩来冒出一句恶语：“中国人不要耍政治魔术。”周恩来一愣，很快猜出他的用意。因为在场还有一些西方国家的使节和记者，周恩来有意把马利诺夫斯基的话岔开了。可马利诺夫斯基却不肯罢休，进一步恶意挑动：“不要让任何鬼来妨害我们的关系，……俄国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任何毛，也不要任何赫鲁晓夫来妨害我们的关系。”周恩来闻言大为不快，但在这样的场合不便与他理论，只是严肃地故意对他说：“你的话我不懂。”说完就走到旁边去和别的元帅交谈。而马利诺夫斯基仍在喋喋不休：“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马利诺夫斯基见周恩来不搭理他，又跑去跟贺龙元帅纠缠，说得更明白了：“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立即反驳说：“这是根本不能相比的两回事，我们党和你们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的想法是根本不会实现的，而且是错误的。”马利诺夫斯基还说了一些极端粗鲁的话，攻击斯大林和毛泽东，都遭到贺龙的严斥。有感于此，中国代表团气愤地离开了宴会大厅，回到中国驻苏大使馆。第二天，当勃列日涅夫等到中国党政代表团驻地回拜时，周恩来就昨天的事提出了强烈抗议，要求苏方澄清：苏共欢迎我们来的目的之一是不是要当众向我们挑衅，是不是期待中国党也撤换毛泽东的领导。勃列日涅夫等辩解说，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一事他们是事后得知的，并感到不安和愤怒。但马利诺夫斯基不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他是“酒后失言”，不代表苏共中央，而且翻译上也有错，他已受到中央委员会的谴责。周恩来严辞驳斥：马利诺夫斯基并非“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这不是简单的偶然的个人行为，而是反映苏联领导层中仍有人继续赫鲁晓夫那一套，即对中国党政代表团挑衅，侮辱中国人民和中国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是连赫鲁晓夫在位时也未曾采用过的恶劣手段。周恩来表示，这事他回国后要报告中共中央。8日这天，美国、英国等国的通讯社根据头一天马利诺夫斯基的恶性事件从莫斯科报道，称：这里的权威人士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来当中共中央主席。周恩来对苏共领导人说，这并不是什么偶然的巧合，如果不是苏联领导人中有这种思想，马利诺夫斯基岂敢这样胡说八道？苏方说，马利诺夫斯基是胡说并已经道歉，这个问题已经结束。周恩来说，问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研究，要报告中央。勃列日涅夫说：“那当然，那当然！”11月14日下午，中国党政代表团乘坐的专机在北京东郊机场降落，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亲率数千群众迎候。周恩来与毛泽东等人紧紧握手，而后绕场一周，向群众致意。随后，周恩来直接从机场去毛泽东处开会，向中央汇报此次访苏情况。

　　治黄会议因此延期。直到12月5日，治黄会议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下召开。这是治黄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他对与会人员说：“我本来想用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去现场看看，由于临时有国际活动，回国后又忙于准备三届人大，离不开北京。”其间他要筹备人大和政协会议，又要处理外交和内政，忙得不可开交。他还是抽空参加治黄会议，有时实在分不开身，就委托别人组织继续开会，他派秘书来听。

　　这次会议也是一次充分民主、气氛异常活跃的会议。

　　会上出现了四种争论意见。“不动派”的代表人物，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汪胡桢认为“节节蓄水，分段拦泥”的办法是正确的，不同意改建三门峡枢纽；“炸坝派”的代表人物，河南省科委的杜省吾最为激烈，他发起言来，言语尖刻，嗓门又大，他甚至说“黄河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此语一出，满场皆惊，有人将目光转向周恩来。周恩来安详地坐在那里，耐心地听着杜省吾的发言。杜省吾也可能发现自己言有所失，停了下来，盯着讲稿上的字。周恩来提醒他：“你讲你讲，字看不清吧，前边那个字念错了……”杜省吾恢复常态，继续发言。他认为黄土下泻乃黄河的必然趋势，绝非修建水土建筑物等人为力量所能改变，主张炸坝；“拦泥派”的代表人物是王化云，这位被毛泽东称为能“化云化雨”的专家，当年陪同毛泽东巡视黄河就主张在上游多修水库，以拦为主，辅之以排，实行“上拦下排”的方针；第四种意见是“放淤派”，它的代表人物是林一山。这位同样被毛泽东称赞为“搞建设的人才”的“老延安”、时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他主张干支流沿程引洪放淤，灌溉农田，以积极态度吃掉黄河水和泥沙。四派之争，主要是“拦泥”与“放淤”两家之争。王化云和林一山发言时，周恩来没有到场。随后他派秘书到林、王住地和平宾馆，分别征询了林、王的治黄设想和具体意见。12月17日，周恩来召开了个小会，参加会议的除林、王二人外，还有水电部副部长钱正英、国家计委副主任王光伟、林业部党组副书记惠中权等人。周恩来先让林、王把各自的观点复述一遍，周恩来问林一山：“你有什么好办法吧？”林一山根据水库可以长期使用的理论，主张降低三门峡水库水位，以恢复潼关河段原黄河河床，即可解除对关中平原的威胁，同时，打开大坝底孔排沙，使水库泥沙进出平衡，将改造后的三门峡水库变成一个中型水电站。听到这里，周恩来问道：“底孔排沙，过去有人曾经提出过，他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学生，叫什么名字啊？”

　　有人回答：“叫温善章。”

　　周恩来说：“要登报声明，他对了，我们错了，给他恢复名誉。”

　　周恩来又征求其他三位领导的意见。最后周恩来说：“今天暂不作结论，你们可按各自的观点做出规划，明天再开会讨论。”

　　第二天，周恩来再次听取各种意见之后，作了总结发言，他谈了三点看法：其一，“治理黄河规划和三门峡枢纽工程，做得是全对还是全不对，是对的多还是对的少，这个问题有争论，还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观察才能看清楚，不宜过早下结论。”其二，“黄河自然情况这样复杂，哪能说治理黄河规划就那么好，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就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不可能！”其三，“当时决定三门峡工程就急了点。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对于争论的问题，周恩来也强调了几点：“不管持哪种意见的同志，都不要自满，要谦虚一些，多想想，多研究资料，多到现场去看看，不要急于下结论……不要自己看到一点就要别人一定同意。个人的看法总有不完全的地方，别人就有理由也有必要批评补充。”这也是周恩来自己对待不同意见和批评的态度。他具体地分析说：泥沙究竟是留在上中游，还是留在下游，或是上中下游都留些？全河究竟如何分担，如何部署？现在大家所说的大多是发挥自己所着重的部分，不能综合全局来看问题。他不赞成听其自然的“炸坝派”，但对其提出炸坝这种大胆设想的精神予以鼓励，他认为这样有利于发现矛盾，解决矛盾。对于反对改建的“不动派”，他也不赞成：“五年已淤成这个样子，如不改建，再过五年，水库淤满后遇上洪水，毫无疑问对关中平原会有很大影响。反对改建的同志为什么只看到下游河道发生冲刷的好现象，而不看中游发生了坏现象呢？如果影响西安工业基地，损失就绝不是几千万元的事，对西安和库区同志的担心又怎样回答呢？”对于“拦泥派”，周恩来谈道：“我看光靠上游建拦泥库来不及，而且拦泥库工程还要勘测试点，所以这个意见不能解决问题。”周恩来比较同意林一山的意见，先解决库区的淤积之急。林一山主张在黄河下游部分河段开展“放淤稻改”，即把黄河水引向农田，并在泥沙沉淀的基础上种植水稻。事实证明，由于沉淀的泥沙很肥，水稻能长好，因而大受农民的欢迎。在三门峡的改建上，周恩来也采纳了林一山的建议，降低库水位，恢复潼关河段天然特征，并按水库长期使用理论，打开底孔排沙，以实现库区泥沙进出平衡。

　　会后，周恩来要水电部送给与会代表一人一本《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当天夜里送到每个人的床头。他希望大家能以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认识黄河、改造黄河。